书法家有“入世”与“出世”情怀，“出世”有“避世”“抗世”“逆世”等多种方式。“逆世”情怀由来久矣——人类在自我生命价值日益更新中，必然遭受种种现实力量的阻滞，难以避免会有压抑、苦恼、不幸、哀痛等情绪，人们生活勇气、态度、心理必然打上承受这种境遇的烙印。这种情怀也直接导致艺术的生发、创造、变革，这种艺术的审美中也带着浓厚叛逆色彩。书家有“入世”担当，有“避世”理由，也有“逆世”正确性，一定程度上，在冲突、抗争、苦痛与死亡中涅槃的艺术品质，更能焕发出经久迷人魅力，如同黑暗中燃烧之烛光，更能照亮人生高贵与卑污、清明与龌龊，更能厘清艺术之高雅与媚俗。

　　时代造就“逆世”书法家

　　“逆世”书法家对社会变迁、人生苦痛有着强烈体验与超越意识，具有自觉自为的愤慨和忧患意识。但“逆世”情怀包含着社会历史发展某种必然要求，其审美内容、价值及其存在形态，会随着历史发展变化而变化，所以不能以过去或未来某种观念，衡量此时处于一定条件下形成的“逆世”价值。作为一种社会整体价值观补充，作为书法家情怀多元构成单元，作为书法艺术审美体系支撑力量之一，“逆世”情怀其存在同样具有重要社会进步意义。

　　与魏晋书家“避世”不同，在元代生存着一批“逆世”书家。时代板荡，13世纪蒙古贵族凭借马背骁勇戈剑霜锋， 1279年击破南宋统一国家。其时，国家政权主要掌控在蒙古贵族手中，汉人仅为其附庸赘属，这使得元代汉人书法家思想极端痛苦，身心压抑，这种心灵创伤不可能不导致书法家“逆世”情怀跃出与迸发。此时，以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为代表的一批书家，“逆世”情怀高涨，他们以与世有逆、铮铮气骨、清高孤傲面世，以写意、反对形似、点画狼藉、迥乎独异来表达自己悲怆、苦闷以及绝望心态。在生活上，他们身处泥淖之中而求精神独处，黄公望、吴镇都曾在市井以占卜为生，或行尸走肉，或穷困潦倒，以此来消磨岁月流光。吴镇之书，观其《草书心经卷》，笔迹苍莽如石松郁郁，节奏迅猛似疾风骤雨，结字结体时有讹误，愤世嫉俗之气，睥睨时事之心，显而易见。杨维桢之书，观其《真镜庵募缘疏卷》，拗逆无秀润，冷峭不婉约，笔画波磔宕跌，欹正多变，长短参差，轻重起伏，视角反差大，显得粗服乱头。明代吴宽《家藏集》中说他“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倒载而归”，正是他背潮流、逆社会之客观写照。倪瓒之书，观其《致慎独有道诗札》，笔画提按对比强烈，爽峻苍健，虽出身仕家，但毫无王孙富贵气象而尽显落拓之相、江湖之玩、激愤之慨。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虽然悲愤，但是“逆世”书家无法也不可能变改少数民族统治社会格局，只能以自己微弱之力来与世反争，求得心灵一隅平静。但作为一种既定特有书法现象，也确实给元朝书法带来栩栩亮色，在以赵孟頫柔媚书风主色调下，多了一些不同异彩，繁富着书法审美百花园圃，其进步意义仍然熠熠生辉。

　　“逆世”之中见真善美

　　“逆世”审美是一种严肃、深沉、高品位之美感形态，只有书法家与对立面产生严重矛盾冲突，才有可能形成并不断发展。唯此，书家情怀和审美才不至于被对立面归顺、同化乃至湮没。

　　几乎所有艺术都追求“真”，庄子在《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宋董逌在他《广川画跋》中说“妙得生意而不失真”，“真”即生命，艺术需要作者拥有一颗淳朴之心，亦或称“赤子之心”。“逆世”书法家因经受磨砺之多、挫折之甚，更能强烈追求自身生命之价值，更能深层思考社会、人生、审美之意义，得以在苦难中享受生活之乐趣，以超越苦难来感受生命之欢娱。他们不虚假乐观，不自甘平凡庸俗，以一腔真诚创作出“率真”之艺术。亦如明书法家徐渭，一生颠簸流离，在忧惧发狂之下9次自杀而未死，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晚年贫病交加，但徐渭洞悉世事，看破红尘，得以成全“真我”，回归生命自然本真之状态，以崇尚个体独立与自由跨进书法艺术之圣殿。求“真”务“真”乃是徐渭书法审美核心，他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说：“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他勇于超越时代打破以台阁体为主导之时代书风，开启和引领“求真”书风兴起，把明代书法推进新阶段。

　　传统艺术崇善尚善，《礼记》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书法功能来说，崇高足以激励人心，但悲壮更能激发前行勇气。“逆世”书家大多有着“悲壮”“悲哀”“悲愤”人生，人格炼狱般锻造，既给他们艺术涂抹上“悲壮”之油彩，也给他们艺术浸润着催人奋进之元素。所以，“逆世”书法艺术，比起“崇高”“优雅”“洒脱”审美，更能折射出不屈服不折挠之缕缕灵光，散发出书法家至善与倔强之灵魂。

　　“美”深深根植于生活之中，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活高度反映。世俗生活与艺术世界虽然都有“美”之存在，各有特点各有区别，但优劣雅俗不同。“逆世”书家生活在社会最基层，对审美艺术更具敏锐性更具穿透力，更能洞察出审美内质，更能抽象出纯粹之审美价值。祝允明，又一个历尽坎坷的书法家，他出生于明朝一个书香世家，屡试不第，后虽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但因排斥宦海生活而渐次养成“逆世”情怀。他主张艺术以“美”为归宿，认为只有功力而无精神境界，就没有“美”产生，他的《闲居秋日》《致元和手札》《燕喜亭记》无不秉承这一原则，不屑于步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后尘，一扫妍艳甜熟之风，展示出古拙雄强、豪放纵逸阳刚之美。所以后人评之，也多从“美”入手，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认为：“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公。”

祝允明《闲居秋日》

　　“逆世”审美所向

　　纵观“逆世”书家之作品，大多表现一种“沉郁顿挫”情感，这主要缘于书家忧愤、孤冷之心境。书法家为发泄忧愤，便常以“深幽孤峭”来寄托心中“幽情单绪” 。前文所述书家徐渭，其《青天歌》通篇字忽大忽小、忽草忽楷、忽轻忽重、忽枯忽润，以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之品质来表达自己怨愁满腹、愤世嫉俗之衷肠；其《草书轴》更是字字之间、行行之间，稠密拥挤，蜂蚁簇居，线条运行多扭曲盘结，踉跄跌顿。

　　为表现自我坚韧不拔、顽强不屈之生命力，“逆世”书作大多给人感觉有枯藤苍老、怪石嶙峋之境界。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南朝王僧虔《论书》曾对往古书家风格逐一比较，拟象尽管繁复多采，有高雅、有放逸、有疏宕、有纤细，但只要表现出雄健苍劲风格之书法家，多顶撞世事、不谙尘嚣，而呈流畅媚柔之书家，大多仕途坦畅、适命而安。究其苍茫风格成因，这一方面得益于书家对岁月迷漫之茫然——生活剥蚀、前程惨淡，使得他们文字变得苍古，生发含蓄幽深、扑朔迷离境界。另一方面，得益于书家强悍倔强之性格浸漫。他们因不随流而行，书写便多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明末清初书家王铎，时人誉为“神笔王铎”，其《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笔画圆浑健如钢筋，横平竖直迅捷如雷，大有暮色苍茫残阳如血之景致。

王铎《拟山园帖》

　　“逆世”书法家大多不回避“丑”，相反，他们认为形式之“丑”正是美本质需求。“扬州八怪”书作不仅有对失意人生之牢骚和对社会不满之发泄，也常以峥嵘殊绝、饤饾杂陈怪异书风张扬于世。金农就是以“丑”为美之典型书法家，书迹怪古奇逸，自称为“漆书” 。“漆书”这个词原并无褒意，常指头粗尾细特殊之用笔用墨方法。为求“丑怪” ，金农用墨乃自选“五百斤油”，幽光徐漾，写出字凸于纸面，稍一触指即为墨染。那丑怪趣味，便全融合在这黑、厚、重、凝之墨色中。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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