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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文艺评论发展的历程访谈录

2019-01-08 阅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海东 收藏

  编者按: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充分展示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进一步做好我院改开放40周年的宣传阐释工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结合我院实际,组织和策划了一系列宣传报道工作,其中做好我院专家阐释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工作是我院门户网站的一项重要工作。近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文艺评论的发展脉络、取得的成绩及未来走向等问题专访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退休老专家蔡毅研究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离退休专家蔡毅研究员近照

  蔡毅,男,1951年8月出于广东汕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二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被评为云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被授予“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项目数项。长期从事文艺理论、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工作。出版专著《幻想的太阳——宗教与文学》《文艺沉思集》《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不朽的魂灵——文学永恒性探秘》《价值之变——消费时代文学现象观察》《文坛与批评》《探寻真知》《为了心中的辉煌》和散文选《快乐的行走》《心灵中的圣地》。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过文学理论、评论与艺术评论文章数百篇。总计出版发表三百余万字作品,先后有五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共荣获全国及省、市一、二、三等奖40余项,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海东:蔡老师您好!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想请您谈谈这40年来,云南省文艺评论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先请您介绍一下云南文艺评论的发展历程。

  蔡毅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发展脉络与全国的情形基本一致,大体平行,但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边缘性,且实力相对较为薄弱,优秀作品不多。

  王海东:在文艺评论上,云南与全国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蔡毅研究员:改革开放的春雷震动了祖国大地,云南文艺界也随之进行了变革,积极进行平反与复兴重建工作。许多文艺创作者和评论者恢复自由,逐步投入工作;相应的机构得到恢复,文艺作品和评论作品也逐步推出,各种禁锢越来越少,思想的寒冬逐渐远去。

  王海东:这样的变革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人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从国家政策层面而言,地方与中央步伐基本上一致。那么,云南文艺评论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滞后性、边缘性和薄弱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蔡毅研究员:首先是观念上的落后,还是沿用苏联式的文艺理论,方法论也极为单一;其次是文艺评论作品质量不高、影响不大,几乎没有留下经典作品;再次是云南文艺评论工作者人数少,名家少,很少参与全国文艺评论活动。

  王海东:其实不光是文艺评论,其它学科(除了民族学、生态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在全国的地位也是如此。虽有“高原”,却没有“高峰”,有优秀作品,却没有伟大的经典。您所言的“优秀作品”或“经典”的标准是什么?

  蔡毅研究员:对我而言,凡是见识高、经验新、思想深、表述好、形式美,能够超越自己,给我以新奇感与思想情感启发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令我喜爱并敬佩的,就是好作品,就是高明的作品。值得向其学习。经典也必须具有这些元素。

  王海东: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文艺评论的发展经历了复兴、发展和繁荣的过程。请您给我们谈一谈云南文艺评论的阶段性发展情形。

  蔡毅研究员: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地方文学史问题,我也很难做出精准的回答。只能粗浅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文革结束后,万物复苏,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皆有新气象。平反工作积极进行,所以云南文艺界的老一辈工作者逐渐复出,振兴工作不断开展,但又因人才不足,资源不够,条件不备,自然成效不如北京上海那般卓著。在有限的条件下,逐步恢复、发展,也取得较好的成绩,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评论家。

  王海东:那么这40年来,云南文艺评论界有哪些优秀的评论家呢?

  蔡毅研究员:我省优秀评论家,老一辈有:晓雪、周良沛、苏策、彭荆风和余斌等人,当然他们也从事文艺创作。中生代有:项兆斌、冉隆中、宋家宏、李骞、胡彦与汤海涛等人。青年文艺评论家关注的不多,还需假以时日,方可评价。

  王海东:您如何看待时下的文艺界?与八十年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蔡毅研究员:对文坛的批评已经很多了,我也曾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出版过《文坛与批评》一书。在此,我倒更愿意跟你们年轻人谈谈八十年代的一些情形与感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高歌猛进的时代,一是社会自由而有活力,充满着冲破一切的勇气,敢于打破禁锢的束缚。二是参与度非常高,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搞创作的人多,搞理论评论的人也多,而且广受关注。这当然与文革有关,一开放,各行各业的人都满怀激情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所畏惧。三是文艺禁区较少,年轻人敢于挑战权威,提出新观点。当时,我一反陈旧观点,批评反映论,提出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创造活动。一些生猛的观点发表后,反响很大,多篇文章被转载。极大地激励我进行理论探索,且敢于摆脱所谓的权威,阐发自己的看法。我的《文艺沉思集》一书就是那时的结晶。

  王海东:您怎么看待这40年来发生的变化?

  蔡毅研究员:这40年来,国家强盛,科技发达,出版业高度发达,各种文艺思潮进入国内,各种方法广为人知,文艺评论的视野越来越开阔,方法越来越丰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学历越来越高,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多元;同时,国家投入的经费大大提高。这些都有利于文艺评论的发展,也催生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

  王海东:这的确是改革开放40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您们年轻时,想读书,却无书可读。上山下乡,耽误了大好的青春年华。与您们相比,我们年轻的学人是幸运的一代。请您给我们青年学人提些建议。

  蔡毅研究员:自知者明,知人者智。作为学者,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确立人生方向,树立高远理想。然后,沉下心来,一点一滴地积累、拼搏、锲而不舍,命运才会改变,理想才会实现。当然,个体命运也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是,若能坚守,终究会开花结果的,只是实现的程度不同罢了。

  王海东:个体犹如芥子一样卑微,但却含藏着须弥,虽受时代之限,但也能超越所处的时代。

  蔡毅研究员:是的。对于青年而言,这个时代有其优越之处:国家富强,各种科研项目愈来愈多,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条件日益改善,所以若能将这些优势条件与自己的研究有机融合,则可转不利为有利,促进科研学术更上一层楼。更为关键的是你们的起点高,不是在废墟之上,不仅能坐拥书城,还能得到良师益友的指导与帮助。西学东渐,西方的观念与经典大量涌入,能够开阔视野,甚至是进行国际学术对话,走向全球,成为世界级的学者。我们那时的精神粮食稀缺,看样板戏,电影就那几部,更别说阅读国外经典,就连中国古代经典都难以读到。而今,互联网时代,咨询发达、信息传播快,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利的东西,你们所面临的困惑与诱惑也不少,也有不少新的禁锢在形成。放眼未来,还是能够积极地做一些事情,尤其可以发挥出版自由和网络发布自由等有利条件,进行创造与教化。但是关键仍在于个体自身努不努力,愿不愿意抓住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若静心研究,智慧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则前途不可限量!能够创造出文学艺术的“高峰”。民族国家的进步,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王海东:那么云南文艺评论如何才能迎难而上,摆脱落后的状况?

  蔡毅研究员:这个问题我们文艺评论家协会经常探讨,我也写过不少文章,呼吁了不少年,但是起色不大。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关键是文艺评论家自己能否坚守?能否摆脱各种负面影响,勇敢地探索,自觉地担当使命?而减少政治的影响,则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

  王海东:您所言极是,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独自一人苦心孤诣的探索多年,耗尽心血而成。云南文艺评论界难以破除地域、政治和经济的边缘性,进而影响其文艺的良性发展。

  蔡毅研究员:这是一个难题,一时难以解除。在文艺评论方面,人才匮乏,不仅年龄结构不合理,高水平人才极少,人才培养和扶持的力度亦不够,所以短期内难以快速发展。好在文联和作协等相关部门及领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出台了系列措施,青年文艺评论家不断涌现,优秀的作品接连不断。希望这样的好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王海东:我们不仅希望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更渴望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们在“高原”之上,渴盼出现“高峰”,不辜负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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