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时期音乐家、书法家王僧虔分别著有《论书》《论乐》两篇专论。他以技论书、以道论乐，认为音乐作用地位、内质属性、意蕴情志阐述更为高蹈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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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乐》收录在《宋书·志·乐一》，他认为音乐符合天地之道，“大者系乎（国之）兴衰，其次者著于率舞”“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音乐是人们心灵节律的外界体现，“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音乐圣洁而风韵悠然，“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醜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而其《论书》，则表示书法具有“天然”与“功夫”、“笔力”与“媚好”、“神采”与“形质”等审美标准，而这些标准都是后天努力所掌握的法度、技巧造诣。总之，王僧虔认为，于当时而言，书法明显比音乐逊一筹。究其原因有四：

一是从先秦到晋时期，音乐是此时首席艺术。晋朝是人性解放重要时期，人们重视心灵的唤醒与纯粹。王僧虔认为音乐是抒情艺术，能够直抵心灵之真谛。社会亦普遍认为，一方面音乐能够倾情诉思。《论乐》中说“（音乐）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优美而深邃之旋律，人们沐浴其中，可升华出怡然快乐的境界。当心灵与音乐产生共鸣之时，人的心灵便与日月同在，风云际会，释放出无限思想、无限情感。另一方面，音乐具有无限美感。铿锵婉转，高低起伏，付之于听觉，正如同时期嵇康《赠秀才入军》中所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拥有不可言说之美。这种美妙在于具象和抽象之间，既有力度之美，亦有阳刚阴柔交相辉映的生命力之美，可谓旋律万端，风情万种，世间一切审美似乎尽可囊括，所有雅致均可凭借音乐表达。

二是书法此时并未上升到艺术高度，并未成为社会主流艺术。先秦、汉际，书法仍处于实用阶段，隶属“雕虫小技”，汉代一代书家蔡邕在《指陈政要七事疏》中还发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等过激之词。同期贾谊在《论治安策》中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至晋，书法开始处于实用与艺术并重时代，王僧虔《书赋》中说“摛文篚缛，托韵笙簧。仪春等爱，丽景依光”，开始生发书法之美感。尽管如此，书法也未走进社会审美前台。

三是音乐为晋朝谈玄论艺的主要载体。晋代玄学兴盛，名流著述与行事多立言玄妙，行事雅远，论艺亦重浮虚、玄奥、玄远。《南齐书》本传引述王僧虔《诫子书》最能显示其心境，如：“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而音乐闻之有声、见之无形、思之有味，既可登大堂，也可入私宅；既可成为儒家思想教化的工具，亦可成为个体摆脱事功羁绊的工具；既可越名教，亦可任自然。纯粹抒情和独特审美作为音乐特质，便成为士人谈玄论艺的主要载体之一。

四是书法得宠于礼乐失传。秦朝之焚书坑儒，给礼乐以致命一击，有关礼乐文献几近损失殆尽，被礼乐奉为经典的《乐经》付之一炬，诸多乐器化为一堆灰烬。正如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所说：“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他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又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从这一视域出发，王僧虔重书更重乐，又可得一诠释，音乐在晋代已然进入人为“保护阶段”。

（作者：嵇绍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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