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短视频，是一个宽口径的概念，它并不单纯以时长来判定。所谓短视频，有时也包括比较长的视频，它是指移动自媒体时代，靠流量算法推荐传播的视频形式。与之相对的“长”视频或传统视频，则是体现某种精品内容意识、依靠用户黏性、通过会员制或点播付费实现商业利益的传播形态。因此，长与短，差别不在物理特征，而在于媒介运行逻辑。因此，短视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不难理解，以往在电视台播放的短片或MV，没人会称作短视频。

一般人对短视频的印象，似乎总是娱乐性的，其实它的内容相当多元，除了轻松愉悦的切片，还有逻辑严谨的知识传输。它并不排斥深刻的思考。虽然平台和众多UP主以流量或商业利益为主要目标，追求接受上的最大公约数，但是，随着自媒体竞争的加剧和红利期的结束，短视频也在形成分众格局，各种偏小众的思想文化类创作反倒可能赢得更稳健的生存空间。何况还有很多自媒体事实上并不以利润为追求目标，它们追求的是表达、分享，或者是“情怀”。

知识类、思想文化类或社会时政类的短视频，体量并不小，而对于那些关注社会、渴望学习的人们来说，算法推荐会强化这部分内容的推送，因而对于这些接受者来说，短视频未必是娱乐性的，相反，它可以具有反思性，对于B站用户来说，这样的接受偏好已经非常普遍。

那些完播率高、点赞量高的作品，大部分体现了道义的闪光和思想的敏锐。我们不必将娱乐理解得那么狭隘，娱乐性也是分层的，尽管部分自媒体为流量不择手段，但总体而言，真正支撑流量的持久的力量，还是智慧、道德和思想的向上的意志。当然，它反对虚假的道学说教和刻板的宣讲，排斥迂腐的不及物的学问和不明所以、故作高深的卖弄。它推举寓教于乐的活泼表达，比如机智巧妙的知识口播或视听语汇丰富的科普短片；它并不排斥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的理论思考，比如一些知名学者的讲座和访谈。有些学术类“短”视频，长达数小时并不鲜见，虽然并不是那么易于理解，不是照样赢得了不错的流量吗？

所以，将短视频看作单纯娱乐化的文化形式，是偏颇的。更准确地说，它开创了一个借助视频平台展开的多元化的文化公共空间。毋庸讳言，平台主要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其商业逻辑决定了它必须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并容纳丰富的公共性内容，包括质疑和批判平台自身逻辑的声音。新兴的文化形式，难免良莠不齐，瑕瑜互见，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真正重要的，是关注其积极的潜能，极力将之改造成更具公共性的文化空间。任何时代的文化空间都上演着社会力量的博弈，要相信人民群众。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形式或媒介形态，都要进行历史的观察。短视频是这个时代颇具公共性和人民性的文化载体。如果放置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演变中，这一点就更为清晰。

移动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商业条件，给普通人提供了充分参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性，它激发了大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创造力。自媒体时代，借助于新媒介，大众轻松跨越了文化表达和发表的技术门槛和资源限制，“素人”们获得了文化生产的主动权，也重新界定了大众文化。

人手一个的移动终端，既是创作工具，也是接受工具，还是投票器，它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和表达、评论和表态，它使创作摆脱了技术工具和符号系统的制约，直接诉诸更具感染力的影像与声音，表达人生感受，呈现世间百态，对人间万象和世界风云进行观察并发表评论。手机拍摄和剪辑的“微叙事”，记录下外卖小哥在大街小巷中穿梭的身影、进城务工人员在建筑工地的吉他弹唱和大妈们花样百出的广场舞，也细致展示了传统民间工艺制作的绝活儿……短视频时代，群众有了更多机会进行充分表达。

这种历史转变为公共文化领域的重构提供了机遇。短视频最大的特征是“在场性”，即时的记录和传播，创造了一种在世界中同在的共时性体验，这为形成一种公共性的表达空间准备了社会前提。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短视频和长视频代表着两种面对世界的态度，长视频强调个体的沉浸式阅读，短视频则突出共通的情感。二者各有侧重，各有优长，它们其实是互补的。所以，我并不担心一个会取代或覆盖另一个，当然，二者的确正在强化自身的差异化特质，此前由长视频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正在逐渐让渡给短视频。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影视剧激发普遍共情的能力有所减弱，这也是短视频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短视频的生命力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共在的世界，加深了共同体的意识，地理的甚至文化的阻隔被打破，空间被压缩成流动的形态，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和生活状态真切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细节生动的多元化的叙述，彼此互相辩驳、自我修正，为公正理性的更好呈现提供了助力。

我们不必夸大算法推荐的遮蔽效果，相对多元的信息来源同样具有解蔽的作用，算法并不会天然地导致信息茧房，长时段看，大众会在现实经验的参照中进行验证，并逐渐获得媒介素养，对此我们不必着急。

通过短视频，人们的眼界在拓展，我们固然要看到商业逻辑等力量对大众文化的操纵和扭曲，也应看到质朴的民间能量对这种扭曲力量的抵抗。全球民众通过新媒介接触到世界的真实图景，认识逐渐趋于客观理性。短视频所代表的媒介，自带公共性的文化基因，它天然要求突破地理和知识的壁垒，将远方和远方的人群拉近，构建起声气相通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在的世界，在镜头面前生动可感，它激发起共同的道义情结，为维护良好的人间秩序准备了情感的潜能。

短视频所呈现的中国生活所代表的文明形态，也加深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海外游客拍摄制作的“China Travel（中国游）”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发布后，极大改变了西方主流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这种西方草根性叙事展示了富于人文魅力的中华文明。短视频正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公共性，加深着民众的互相理解。它冲破文化壁垒，不断进行着去魅和“对账”。

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人们从土地领主和行帮师傅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地域性和社会性迁移的自由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参与权利。而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则标志着普遍的人群获得实质性的自由平等，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人，这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这里所说的生产与消费，也包括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物质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与文化领域内的生产与消费，是互相关联和相互促进的整体。

如果仅就信息与文化的公共性而论，从纸媒到电视再到网络媒体再到移动自媒体，的确表现出形式上的进步趋势，当然它也伴随着文化的代价，如波兹曼指出的，电视时代，人们产生了对印刷时代的怀旧病，喜欢批判电视带来的文化的破碎。现在来到了自媒体时代，有些人又开始了对电视时代的乡愁，开始怀恋那个一家人看电视的其乐融融的氛围。我们总是怀念从前好的一面，而刻意忽略了不好的那一面，如印刷时代文化传播的低效率和高门槛，电视时代的被动接受，以及一家人围绕遥控器建构的权力博弈。

当然，短视频所代表的移动自媒体意味着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为总体的社会进步提供了某种技术和文化条件。在当前阶段，文化领域内的公共性追求具有重要的价值，短视频包括内容及其形式本身，即具有某种历史的进步意义，按麦克卢汉夸张的说法，真正重要的，并非信息本身，即不是媒介的内容，而是媒介的形式，它延伸我们的感官，改造着我们理解社会的方式，也影响着我们改造社会的方式。

（作者：刘复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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