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塑造、审美功能及其他
——从《狂飙》中引发持久讨论的角色高启强说开去
文艺的叙事功能就是讲故事,故事就是人物活动的轨迹,是人物命运的展开。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全面。应当是,性格与环境决定命运。命运,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来到世间,就是来到了一定的环境中,无论先天给予人怎样的禀赋,都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与生存,都要与环境形成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顺应的,可能是对抗的,也可能是既顺应又对抗,对立统一。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塑造着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恩格斯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环境不真实,人物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可能是概念化的、虚假的,其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但凡那些生动的人物,都是从典型环境中走出来的,没有荣宁二府,没有大观园,很难想象会有王熙凤、秦可卿、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就是环境,所以艺术形象也必然是性格与环境的总和。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只要环境真实,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人物就获得了艺术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就具有了审美价值,比如祥林嫂、闰土、阿Q、吴荪甫、葛朗台、李双双。至于人们怎么评判他们,那是另一个问题。民谚说得好,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处境来接受人物,人的处境不同,就会对人物有不同的评判。可见,环境、处境不仅对塑造人物至关重要,而且对受众欣赏艺术品也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环境之于人的重要性。同时代的人,因所处阶层不同,就不可避免会有认识差异、情感差异。观点来自于“观”之“点”。
电视剧《狂飙》是一部反映扫黑除恶斗争的现实题材剧,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彰显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大多数人从剧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但是,也不可否认,对于该剧中高启强这个人物,网上出现了一些议论,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这就需要认真分析高启强这个人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不同反应,从而为今后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提供镜鉴。
首先需要确认,该剧塑造的高启强形象真实吗?可信吗?很显然,这个人物立住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因为该剧写出了高启强从自由市场上一个卖鱼的个体户,是怎样一步步蜕变成黑社会老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个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他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选择。他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个体户,起早贪黑,卖鱼为生。但是,他的这种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场“管理人员”唐家兄弟打破了,暗示他要送礼,否则,就要重新分配摊位,给他“挪个地方”。他为了保住这个摊位,硬着头皮去送礼,送去的价值七千元的电视机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离子电视机。他忍无可忍,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被拘留了。得罪了“管理”市场的唐家兄弟,摊位保不住了,大过年的还被拘在看守所。在自由市场上混,被市场恶霸所欺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在放开市场不久,市场规则不健全而“潜规则”与“钱规则”滋生蔓延的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现实而已。但是,高启强偏偏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过唐小龙欺人太甚,替弱势一方高启强说了句公道话,摊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职责所在的正当事情,但安欣在高启强和唐小龙眼中是“权力”的象征,唐小龙从此不敢欺负高启强。实际上,唐小龙此前欺负高启强凭借的正是“管理者”的“权力”。高启强从这个事件中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有人“罩着”,就能被另眼看待,甚至还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办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于是,他尝到借助外力改变处境的好处,巧妙利用一切资源,开始了他人生的逆袭,以至于攀上京海市建工集团董事长陈泰,走上了发迹之路。商场如战场,在那样一个开发大潮乍起、市场尚不规范、机会多于风险的跑马占地、鱼龙混杂的背景下,胆大心狠的高启强、高启盛兄弟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玩得风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种掘金不择手段的畸形财富观念,贪婪过度,用力过猛,铤而走险,冲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冲出了法律底线,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黑恶危害。《狂飙》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通过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徐江以及赵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轨迹折射了一种社会关系,折射了一方经济政治生态——官商勾结,曾经的“塌方式腐败”怵目惊心。而高启强这个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这类人写得如此“如鱼得水”。
那么,高启强会一直“如鱼得水”吗?
显然不会,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一系列治国理政举措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强力反腐,扫黑除恶,大快人心,全社会有目共睹,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优化生态,社会正气和正确的价值观逐步形成。这种变化必然触及到每一个人。但是,曾经在过去环境中以不正当、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的人,走惯了黑路的人,总是难以摆脱路径依赖,不能自新。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必然被时代淘汰,高启强和他的保护伞赵立冬就是这样的人。
高启强是一个悲剧,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他的“黑化”过程,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与一种无形外力裹挟的结果。他本来可以走一条正常的人生之路,但看到了“捷径”,由“斜路”到“黑路”,得以快速致富,出人头地,但毕竟不是“正路”,不是合法之路。不义之财,难免要把人引入深渊。这个人物引起的某种共情,一方面是他的平民出身,一出场就被人欺负,引人同情;另一方面,高启强的人生逆袭走的是“黑道”,首先就要与黑道人物交手,这个“黑吃黑”的拼打过程也给他带来某种光环,毕竟是“能力”的显示。尤其是在他发迹之后,携财富之光环而极具风采,衣着座驾,高档时尚。不仅如此,高启强还富有“人性”深情,可谓有情有义。
不过,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判断出现道德偏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剧过多地渲染了这种“光环”,而淡化了“黑”色本质。这就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提出了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过度依赖人物的才智光环掩盖人物行为的黑社会性质,也不能把哥儿们“义气”等同于人间正义,更不能以“私情”代替“公义”。西方有些作品对反派人物的塑造,有时就过分渲染此类人物的骁勇义气,大有“英雄”气概,引起观众好感,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非正义的。所以,人物的行为动机才是一个人的根本价值的体现,这是人物塑造过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线。亡命徒不是英雄,枭雄也不是英雄,人物有自己的性格规定性,其核心就是人的行为动机的价值观。虽然说人性正邪两赋,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但毕竟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人的性格和命运。
这一点,还希望影视剧主创在今后的人物塑造上把握得更为准确,不能为了反派人物的生动性、丰满性而过分给予“人性”加持,以至于光彩四溢,就逾越了善恶边界。
当然,必须看到,《狂飙》与一般涉案题材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写扫黑除恶,而且写出了一个好人是如何“黑化”的,写出了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性、深刻性,真正揭示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特定时期的土壤,产生不了这个人物,没有保护伞,这个人物也难以立身。一个人物形象的成立,依赖于典型环境,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高启强这个人物,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环境对人有塑造作用。但是,人毕竟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走什么路,是自己的认知与选择。归根结蒂,价值观引导人生走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遇到怎样的诱惑,也就是说,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要牢牢守住良知的底线,相信邪不压正。人间存正气,邪恶不久长,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生规律。但是,人性的弱点总是心存侥幸,侥幸与不幸,一纸之隔,迟早被命运捅破。高启强看起来是一个强者,但他有致命的人性弱点,就是过分相信了权力和财富的力量而失守了道德法律底线,走向了深渊,令人惋惜。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刻感染力,就在于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社会与人生的一面镜子,有“警世”“醒人”之审美功能,有助人向善的精神力量。
(作者: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视听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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