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文学创作就像树木的生长，一个作家写出培根铸魂的作品就是一棵树，一群作家写出一批培根铸魂的作品就是一片森林。王国猛的散文随笔创作，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培根铸魂的创作，堪称文学的“嘉木”。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处处透露出“根”与“魂”的人生意识和强劲力量。我在他的书中，领悟到了一个作家如何写出并写好培根铸魂的作品。

王国猛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正”、 “大”和“气”。究其根基，是源自国学正典的深厚学问。他的学问体系，深耕于经过千百年的淬炼和涤荡的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经史典籍、人文掌故、诸家述论，以及儒学、道学、理学、心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尊崇传统、扎根传统，议论时风，臧否人物，对谈心境，都是以传统学问为要点和根基。

学问的意思，不仅在学，还在于问。古代圣贤的大学问、大气象，无不来自于学与问，特别是问，是一个学人的胆识与勇气的表现。相较于学，王国猛的文章更重于问，问得光明，问得大方，不仅“问它”，也“问己”，不仅“问物”，也“问心”。在《明月清风我》中，王国猛在谈论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先对自己的现实处境进行坦诚地切问，适宜的人生该置于何处？每当走近这样的思维世界时，他绝不会藐视天地、小觑自然，而总是将自己的位置坐标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我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最多的，是他如何与“自然”相处，感受山川河流、花草鸟虫、清风明月、白云飞瀑；如何养浩然之气，亲近自然，享受自然，向往自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任自然”，痛快淋漓，光芒万丈，“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便是自然、真实而朴素的大境界。

王国猛说自己“河山满视野，天地入胸怀”。他在《胸怀人生》里写道：“人的胸襟从来就有云泥之别。胸襟大者在天地之间，其次在山河之间；胸襟小者在斗室之间，甚至在方寸之间。”这种兼具天地意识和自然情怀的气势和格局，对于一个人、一篇文章的正大气象，是不可或缺的根与魂。美学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在王国猛的散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主张“以气驭文”，认为以气驭文方能行稳致远，这是散文创作的心法，何尝不是人生的心法。《明月清风我》《吹尽狂沙》及《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义》《别有根芽》等作品，都能领略到作者气势如虹的气魄，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那些文章都有来自于道义、志向、理想、情怀的正气。

学问当随时代，只有与时代相互激荡，回答时代的问题，回答现实中人的问题，方能历久弥新。这种守正创新在王国猛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并非一味地旁征博引、老调重弹，停留在古人的文藻中不能自拔，而是先打开现实世界的窗户，走进世俗的生活当中，把古代圣贤和传统典籍中的观点或论述，抽丝剥茧，鞭辟入里，阐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人生境遇，用传统的学问来解剖和探寻现代世界的复杂性。这种通过以古鉴今、以今证古的形式与古代圣贤和传统文化对接起来，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切近当下现实世界的省觉和思辨。

王国猛的文章有一股清新风气，短小精悍，不仅节约写作与阅读的时间，还有力地拉长另一种时间——思辨的时间、内观的时间。阅读其文章，常常被新颖独到的识见和真诚的论述所击中。他不仅真诚地说出自己的处境，而且爽利地发出天地之问、古今之问、是非之问、时势之问、人生之问、生命之问。他对自己的观点见解、好恶长短，不会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少有旁枝斜径，装腔作势，而是以率真为第一，以讲真话为先声，一语中的，直指根本，酣畅淋漓。这种风格在当今散文随笔的创作中，是一种久违的古典文论之风，也是一种时代的散文新风。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提出“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王国猛的散文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澄明通透之余的“理辨气直”，在于其君子之风，从四处吹来。比如《明月清风我》包含历史典故、哲理、人生感悟，文化生活，文学艺术诸篇，文理情俱备，充满简约隽永的辞章，很多文章也都是条理分明、叙述通畅，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是可以朗声诵读的美文。为了在较短的篇幅当中，把事情讲透，观点摆明，他另辟蹊径。比如对于史与哲的融合，他并不追求丰富全面的史料，不追求多么深奥的哲学思想，而是采取收敛的方法，综其一事，聚于一议，横向列举，最后以“我”的介入，收于一心。经由文史哲的融通化用，王国猛的文章显现出通识的底色和澄明的气质，一如他评价鲁迅的文章那样，“个性飞扬，锋锐无比，暗藏着深厚的底蕴，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作者：廖令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交响乐之城——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美妙深邃的“生命交响”（廖令鹏）

《街巷志》：感受城市文化流动的心灵与气质 （廖令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