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郑正秋通过拒绝外稿的方式，使其主持的剧评专栏事实上成为他的个人专栏，成为职业剧评的滥觞。郑氏虽然很少言及其剧评理念，但他在剧评实践中显露出来的“立公平之言”剧评原则、“社会教育”与“雅俗共赏”并重的剧评立场，远超同时代的剧评家。尤其是郑正秋对剧评“一致性”的强调，显露出其建构自身剧评体系的理论自觉，对推动传统剧评的现代发展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简贵灯，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武夷学院传媒学院。

　　作为导演的郑正秋我们耳熟能详，作为剧评家的郑正秋却一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郑正秋是中国电影的奠基者，其对我国电影的创立与发展的卓越功勋几乎掩盖了他在戏剧评论方面的声名。其实，郑正秋在民初剧评界是相当活跃、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

　　一、被遗忘的剧评家

　　清末民初，评剧之风大炽。借助近代报刊，剧评走出传统文人评剧的狭小圈子，走向大众。剧评界涌现出了如凌霄汉阁(徐凌霄)、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斧风室(舒舍予)、半树梅花馆主(徐筑岩)、观蠡室(吴观蠡)、紫薇馆(吕次维)、荒腔走板室(成之)、小织帘馆主(沈睦公)、看云楼主(曹靖陶)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剧评家，“评戏之事业，可谓盛矣”。[1]在剧评家“或谈梨园之掌故，或评戏剧之得失，或美伶工之技艺，或论编者之笔墨”[2]的众声喧哗中，归沪苦读的郑正秋偶以长篇剧评投《民立日报》，得于右任先生赏识，后者专为他开辟剧评一栏，“嗣以编辑本部新闻”。[3](P.52)因缘巧合之下，郑氏走向了剧评舞台，成为民初名重一时的剧评家。

　　郑正秋(1889-1935)，原名芳泽，号伯常，别号药风，广东潮州人。他出身官宦之家，其母为潮阳望族张氏女，其父郑让卿曾以乡试副贡出仕江苏。郑正秋十四岁肄业于上海育才公学，稍长经商，后入仕途，又因清廷腐败，归沪苦读。1910年起，郑正秋在《民立报》、《民吁报》、《民呼报》上设立剧评专栏，发表总名为《丽丽所剧谈》的剧评文章。1911年和1912年，郑正秋先后为《民立画报》、《民权画报》“记者”，主持剧评专栏，连续发表有关戏剧的消息和评论。1912年11月9日，郑氏创办的《国画剧报》先后刊载了谭鑫培、孙菊仙、贾碧云、冯子和、盖叫天等名伶演出的画像与相关评论文字，因其格式新颖、图文并茂，出版后风行一时。随后，《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各大报争相将与戏曲信息混杂在一起的“剧评”单列出来，各处游戏场也在其所办的“游艺报”，如《新世界》(1916)、《劝业场日报》(1917年)、《新舞台日报》(1917年)、《笑舞台》(1918年)、《先施乐园日报》(1918年)、《新丹桂舞台乐报》先后设置剧评栏目，“国中大小报几无不列评剧一栏”。[4](P.13)

　　目前学界多专注于郑正秋在新剧、电影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忽视其早期的剧评的价值。事实上，曩自民初，便是如此。早期的论著多侧重于郑正秋早期的新剧经历。如沈所一所撰的《新民民鸣之人才》与朱双云撰写的《新剧史·杂俎》，便侧重于从演剧艺术方面介绍郑正秋：

　　药风比为方老太，神情语白悉臻上乘。求诸今日，实鲜其匹。昨夜饰马介甫之杨翁，言辞之优美，表情之周密，较诸其演方老太有过之无不及。腹有诗书气自华，诚哉。为新剧之不可无学也。[5](P.2)

　　郑药风风雅士也。貌似妇人女子，饰蹩脚生，酸澁士，深得个中三味。无人能出其右者。慷慨激昂、风流潇洒则不能焉。有时起老太婆，足称上品。[5](P.25)

　　欧阳予倩的《谈文明戏》与徐半梅的《中国话剧诞生史话》偏重于介绍郑正秋的敷演新剧的经历。徐耻痕在《导演员之略历》中对郑正秋剧评经历的论述虽然简单，脉络却十分清晰，并说明郑正秋由评剧转为演剧的原因。徐氏曰：

　　正秋，粤之潮阳籍，生于沪。年三十九岁。逊清末叶，受知于左任氏。任《民立报》记者。以嗜戏故，雅善评剧。民国纪元，如《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咸辟专栏，君以一身兼之，沪上报纸刊剧评自此始。未几，又自办《图画剧报》，改良旧戏，提倡新戏，实开风气之先。评剧既久，见旧伶工之知识不足与言改革，而新剧事业前此屡起屡踣，或由于主持之不得其人，于是坐言起行，独资稡新民新剧社，以辅助社会教育为己任。[6](P.7-8)

　　郑逸梅缅怀郑正秋时，重心落在“郑正秋对于旧剧之卓见”上，指出“先生对于京剧，颇有见地……”[7](P.113)朱双云直至1942年才在另一部著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对郑正秋的评剧经历略有涉及：“郑正秋是关东的一个士商，人极聪明，写白话文，颇生动有致，常在报纸上发表评剧文字。”[8](P.13)然而，郑逸梅他们只谈事迹而不谈剧评，却是问题所在。

　　早期对郑正秋剧评作出评价的寥寥可数，最早注意到郑正秋剧评价值的是与郑正秋相知，且有着相似经历的周剑云。周氏早期以剧评家的身份闻名于剧界，继而与郑正秋、张石川等人组织明星影片有限公司，投身影坛，成为著名的电影人。周氏云：

　　君(郑正秋，笔者注)无他嗜，第喜观剧。居沪久，有所得。试为剧评，投诸报纸，见重于民立于右任君。聘君转司其职，沪上报纸之有剧评自君始。继而民国成立，民字报颇发达。若民权、中华、民天铎等报，各辟评剧栏，君以一人兼之。君之评剧于艺术不甚苛求，而于伶人之品德则督之甚严。[9](P.276-277)

　　周剑云对郑正秋剧评文字的评论失之简单，其关注的重心也是作为新剧家、名导演的郑正秋，而非剧评家的郑正秋。但是周氏的确目光如炬，看到了郑正秋的评剧原则，即“于艺术不甚苛求，而于伶人之品德则督之甚严”。署名“亦佳”的作者强调郑正秋剧评与一般剧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历来虽有谈剧之小品文字散见各报，然皆泛泛之谈，不为时人所重。从无如正秋均专从强调板眼上精密立言者”。[10]

　　在郑正秋剧评家身份的丧失的问题上，大众传媒正是最重要的推手。报刊注重的是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而非其实际价值，报刊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的同时，却也“屏蔽”了其早期的剧评生涯。《申报》、《新闻报》、《晶报》等报刊对郑正秋的报道多聚焦在郑氏“名导演”的光环下，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郑正秋的剧评家身份。当郑氏过世，报刊对其盖棺定论之时，亦多谈论郑正秋在影戏艺术上的成就。①

　　或许是郑正秋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太过耀眼，人们只看到聚光圈里的郑正秋。近年以“郑正秋”为标题的近五十篇文章中，大多集中在电影领域，谈论郑正秋戏剧艺术的文章中，仅有谭春发《郑正秋与中国话剧复兴》(《新文学史料》，2004)、胡非玄《郑正秋新剧活动编年稽述》(《戏剧文学》，2013)、王凤霞《郑正秋对中国早期话剧的贡献》(《戏剧之家》，2013)几篇文字，涉及郑正秋剧评的仅有张诗崎《郑正秋早期戏评研究》(《大众文艺》，2014)与傅谨的《大众传媒与新兴的戏曲批评》(《民族艺术》，2013)两篇文章，对郑正秋剧评的研究可谓单薄之极。傅谨先生是最早发现郑正秋剧评价值的学者，其在《大众传媒与新兴的戏曲批评》一文中高度评价郑正秋的剧评。傅谨先生认为：“在所有那些为报纸撰写戏曲批评文章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作者中，郑正秋无疑是晚清年间最重要的戏曲评论家。”[11]傅谨先生对郑正秋剧评的肯定，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今日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郑正秋早期的剧评生涯，一方面是要重新肯定郑正秋对早期剧评的贡献，另一方则在“剧评危机”的当下，重温曩昔繁盛的剧评时代，期冀有所借鉴。

　　二、郑正秋与职业剧评的滥觞

　　近代稿酬制的确立，使得职业剧评人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近代剧评始于何人，却众说纷纭。剧评家张乙庐认为，“报纸之剧评，实始于光绪中叶”。[12]原因在于早在光绪中叶，报刊上已有不少戏曲品评文字。姚民哀明确表示，“剧评之作，上海方面源始于《时报》附张之余兴。其时王钟声创立文明新剧于愚园。该报即有优孟衣冠一栏”。[13]《时报》设置“余兴”副刊《优孟衣冠》是在1907年，早于郑正秋主持的“丽丽所剧谈”(1910年)专栏，也早于吴下健儿在《申报》上创办的专栏《戏考》(1911年)。但在民国，郑正秋的剧评被多数人认为是职业剧评的发端。周剑云在《郑正秋小传》中提到：“沪上报纸之有剧评自君(郑正秋，笔者注)始。”[9](P.276)郑逸梅同样认为：“清季先生(郑正秋，笔者注)于民立报上撰《丽丽所剧谈》，开评剧文字之先河。”[7](P.113)《申报》同样认为，“在清末宣统年间，于右任氏在沪创办《民呼报》时，即署名药风作《丽丽所剧谈》，为中国剧评之始。”[14]亦佳在谈及《画报与剧评之关系》时说：“剧评之成为专科，实当自正秋君始。”[10]此外还有徐耻痕、朱双云等人均持此说。其实，周、郑等人所言“剧评始于郑正秋”是较为宽泛的说法，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剧评始于郑正秋”的说法应当有所限定：“剧评始于郑正秋”，并非实指戏剧批评始于郑正秋，而是指“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

　　所谓“职业剧评”，笔者认为可以用“专职”、“专业”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判断，“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应当无疑问。就“专职”而论，郑正秋是目前明确可知的专职从事剧评、开设个人剧评专栏的第一人。周剑云在《鞠部丛刊》中详细介绍郑正秋从事剧评的经历：“郑正秋，粤之缅阳人。世为商族，族人无不持筹握算，君独好读书。人以其不谙生计学，惧堕家声，劝为吏，执不可固强之。始捐一卫。然以性不近，终不若其读书之乐。君无他嗜，第喜观剧。居沪久，有所得。试为剧评，投诸报纸，见重于民立于右任君。聘君转司其职。”[9](P.276)郑正秋的回忆可以印证周氏的话：“偶以长篇剧评投《民立日报》，蒙于右任先生托亲友来聘，竟为我而开辟剧评一栏，嗣以编辑本部新闻，遂无暇及之。不图民权出版《中华民报》，自宁迁沪，皆以戏评聘我。”[3](P.52)早于郑正秋开始专栏写作的半树梅花馆主徐筑岩，其时主业是体育教师，并非职业剧评家。郑正秋于1910年5月发表《丽丽所剧谈》，1911年民国元年受聘于《民立日报》。郑正秋虽然是以“记者”的身份受聘于《民立报》，主持剧评专栏，其专职乃戏剧批评却是有据可考的。

　　就“专业”而论，徐筑岩主持的《优孟衣冠》以介绍“西洋剧事”为要旨，属于西方戏剧信息的介绍专栏，此类设“剧谈”专栏却不见任何“谈剧”之事的栏目较多，如《同文消闲报》所设的“剧谈”专栏，刊登的均为《今夜诸园名角戏》之类的诸戏园演剧信息。民国时期，报刊充斥着大量的“顾曲记”、“听戏记”、“戏考”之类的文字，实离专业剧评较远。有“关于戏剧文字日见众多，然而尚无所谓评剧家”[13]的说法。郑正秋的剧评虽然新旧混杂，却具有不少现代剧评的意识，并在剧评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此外，就剧评产生的影响力而论，当时从事剧评的人没有超过郑正秋的。如上所述，剧评(或者说“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当无疑问。

　　三、郑正秋剧评的时代意义

　　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梁启超、陈独秀、柳亚子、陈去病、蒋观云等知识分子创设报刊，把戏曲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先后在报刊上鼓吹戏曲的社会功能，努力提高戏曲的地位，形成“戏曲启蒙论”与“戏曲救亡论”的言论风潮。身处上海这个风潮中心，郑正秋很难不受影响。郑正秋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念念不忘“改良戏曲，以符易社会风俗之志愿”。[3](P.52)无论是新剧时期，还是导演时期，郑正秋有关戏剧的言论与实践均紧紧地围绕着有益于“社会教育”的主题。郑正秋的剧评十分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他在其处女剧评《丽丽所戏言》的开篇即说：“戏剧能够易人性情，有裨风化。”[15]在《民哀说集·序》中，郑正秋表达了与不良风俗作战的决心：

　　正秋何所有，凭我一肚子不合时宜，运我一支秃笔，以与万恶世界万恶社会战，掉我三寸不烂舌，以与不良政府不良风俗战。人称我为报馆主笔也可，人称我为文明戏子也可，我行我素，我尽我心，我气一日不断，我必不放松时势一步。[16](P.序11)

　　郑正秋抱着教育社会的理想，其选择的剧本内容多具社会深意，如“菊部春秋”中批评的《鄂州血》、《猛回头》、《滑稽教育》、《秋瑾》、十五六本《新茶花》、《双茶花》、《明末遗恨》，“丽丽所观剧记”所评论的《杨乃武》、七八本《新茶花》、《镜中影》、《新新茶花》、《恨海》，“粉墨场中之杂货店”中的《祖国》、《牺牲》、《国民爱国》、《黑籍冤魂》，“廉之所戏评”中的《孟姜女》等中的内容皆有深义。郑正秋的剧评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社会教育”而出发的。如郑正秋评论《黑籍冤魂》说：“实为烟界之大功臣，烟鬼受其赐者多多。上月曾连观两次，凡有烟癖者，观其丧子、丧妻、鬻女、路毙各节，而不动心，不回头，不抛枪，不断毒瘾者，则诚甘于自暴自弃者矣。”[17](P.646)他对该剧大加赞赏，“夏月珊所排之《黑籍冤魂》，诚为有功世道人心之悲剧”。[17](P.679)他评《猛回头》一剧，“枪毙押店老板钱如命一场，其责骂女学生，颇多警世之语……此番议论，句句有裨于社会，有益风化，言时亦颇有精神，足以发人深省”。在郑正秋的剧评中，如“此数语可以点醒世人不少”，“盖渠(其)脑筋中，刻不忘‘改良新戏’四字故也”，屡见笔端。[18](P.651、655)

　　要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作为表演者的优伶攸关成败，所谓“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17](P.650)因此郑正秋“于伶人之品德则督之甚严”。[9](P.277)虽是名家，亦直言不讳。如批评王钟声：“钟声之人格，亦不甚髙。引诱良家妇女，是其惯技。又善赖包银，是其大病。”[17](P.610)“盖俊卿尤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拥虚名，毫无实际之淫伶人，以唱花旦之嗓子唱雉尾生，唱功之劣，可想而知。”[17](P.686)对此类名伶的批评，郑正秋不可谓不辛辣。

　　郑正秋虽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却反对脱离戏情的“演说”。郑正秋曰：“我见有演说派之新剧人矣，咬牙切齿，瞪目顿足，拼命狂叫，穷凶极恶，无论为家庭戏为社会戏总是一副面目，总是一副身段，总是一样演法，总是一样说法。此非学戏剧诸君所宜取法者。”[3](P.53)他批评道：“惠芬演说女界服用奢华，性成依赖，取媚男子，不事生产——种种自误、误国之弊，用意良深，本堪嘉尚，惟按之秋瑾身份，则种族观念及革命理想，当于演剧中隐约言之，才为合理。今于革命事一字不提，窃意反不如不演说之为愈也。盖戏剧中插演说，最足引人起憎恨之心;而目前伶界动犯此病，亦新剧进化之碍也。”[18](P.679)他批评“刘艺舟演剧，虽则徒重议论，不重做派，犯演剧之大病”。[18](P.703)郑正秋的批评并不局限于社会教育的角度，他是希望除思想意义之外，戏剧还能达到“雅俗共赏”。因此，对只注重悲剧，陈义过高的社会教育团，郑氏赞赏之余却能保持足够的警醒：“盖社会教育团，尤重悲剧，在通文墨者观之，欢迎可必;第恐识见较陋、程度较低者观之，非嫌不热闹，即谓不开心，未必能雅俗共赏，为可虑耳。”[17](P.654)如能在“在十分迎合之剧中只插一两幕提高戏剧程度及鼓吹解放与改造之情节与台词，焉不料反因此而收极大之功效”。[19]

　　郑正秋对于戏剧的见识远超其同辈人，在其他改良者以“主义”代替“戏剧”时，郑正秋呼吁要考虑“戏情”;而在新剧只注重营利阶段的时候，郑正秋还能坚持作品的思想意义，其“社会教育”与“雅俗共赏”并重的戏剧观和批评观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正秋对伶人品德的督促，虽然显得“迂腐”，但是当新剧最终毁于伶人的堕落和艺术的堕落时，回过头来看郑正秋的批评，则更显得弥足珍贵。

　　四、郑正秋剧评的现代发声

　　近代报刊的兴起改变了剧评的生态。过去文人的批评受时代限制，没有条件也没能有意识的让批评指涉现实。近代报刊则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报导最近发生的信息，其刊载各种演剧的评价须面向读者大众，剧评最好能同时作为读者观剧的“指南书”，发挥其引导舆论的功能。作为职业剧评家先驱的郑正秋，以“记者”身份主持报刊的剧评专栏，其较为先进的现代剧评理念与报刊载体相结合，故而其剧评产生了与其他剧评不一样的特质。

　　(一)秉公正之心，立公正之言

　　在民初，剧评界乱象纷纷，一些剧评家“或假充内行、大言不惭;或强做解人实无所知;或抄袭旧作、据为己有;或信口雌黄、见诮通人;或受人津贴、一味颂扬;或感情用事、倡为党论”。[4](P.16)在诸多剧评家当中，郑正秋是罕有的能秉公正之心，立公正之言的剧评人。

　　1.“为弱者鸣不平”。郑正秋曾因谭鑫培为看客李本喝倒彩受辱而“大愤作论斥之，始犹笔战，终竟涉讼”。[9](P.277)当大舞台抄袭歌舞台《杨乃武》一剧时，郑正秋仗义执言，为歌舞台老板陈辂清声援：

　　此间大舞台效颦之作，指不胜屈，子何独于《杨乃武》一剧，作是不平鸣?曰：“济弱扶困，为记者之天职。歌舞台非他舞台可比，陈辂清产业，泰半倾于是中。今番重振旗鼓，其希望实在‘杨乃武’三字，而大舞台犹必欲攫得其肥肉而后快，是太不为人留余地矣。记者虽不识辂清为何如人，以理言之，则曲在大舞台，故不甘默尔无言也。”[17](P.658)

　　郑正秋宣称：“为弱者鸣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以来的一贯主张。”[21]郑氏为弱者鸣不平并非空喊口号，而是能付诸实践，贯彻其剧评生涯的始终。因此，使其“得道多助，值声大着”。[9](P.277)

　　2.“不以好恶为毁誉，不视交情为转移。”郑正秋在剧评中能“不以好恶为毁誉，不视交情为转移”，[20](P.9)秉持公正之心，立公正之言。他“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并非简单地捧角，无论是名家还是新人，遇有表演不当或失误之处，尤其是有悖于戏情戏理的表演，他会毫无保留地尖锐地提出自己的意见”。[11]对于名伶，郑正秋敢于直言他们的不足，如郑正秋就曾批评刘艺舟“徒重议论，不重做派，犯演剧之大病。……刘艺舟之金尚翁，描摹盲目人，有周到处，亦有太过处”。[17](P.703)他批评冯春航，“其《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百宝箱》及五六七八本《血泪碑》等剧，竟淡淡漠漠、冷然索然，始终不能提起观剧者半点精神”。[18](P.669)他批评刘鸿声“有一样毛病，用喉运音叫做假得太过……鸿声唱大面，真有妙味，惜其不肯常唱”。[17](P.620)对于其所鄙者，他亦能站在客观的立场批判他们的技艺。郑氏虽对伶人品格督之甚严，然而对品格低劣者如管海峰，却仍能客观地评价。他认为管海峰“不学无术，弱冠即习于浮荡，好作邪游……然《戏迷传》一出，固为该客串拿手佳作，实不乏可采之处。记者不忍以其人格卑下遂一概抹杀。因内有诸名家曲调，有昆腔，有苏州滩簧，有宁波滩簧，有东乡调，有京津调，有大鼓书，花样翻新，门类甚杂，最足以耸动沪人耳目。惟至北方演唱，究难登大雅之堂耳”。[17](P.619-620)

　　3.“不事苛责”。郑正秋谈及自己的评剧，提及他“平日评戏，不事苛责，专从提倡一方面着手。间有不合处，亦必婉言规劝，不为已甚之辞。若动辄吹毛求疵，诋之不遗余力，则适足使伶界灰心，有伤忠厚之道”。[17](P.666)要做到“不事苛责”，第一，需对不同的对象实施不同的标准。如“坤角求之不可过苛”。[17](P.615)第二，对伶人的过错要“婉言规劝”。郑正秋剧评的出发点以劝勉为主，如冯春航新入第一台时，格外卖力，每演一场，精彩殊多。没过多久，则一味敷衍，不重做派。郑正秋警示冯春航道：“寄语小子和，尔如认真演唱，南方旦角无人唱得过你、做得过你;若徒敷衍塞责，毋乃自负尔好质地、好台容也。子和子和，望亟改之。”②郑正秋批评王钟声的时候也是苦口婆心：“寄语钟声，尔献身舞台已久矣，时可乘矣。过而能改，仍不失为君子。原速革去而满腔人欲之私，更变尔方针，重为可哀之社会谋幸福。”[17](P.610)郑氏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评”者，言平也。能否秉持公正之立场，立公正之言，是现代剧评与传统剧评的重要区分标准。郑正秋在剧评中以“公正”作为其剧评实践的意旨，在捧角成风的时代实属难得。以“公正”作为剧评标准，这远非剧评家自我意识觉醒这么简单，还包含着剧评家对传统剧评进行现代建构的尝试。这种尝试还表现在郑正秋对其剧评的“一致性”的体系建构。

　　(二)“求言论一致”

　　1911年6月5日，《民立画报》刊登了郑正秋与友人的通信。其友问：“戏评何不登来稿?”郑正秋答曰：“求言论一致而已。”[17](P.623)郑正秋的话看似轻描淡写，却大有深意。排除外来来稿，郑正秋主持的剧评专栏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人专栏。藉此，郑正秋批评的原则与标准能够在其剧评的实践中一以贯之。郑氏所谓“求言论一致”，实质上是求其剧评的整一与连贯。

　　在郑正秋主持剧评专栏的期间，只有当“正秋病，戏评暂停”的时候是以旧稿代替的，另外，“苕水狂生”发表了两篇对王慧芬的介绍文字，除此之外，郑正秋几乎没有停止其评剧活动。同样，他也不采用他人的剧评稿件。此举虽然显得独断和排他，但在当时剧评初兴之际却十分必要，它对于剧评风格、标准的连贯性与一致性的体系的建立是十分有益的。

　　郑正秋“一致性”的诉求也表现在他对批评对象整体效果的考量上。郑氏致力于新剧改良，却不偏废旧剧，他认为“新剧固有价值，然吾国旧剧，亦颇有佳者”。[17](P.661)无论新、旧，郑正秋均能对它进行整体关照。就旧剧而言，郑正秋并不限于关注某一专长，而是强调“唱”“念”“做”三者并重，“戏中道白、表情、做工缺一不可”。与一般的“捧角”不同，郑正秋注重配角的作用，郑正秋曰：“名伶献技，必须配良角与偕，亦犹是耳。否则艺虽登峰造极，不遇劲敌，曷克尽献所长?杨小楼辈，如无良好配角，亦不成其为名角矣……此可见演剧不可不注重配角……”[18](P.659)此等见识，远超一般剧评人。

　　对于新剧，郑正秋一再强调要“合于戏情”。“合于戏情”，则人物首先要合于身份，“身份不讲，戏情何来”。[18](P.715)郑正秋说道：“新戏第一要讲究身份。扮相到何等样，人物当即用何等样演法，用何等样说法，少壮龙钟官绅商贾仆隶长幼尊卑扮相一样有一样之分别。而喜怒哀乐之处境尤不可不分清者也，眉目无论矣即声音亦须有别。”[3](P.54)其次，服装要合戏情。“服装攸关戏情，本须讲究，演历史戏尤不可忽。饰古代英雄，何时应作何等装束，旧戏原有分别……”[18](P.717)第三，演出要自然真实、不可过作。郑正秋认为，“戏本假戏，做须真做，新戏尤贵求真，处处应合自然。若一相畏，必且相让。倘不相让，使成相攘抢，说话抢风头，戏遂失去自然之精神”。[3](P.54)郑正秋批评夏荣坡“唱《举鼎观画》，始终不懈，较好者颇不乏其人，惜欲过于求工，往往将余音多转几转，致有三四句转至不易收煞，几不成调”。[18](P.649)最后，情节要合理。郑正秋认为，“新剧最重情节，情节尤重新奇，然过求新奇，往往瑜不掩瑕”。因此在新奇与通畅之间，宁要情节通畅。“与其新奇而不通，不如平淡而无疵。《孟姜女万里寻夫》所以可取者，即前后情节未尝有大不通之缺点耳。”[22]

　　此外，郑正秋将其发表的剧评文章分别归类于“丽丽所戏言”、“丽丽所顾曲记”、“丽丽所观剧记”、“丽丽所剧评”、“丽丽所评伶补”、“粉墨场中之杂货店”、“菊部春秋”等名下，显示郑氏已经明确意识到“顾曲”、“观剧”、“杂谈”等与“剧评”的不同，并有意识地按它们的性质将其纳入不同的类型中。虽然这种划分也有很随意的时候，但分门别类中自有一定的逻辑和标准。

　　郑正秋通过拒绝外稿，事实上已经将其主持的剧评专栏个人化。藉个人专栏，郑正秋才能将自己的批评理念付诸实践。“但求一致”是郑正秋建构自己批评话语体系的一种理论自觉，也是建构剧评科学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简言之，郑正秋要求“社会教育”与“雅俗共赏”并重，强调为弱者鸣不平、“立公正之言”，追求“一致性”的逻辑建构，这无一不具有现代剧评的特质。郑正秋对于剧评现代化的推进是有重大贡献的。

　　郑正秋以”记者”的身份从事剧评的工作，广受好评，众人“读其文，靡不敬之”。[9](P.276)郑正秋从事剧评的本意是“改良戏曲以移易社会风俗之志愿”，然而“奔走名伶间数阅月，知皆不可与语改革”，[3](P.52)在此情形下，正秋便亲自粉墨登场了，“从此由评剧人而变迁为新剧人”。[3](P.53)在此期间，郑正秋不仅演戏，还编新演剧，推动了新剧的“甲寅中兴”。然而面对全面堕落的新剧，郑正秋回天无力。1918年，郑氏在《申报》中发表《我之新剧新希望》的文章，写道：“我之所以为新剧本怀有巨大之希望焉，乃征诸往事则又往往希望翻为失望，甚至于失望至于绝望焉。”[19]这篇文章可以视作郑正秋准备退出新剧舞台的通告。1926年后，郑正秋基本退出新剧舞台，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业中。郑正秋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了名演员、名编剧与名导演，却丧失了“剧评家”的身份。在郑正秋逝世八十周年之际，重新发现“剧评家”郑正秋，重估郑正秋在戏剧批评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对于现代剧评初创之际的研究有帮助，而且对于郑正秋后期的新剧生涯、导演艺术的研究亦大有裨益。正如冰心先生所言：“郑先生在戏剧界和电影界中，自有他不可消灭的绝大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纪念。”[23]

　　注释：

　　①1934年郑正秋去世的消息传来，沪上报刊纷纷刊文纪念郑正秋。《明星》杂志辑录当时各报纪念郑正秋的文章，编成《哀荣录》。撰文者有冰心、溢芳、杨邨人、吴汉、严独鹤、香客、毅盒、严梦、林风、唐瑜、姚苏凤、片羽、灵犀、蝶衣、毛羽、玲珑、薛秋霞、叶良让、刘候武等沪上文艺名人。《哀荣录》计二十篇文章，无一论及郑正秋剧评家身份。参见：《哀荣录》，《明星》杂志辑录，1935年。

　　②详见《菊部春秋》，正秋著，载《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玖上)，傅谨主编，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年，第669页。此外，郑正秋亦于民国二年五月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在《图画剧报》第170、171、172期上连续发表《再答天醉并告春航》、《再答天醉并告春航(续)》、《再答天醉并告春航(再续)》三篇文章，对冯春航进行劝勉。

　　原文参考文献：

　　[1]南董.论评戏之难[J].剧学月刊，1935(8).

　　[2]铁蟾.评戏家宜主持公道》[N].梨园公报，1931-2-8.

　　[3]正秋.新剧经验谈[A].剑云：鞠部丛刊(上编)[M].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4]剑云.三难论[A].剑云.鞠部丛刊(上编)[M].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5]朱双云.新剧史[M].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

　　[6]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M].上海：大东书局，1927.

　　[7]郑逸梅.瓶笙花影录(卷上)[M].上海：校经山房书局，1936.

　　[8]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

　　[9]剑云.伶公小传[A].剑云.鞠部丛刊(下编)[M].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10]亦佳.画报与剧评之关系[N].大亚画报，1929-12-30.

　　[11]傅谨.大众传媒与新兴的戏曲批评[J].民族艺术，2013(6).

　　[12]老副末(张乙庐).评剧家[J].戏迷传，1939(2).

　　[13]姚民哀.评剧家之派别[J].红杂志，1923(44).

　　[14]电影界弱一导演，郑正秋逝世[N].申报，1935-7-17.

　　[15]正秋.丽丽所剧评[N].民立报，1910-11-26.

　　[16]正秋.民哀说集·序[A].姚民哀.民哀说集[M].上海：东大书局，1920.

　　[17]正秋.粉墨场中之杂货店[A].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陆)[C].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

　　[18]正秋.菊部春秋[A].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玖上)[C].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

　　[19]正秋.我之新剧新希望[N].申报，1925-5-21.

　　[20]剑云.戏剧改良论[A].剑云.鞠部丛刊(上编)[M].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1]正秋.姊妹花的自我批判[J].社会月报，1934(1).

　　[22]正秋.廉之所戏评·孟姜女万里寻夫[N].图画剧报，19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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