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龙诗集《时间的花朵》

在新时代诗人中，陈龙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擅于运用明朗通透的语词，歌咏日常生活，记录时代光影，使“个体小我”与“时代大我”频频对话，进而沉淀下专属自身的写作风格。读他新近出版的诗集《时间的花朵》（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可以感受到诗人延续了与时代现实的紧密互动。他把每一首诗都视为一朵小花，每片花瓣都是人生中不易凋谢的记忆，这些记忆的花朵连缀在一起，正是诗人为平凡生活编织出的缤纷花环。

诗人小海评价陈龙时，说他具有敏锐的触角和目及成诗的能力，总能迅捷回应当下的现实和热点问题，北京冬奥会开幕、台风“杜苏芮”过境、神舟飞船顺利升空等，都被诗人纳入表现空间。宏大的事件经过他的诗语转述和技术打磨，呈现出由实情到诗情的平滑转化，彰显了写作者公共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在陈龙的写作观念里，诗歌的私人性表达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日常性基础上，因而他的诗情几乎全部来自生活经验。如《一片茶叶的旅途》从一杯隔夜茶写起，碧螺春叶片的沉降不断摇曳着诗人的想象：“她的身体锁着春/藏着贵如油的雨/掖着温如玉的光”“她一夜无梦/在水中酣睡/如疲惫的游子归来”。诗人保持了静观的姿态，凝视、呈现、再造那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象，考量其背后的意义和细节，为凡俗事物赋予了人性。即便是行走在路上，或者乘坐高铁、搭乘飞机，抑或上班途中，陈龙也尽量保持着“慢”的姿态，发现常人习焉不察的诗意。看《我走在积水的路上》，抒情者瞩目雨后道路上的积水，发现一摊摊积水“彼此的命运是相近的”，它们于“风云际会中诞生/一路辗转/落户某个地方/在短暂的生命之后消失/重新于地球流浪”。平凡无奇的积水，被一颗诗心润泽之后，竟焕发出新的生机。物象之间的意义，也在相互融会、转化中，增殖出新的内涵。

陈龙的写作源于对亲情、友情及爱情的感思，尤以亲情作为联结诗意的纽带，诗心也由此敞开。《希望您看看我的诗集》写给故去十年的父亲：“我是您活在人世的镜像/十年前您身在家乡/十年来您驻我心上”。父辈的精神与子辈的情感叠合，内蕴着生命的传承和延续。陈龙的一些作品专门为下一代而写，其间既流动着款款深情，也有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幸福的烦恼”。如《最美的风筝》中写给身在他乡的女儿，“她是我亲手制作的风筝/一辈子的唯一/她在我心中最美/既盼她飞/又盼她回”，道出了父亲期待孩子独立却又不舍的矛盾心情。《幸福的堵车》里，父亲开车送儿子返校，希望疲惫的孩子多睡一会，便有意在路边停车守护。儿子醒来，质疑“车怎么开了这么久”，父亲却“总是云淡风轻/说刚才路上有点堵”。善意的“谎言”，充满舐犊之情。

陈龙近期的写作显著提升了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他力求多向度展现繁复的主题，又能从“思”的层面将文本引入哲理境界。尤其是他立足日常情感的纤维细节，沿着它们的方向，向心灵内部持续掘进，找寻真实的自我，探问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诗人笔下的自我是孤独的，但他能够意识到，孤独实则是一个契机，它给予人发现美、创造美的机会，使人拥有“自己的宇宙”，“只需一台电脑/便跨马成赏金猎人”（《当代孤独》），在虚拟时空纵横驰骋。陈龙总在传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随时播下希望的种子。《老花眼》中，诗人认为老花眼“来得恰当其时”，如结尾所写：“近处是人生终点/远处不只来时的路/老花眼不踌躇/越过地平线/望向新大陆。”视力的衰减意味着年华的流逝，本是痛感的表征，但诗人将其视为回溯来路、超越自我的机遇。再看《我们是时间的花朵》：“我们是时间的花朵/终究昙花一现/不必做沉甸甸的果实/一刻在枝头/一刻迎风吹。”诗人笃信人生如同花开花落，没必要苛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只要能够“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完成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内去追寻无限的爱、真理以及自由，就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咏物、亲情、哲理题材之外，陈龙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纪游诗篇。他穿梭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寻觅生发诗意的新鲜视角。如《金银滩》写在青海两弹一星基地的行旅见闻，诗人来到祁连山下、湟水河边，却发现基地的风景萧索冷清：“十八爿厂房空着/一如你曾经的守口如瓶/老态龙钟的铁轨心有余悸/不敢想曾背负过两弹一星”。静态的风景里，不见“那些花儿一样的人”，他们留下的不朽芳华，却使得抒情者“眼角泄漏出蒸馏水/凝结成两行滚烫的泪”。外在的风景和心灵的感动混融，对先驱者、奉献者精神的怀念与传承感跃然而出。

又如《游西夏王陵》，透过荒凉的坟茔，诗人畅想历史曾经的风貌，突显主体的英雄情怀。他想要“做一回英雄/于诗书之外/张开双臂/揽贺兰山入怀”，亲历“生死一回/够我踏破山河/战鼓如雷/扬我泣血悲歌”的壮阔场面。再如《游宜兴》《登温州江心屿》《登天游峰即兴》等诗歌，采取仿古体的形式，贴合中华传统“游文化”所蕴含的自由、洒脱因子，追求人在风景中的自在解放，让诗性的旅行缔造出富有古典美的情韵世界。

从美学角度审视，陈龙的诗歌有效实现了日常经验和超验想象的平衡。他由自我的生命意识出发，强化了对“叙事性”元素的多维运思，时而又如《蝴蝶梦》《野鸽》那样，适当纳入戏剧性的因子。多重诗艺的互汇，便于诗人更为自如地处理情感，记录关于个体和时代的记忆。这种根植于生活的诗性言说，为新时代诗歌赋予可贵的当代性品格。

（作者：卢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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