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发现和抒怀
——读《刘醒龙地理笔记》
笔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实文体,篇章一般比较短小,选材多样,形式自由,像《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都是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笔记。笔记以记人状物为主,专门记载地理山川的地理笔记流传不多,它往往被归于游记,比如《徐霞客游记》。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应该算作地理笔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只不过大多时候将之视为地理类别的著作,没有被归于地理笔记之列。《水经注》所记叙的是关于河流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有着鲜明的文学性,称之为地理笔记一点儿也不为过。
《刘醒龙地理笔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的体例大体和《水经注》相当,聚焦长江、鄂东地区、南海,记叙这些地区的山川、名物、风俗、人文等,并表达自己独到的思考。丛书共有三卷,分别名为《上上长江》《脉脉乡邦》《天天南海》。其中,《上上长江》是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到长江源头的一路记载,《脉脉乡邦》是行走在故乡山川中的所思所感,《天天南海》是南海边的抒情。篇章都不冗长,既有谈古,也有说今,谈古不古板呆滞,说今不流于表面。通而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些地理笔记篇章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而不是在书斋中冥想出来的。所以我称之为“行走散文”。
丛书致力于完整地描绘地理中国,体现出行走散文开阔的视野。“行走”赋予作品广阔的空间、深入的发现与真切的体验。《刘醒龙地理笔记》以“行走”扩展了由“地理”观察中国的空间。此前,也有不少作家喜欢书写曾经行走过的地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但是,还鲜有作家能比较系统地书写比较完整的地理中国。《刘醒龙地理笔记》却不一样,其观照的对象不是某一特定地域,而是广袤的中国国土。《上上长江》是关于整个长江流域的书写,《脉脉乡邦》是中部地区山川风貌的书写,《天天南海》则把整个中国南海纳入笔端。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由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所以对海洋书写的篇章还不多见。《天天南海》对海洋的书写,从总体上扩展了中国散文的书写空间,集中书写了中国人对南中国海的深厚感情。由是观之,《刘醒龙地理笔记》对地理中国的书写是整体的,而不局限于某一地。
《刘醒龙地理笔记》对中国大地的深度叙述,也得益于“行走”。中国文化深厚,历史久远,散文取景以抒怀、借物以抒情的传统源远流长。因此,“景”也好,“物”也罢,几乎都被人“借”过了。于是,留在典籍上的“景”与“物”渐渐固化下来。而刘醒龙的“行走”让这些“景”与“物”活了起来。例如,《上上长江》里有一篇《雪是诗的门牌》,记载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村落门牌,其中有一块叫“诗发家”。这三个字让刘醒龙甚为诧异,不禁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是将屈原、李白、苏东坡的三千年浪漫全部加起来,也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如此村名:诗发家!”他继而感叹道:“家是离诗最远的地方,也是离诗最近的地方。诗是离家最近的情怀,也是离家最远的情怀。诗要发的家是文化的根脉,发家所以依赖诗,是诗言志的诗,是诗雄才的诗,是诗如画的诗。像普希金,金钱不是家,诗化的俄罗斯才是他的家。”这样一个以诗歌命名的小村庄,有着朴素而又深刻的文化底蕴,寄托了国人对诗歌的推崇。发现这样一个不为人所知道的地方,是刘醒龙行走的一个收获。
《刘醒龙地理笔记》处处散发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之情。他毫不吝啬地用笔墨礼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对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故事,他予以反复书写。在行走中发现的建筑、文化遗存、名物等所涉及的故事传说,他都予以重点关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有着自己的独特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在传承过程之中,典籍固然重要,但典籍不是唯一的文化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烟火气之中,体现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身上,以及经由他们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中。在行走之中,刘醒龙往往能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重要传承。这种鲜活的、在场的传承是从文化典籍里无法找到的,也是对典籍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
时下不少散文以书写文化感怀、文化礼赞与反思为基本主题,但是,它们往往礼赞或淬炼文化典籍中的文化传统。如此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有其价值,然而这样的散文作品面对的是静态的文化内涵。而《刘醒龙地理笔记》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则是发现在场的、鲜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在书中他叙述了徐六泾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如老浦、小张,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依然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从事着水文数据采集工作。这个水文站,是为长江修建的最后一座水文站,长年租着一条渔船,“那船头极高,几乎与驾驶台平齐,是典型的出海打鱼的渔船,从浒浦往下,长江风大浪高,一般内河船只吃不消,在那样的船上人也吃不消。在江上待的时间久了,老浦站在船头,如果不开口说些专业术语,与那真的船老大难有区别”。面对在风浪之中从事重要且危险工作的水文工作者,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这船上,人更懂得长江为何是国之血脉。”这条船上的人,更是传承了国之文化血脉。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坚忍、朴实、勤劳的文化“根性”。
《刘醒龙地理笔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重建“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物我齐一”或者“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审视与批判之下,“物我齐一”的审美理想曾受到批评,遭到抛弃。这带来的一个弊端是,散文创作要么陷入廉价、空洞的口号式写作之中,要么把“物”看作是抒情言志的中介。
刘醒龙在行走之中,处处留意、发现“物”与“我”之间的审美融合。回到故乡,刘醒龙的笔端自然流露出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天姿》一文中,他所观故乡的红叶,平平常常、轻轻松松、悠悠然,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人格写照呢?《天香》对于“山水酿青郎,云雾藏红花”人间美景的欣赏,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圆通人生智慧的礼赞呢?在《我有南海四千里》中,我们能领略到作者和南海之间的心灵对话,以及真挚情感的融合。作者漫步南海边,亲身体验到南海所带给他不一样的审美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像“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随着既流不尽也淌不干的周身大汗弥漫开来”。他写道:“分明是在退潮的海水,丝毫没有失去固有的雄性,那种晚风与海涛合力发出的声响,固然惊心动魄,那些绵绵不绝、生生不息,任何时候都不会喘一口气的巨浪,才是对天下万物的勇猛!包括谁也摸不着的天空!包括谁也看不清的心性!包括大海以及巨浪本身!天底下的海,叫南海!心灵深处的海,叫南海!防浪堤是一把伸向海天的钥匙,终于开启了一个热爱大海的成年男人关于大海的全部情愫!”面向祖国的南海,作者心中涌动的豪情和南海涌动的巨浪之间何尝不是有机相融呢?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自然是作者对于南海的赤诚之爱。
《刘醒龙地理笔记》建立“物我齐一”的审美境界,不局限于“我”和“物”之间的审美融合,也包括作者对“他者”与“物”之间审美融合的自觉进入,也就是“我”“他者”“物”之间的三方审美交融。这一点在《走向胡杨》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沙漠里坚韧的胡杨树,回顾兵团在艰苦环境中的建设历程,刘醒龙发出这样的感叹:“一种树为了天地,长在它本不该生长的地方。一种人为了历史,活在本不该他生活的地方。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有尽头。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没有尽头。兵团人与胡杨实属殊途同归。”对于胡杨树和兵团精神的交相辉映,刘醒龙所发出的感慨,何尝不是对于自我深处的审视与反思?
文学创作要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何深入生活呢?自然有多种方式。走出书斋,以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在生活中发现情思,建立起和中华文化相协调的审美文化与书写方式,才是最为根本的。这是《刘醒龙地理笔记》提供的宝贵经验。
(作者:周新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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