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文学新浙派”这个概念并不是标新立异，更非认为浙江的文学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统系，或自成一种整体的风格。所谓“派”，《说文》的解释，是“别水也”。“文学新浙派”这个概念，其实正如流域的水系，百川归海，本异而末同，既有“一”的整体性，更有“多”的丰富性，是“一”和“多”的统一。而所谓“新”，显然是从历史坐标中提出的。浙江文脉幽深，明清以降，诗、词、散文、戏曲等，皆有统领性的人物。特别是近代以来，王国维、鲁迅、钱玄同、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穆旦等，更是大放异彩。和现代文学相比，浙江当代文学影响力明显减弱，既没有出现鲁迅、茅盾那种大师级人物，也没有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浙江当代文学的薄弱，是否意味着浙江当代作家禀赋、才情、创造力就不如现代作家？其实未必。放在全国格局来看，时下的浙江文学并不算弱，单小说家言，就有李杭育、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吴玄、钟求是、哲贵、王手、海飞、东君、畀愚、斯继东、雷默、张忌、萧耳、草白等大批实力派作家，海外则有张翎和陈河等，阵容相当强大。如今我们提“文学新浙派”，首先就是“新浙派”的自足性问题。从行政地理上把浙江作家归为“新浙派”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从自然地理上，浙江其实也并不像北方平原地区、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那样，具有自足的地理单元的特殊性和同一性。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地形复杂，众多山系、水系把浙江分割成诸多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浙江方言区域分布之丰富，亦与此有关。另外，钱塘江把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地地理、人文、风俗相去甚远，河姆渡和良渚，更是不同的文明体系。

但综合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来看，浙江文学确实有它的自足性。首先，浙江的历史与中原为主导的“国家史”不同。虞、夏、商、周构造的国家史起源，它的主要地理位置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国家史的起源在中原有清晰的地理定位和时间记忆，但在浙江，其历史却是从吴、越争霸开始的。《越绝书》云：“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浙江的历史不像中原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那样，具有时间的贯通性。历史的异质性，决定着浙江作家很难形成北方作家那种家国天下的历史宏通感觉，很难形成那种宏大、开阔的历史叙事。浙江当代小说家中，王旭烽应当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感的作家，《茶人三部曲》《望江南》等，都有那种在国家的大历史中书写江南历史和文化的尝试。《茶人三部曲》写杭州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从晚清往下写；《望江南》则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20年为期，另写杭氏家族茶叶世家的命运。王旭烽的历史热情，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与她的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身份有关。除王旭烽外，李杭育、余华、麦家、艾伟、钟求是等，这些擅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则很少有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问世。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麦家的《人生海海》、艾伟的《爱人同志》《风和日丽》《镜中》、钟求是的《等待呼吸》、张忌的《南货店》等，虽然从中可见历史的影子，但大多数都是作家从个人的生活史、生命史出发，将个人的命运植入大历史中。浙江作家直接写历史题材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写历史，也是像蒋胜男的《芈月传》《燕云台》《天圣令》《铁血胭脂》那样，重在写辽、西夏这些边缘地理、边缘王朝人物的历史。

浙江当代作家的异质性，除了历史的因素外，还应该有地理的因素。从大的地理形要上看，浙江地处东南，植被丰饶。外部向海，内部山系与水系分割，决定着浙江作家在地理的空间感受和想象上，很难形成北方大平原地区作家的那种“南—北”“东—西”的地理贯通意识。浙江作家创作小说，一方面，其语言、文字、人物、故事、叙事等，应对着自然世界的丰饶，必然会形成和江南自然地理的呼应及感通。就像艾伟的《南方》中所描述的，“这是一个植物疯长的地方”“这是一个炎热的地方”“这是一个水草生长得格外旺盛的地方”“这是一个各种气味混杂的地方”。“南方”以其独特的自然和“人—地”关系，打开人类生命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浙江作家的地理想象，往往会受制于其东南一隅之逼仄，而缺少地理关系的通达。艾伟的“永城”、钟求是的“昆城”、哲贵的“信河街”等，都是限于某一个特定的角落。一旦打开地理想象，这些角落便通向外部广袤的世界。艾伟《镜中》所写到的地方，除杭州外，就是缅甸、日本和美国。钟求是《等待呼吸》，除杭州、温州、北京外，就是莫斯科。哲贵的小说，大多发生在一个叫“信河街”的地方，而“信河街”所联通的地理关系，基本上就是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或者就是富有诗意化的香格里拉、青海湖等。杨怡芬的《离殇》《海上繁花》等，除写到舟山外，基本的地理联想就是上海。浙江作家的小说地理联想，与北方作家那种实证性的地理叙事关系不可同类并观。

历史感决定着作家创作的深邃，地理关系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故事架构、人物关系和空间结构的开阔。这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地理的开阔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浙江文学的历史命运，浙江作家既难以形成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作家的那种深邃的历史感，更没法形成他们身居中原的那种四通八达的空间开阔性。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倘若说对浙江文学有什么影响，我以为最大的影响是在长篇小说上。时下的浙江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皆处在全国的第一阵营，但是长篇小说确实是浙江文学的弱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屈指可数。

长篇小说究竟与地方历史的深度、空间开阔性有多大关系？浙江作家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制约，是否就没有突破限制的可能？或者说“文学新浙派”有无再提的必要？我以为当然有必要。浙江虽然与中原的历史不同，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历史。“文学新浙派”再出发的关键，主要就是要处理好自然、历史、文化上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所谓“我者”，就是浙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而“他者”，则是指构成文明互鉴与参照的北方中原。浙江的自然、地理、历史、生活、语言、人文，唯有在与“他者”的互鉴中才能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诗意与美学气质。这些年，浙江作家扎根于自己的自然、地理、历史、生活创作小说的，其实并不多。早期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王旭烽的“茶人系列”当属此类；此外，萧耳写运河的长篇《鹊桥仙》、宁波作家浦子的“王庄三部曲”，衢州作家周新华的《黑白令》《喝彩师》、孙红旗的《国楮》《印舞》等，皆属此类。浙江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多以虚构和想象为主，很难说有多少浙江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元素进入到小说中。

其实，浙江的小说家，形式感、小说技巧、语言能力、创新意识等，绝对不弱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之所以在长篇小说领域没有形成声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们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的关系。就像福克纳能够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而构造出他的经典性那样，福克纳并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而是他能够在美国的大历史中写出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与美国整体历史的关系，如《喧哗与躁动》《我弥留之际》写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的没落，《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写美国的种族主义悲剧。这样的文学史经验表明，浙江作家要想获得创作上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观“小”，要以大的文明视野和大的国家整体观去观浙江，于大开大合之间写出别具南方气质同时兼具时代气息和国史气运的优秀作品。回过头来看，像鲁迅、茅盾等之所以能成就自己为“中国的”作家，不正是因为他们是以“大”观“小”，才写出《阿Q正传》《祝福》《故乡》和《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吗？

（作者：周保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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