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温情与敬意,重寻文化之根
——浅谈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
就新时期文学而言,历史散文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产生时间稍晚于文化大散文(以1992年版《文化苦旅》为标志)。历史散文在整个90年代的散文热潮中并不突出,它侧身于历史随笔和思想随笔之间,在文体特性上表现得并不充分,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90年代的历史散文经常遭受误读。误读之一就是将文化散文当作历史散文加以处理,这其中,余秋雨的作品往往作为历史散文的典型加以阐发。实际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散文虽然与文化散文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体式;误读之二,将更侧重思想发现和思想穿透力的历史随笔当成历史散文的样本。1998年,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卷收录了众多学者解读百年历史文化名人的篇章,作者有林贤治、许纪霖、孙郁、李辉等。收录的文章绝大部分出自《读书》杂志,而这个杂志在那个年代的知识界影响极大,为思想观念交锋的重镇。界定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的区别,其难度显然比界定历史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区别要大得多,基于我个人的视角,认为《重读大师》中国卷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可归入历史随笔或者思想随笔的范畴。
90年代的历史散文其实身影模糊,作品数量和影响力皆远未达到亭亭如盖的境地。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欲望的神话》,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为历史散文打下地基。进入新世纪后,源于媒体空间、舆论环境的转向,源于经济马车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影响,散文界内部,各种体式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在新世纪初始就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其中,历史散文的强势崛起就是其中显明的部件。历史散文也由幼苗成长为大树,20年来,从业者甚多,有分量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祝勇的《叩问马关》、耿立的《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襟抱谁识》、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王开林的《英雄无命》《独立而特行》、詹谷丰的《大师的村庄》《书生的骨头》,等等。夏立君凭借历史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为历史散文这一体式赢取了荣誉。此外,就历史散文内部来说,很难为一众作家排座次,历史散文作者间的水平差异远没有其他散文体式那样明显,这也意味着,只要是成熟而成型的历史散文作品,基本上整体水准都很高。如果摊开放在整个散文界进行比较,除开历史散文作者之外,从事其他散文体式创作的作者很容易有起伏,其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历史散文而言,一旦作家具备了思维纵深(哲学积淀)和深刻的历史见识(丰富系统的历史阅读),其思想水平如同体育运动中的肌肉记忆一样,很难会调低或者下降。对于作品的处理而言,仅仅剩下情采、结构的把握了,而这些技术环节对于成熟作家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这两种体式,困难程度远超界定历史散文与文化大散文。近30年来,历史散文与随笔始终作为重要的体式而存在。根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在主观上笔者倾向于,若是以历史人物的书写为主体,且侧重以个体精神的开掘与观照为基本脉络,以钩沉文化精神和还原历史真实为旨归,类似这般的作品,可称之为历史散文。按照这个粗疏的标准,费振钟的《堕落时代》,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祝勇的晚清人物系列,詹谷丰、耿立的民国人物开掘,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充闾、王开林、王开岭等人的历史书写,刀尔登、鲍鹏山的别一种历史解读,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等等,皆可视为近30年来历史散文的典范作品。若是以历史事件为书写内容,侧重于事实呈现与历史逻辑的透视,将历史本身置入现代性观念体系的比照之下,类似这般的作品,则应纳入历史随笔的范畴。李敬泽的《会饮记》《咏而归》、陆春祥的笔记新说、胡竹峰的小品风范、潘向黎的诗词随笔、汗漫的《一卷星辰》、赵柏田的江南风物系列,还有部分学者随笔,皆可等而视之。此外,随着公号的兴起,有一些杂谈、杂感的文章,它们并不单纯追求文学的表达和艺术的审美,但在路径上,却与历史随笔殊途同归,这其中优秀的写作者有聂作平、六神磊磊等人。从技术处理的角度上看,还可以有更简化的区分策略,即历史散文作品保留了线性叙事的内容,而历史随笔中关于历史人物、故事的处理则是非线性的,是经过打乱重组的。
历史散文也好,历史随笔也好,皆需要见识的伫立,理性精神和沉思的品格乃两种体式的共有内容。卓越的识见,依托于思想力和判断力的高耸,中国古典的史学著作、文章传统、政论之文,在推崇识见能力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洞察幽微,照烛古今,恰是历史随笔和思想随笔的共同追求,而对于历史散文而言,除了识见的确立之外,作家还会在作品中向着历史人物投注深沉的情感。因此,历史散文的高处,往往兼容了理性和感性,成就声情并茂之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发出了一份特别的寄予,内容分为四条,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对待本国的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即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说,就来自第二条。对照钱穆先生的这个命题,历史散文作者往往就是“温情与敬意”的持有者和践行者,他们不会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强调历史过往的“为我所用”,恰恰相反,他们深入历史的细部,试图在裂痕、乱码、阴影、层层累积之下观照个人的际遇,并以此照见民族精神、人文气息的基本纹路。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溯源之举,实际上是别一种文化寻根之旅。
(作者:刘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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