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李少君诗歌近作的美学形态及其文化属性

（图片选自纪录片《航拍中国》）

先从《端午怀屈原》谈起

2022年到2023年立春前，李少君写了三首诗：《端午怀屈原》《送别——致李叔同》《来雁塔之问》。这三首诗读后让我耳目一新，也让我真正正视了中国诗人慢慢成长起来的思想能力。

先从《端午怀屈原》说起。屈原是中国诗人的滥觞，无数的诗人凭吊、缅怀、歌颂、追思过他，似乎很难超越或说拥有新意。李少君在全诗第一节中，把朝霞和晩霞这种自然的形象幻化为“凤凰”的形象再转喻为屈原的形象，明显地凸显了自然的“二重神性”，这种“二次转喻”依然是“一切从自然出发”的原则。第二节中，“凤凰驾驭长风，展开四方，择木而栖/首选梧桐，橘树等南方嘉木亦获青睐/芰荷和芙蓉装扮织就绚丽缤纷的衣裳/在沅芷澧兰的领地，在汨罗江流域/我仰望高大

挺拔的乔木，一如仰望你之身影”。乔木则又形成一种“转喻”，这已经是三层“转喻”了。

第三节中，“那些浓烈的热爱，那些深沉的悲愤和哀痛/和滚滚而下的长江一起，冲击着敲打着中国的胸膛”。这节诗阐释和展开的是一种“长江”的大气象。第四节中，“因你配之以道与义/饰之以香草幽兰/你以璎珞编缀，绸缎铺之，霓虹耀之/文采斐然，彰显天地间最惊艳动人之锦绣华章”。再次引用了屈原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对屈原的追慕之情更为动人。

正如李少君所说，“表达情思、抒发情感，指以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一类文学活动，它与叙事相对，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的特点”。《端午怀屈原》一诗，无论从结构、节奏还是从视觉形体上都具有稳定性，洋溢着自然和浪漫主义的光彩。这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所处的自然状态，更是以一种对现实事物的‘贯通’方式存在着的”。李少君笔下的，亦属于那种“令人惊叹的无所不在的自然”。

诗的第五节，也是最后一节，更是颇具匠心。“端午祭日，我居家拜读完你黄金的诗篇/谨携小院里所有花草树木致敬高天凤凰/它们是（排名不分先后）：香柏、牡丹、玫瑰、女贞、丁香、水杉、碧桃、卫茅、玉簪、晚樱、忍冬、鸢尾、杜仲、棣棠、黄杨、榆梅和国槐。”“高天凤凰”具有神话色彩，所列的各色花草树木也颇有气象，这一节描写首尾呼应，彰显了另一种维度的美学叙事，有着新浪漫主义风格和意象主义美学的完整表达。

康德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这里的“自然”是指客观物质世界中诸多现象的叠加之和，并非是物体自身，其中所指代的“法”，是指事物现象和表象相连接作用的标准规则，是一种有实现可能性的法则，但它也仍保留感性认识。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诗歌的自然意识借助植物和花卉的形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这恰恰与他自然主义诗歌整体性的肌理结构一脉相承，并且在生态诗歌美学中得到强化和彰显。

由《送别——致李叔同》所想到的

读李少君《送别——致李叔同》，我想到于坚在《恒河》中写道：“恒河啊/你的大象回家的脚步声这样沉重/就像落日走下天空”。李叔同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对李叔同的崇拜甚至超过了包括熊十力、牟宗三以及国学大师陈寅恪、梁漱溟等等，因此对这首诗，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

李叔同《送别》中的别离是灵魂深处真正的孤寂，他是真正参悟了人生的智者与哲学家。所以，他修行的时候选择的是最艰苦的律宗。律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行、戒相、戒体四科，戒法是佛所判定的戒律；戒行是戒律的实践；戒相是戒的表现或规定；戒体是受戒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送别》中的孤独与壮阔的意境，正体现了李叔同心灵的修行。正如李少君在诗的第一节中所说，“送别/你把自己送到了寂静之地”，像一种倾诉，又像是一种隔着时空相视的理解与珍惜。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人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人为了要证实自身就不得不求助于外在的环境，不得不为自身的存在找到证明，而自然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自然就是人的反映、人的显现，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认识自己，而且必须克服人与自然的疏远性，使人与自然达到统一。于坚的《恒河》致敬的是“及物之神”，而李少君致敬的是作为“人的主体性”。“从繁华落为枯寂，不过色相/你曾历尘世，遍居佛国/始终未能逃离孤独之境/一世为孤独世，一国乃孤独国/芒鞋青衫竹杖，一人是孤独行者。”诗结尾的这一段，不仅是对自然与禅境的参悟，也揭示了事物内部逻辑关系的本质。

衡阳，思想者朝圣的地方

李少君是一位能够准确判断自己文化属性的诗人。阅读《来雁塔之问》时，我想到400多年前衡阳出生的哲学家、思想家王船山。《来雁塔之问》只有同历史上的大哲人产生关联，才更有“问”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才真正是思想者之问、生命哲学之问，是问道而不是问技，不单纯是语言的炫技、语言的游戏，而真正是思想者的“道”和思想者的游戏。

《来雁塔之问》中有不少历史典故，落脚于“船山书院”，指向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又被世人称作“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这是对王船山一生精辟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王船山潜心钻研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对“经史子集”有其独特性的创见，对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思想集大成者。我认为，李少君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型，是以诗歌中的自然主义为媒介，向中国诗歌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纵深地带掘进。他富有创见性地梳理和阐释了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的文化属性以及其受到时代局限性的文化认知。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知识性和理论性，是从诗歌传统的根部，是从伟大的“自然性”的铁律中进行的一次精神打捞。

陶渊明“道法自然”，在归园田居的生活中自得其乐，他发出的“归去来兮”的呼唤，不仅是一个个人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一个时代的宣言。王维的诗歌以“道”和“禅”统一了抒情和描写、写意和写实，呈现了极高的自然意境。李白就是云海翻腾、江河涌动的大自然本身，可谓天纵其才、汪洋横溢。李白喜欢用一些大江大河、大鹏、沧海、雪山、巨鲸等“大词”，这同开疆拓土、万邦来朝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

面对自然风光和人的心境，《来雁塔之问》开头的四个疑问句更是发人深省。“万亩荷花，十里垂柳，随处竹林/如此风光遗产，还剩多少？”“半池月色，一泓清水，数点蛙鸣/何等闲适心态，还余几分？”“吟两句诗，抚一曲琴，养一夜心/这样的瘾君子，还有几个？”“情似湘江，顽如石鼓，固若衡岳/此等节操胸襟，当下何处可觅？”

也许，这四个疑问是并列或者递进的关系并不重要，因为它最终回归到了“年少时在南北各地行走，怀此疑问现如今东洲岛上船山书院或可解惑”。真正能够解惑的，或许便是王船山。这便又回到“经史子集”中，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回到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

（本文作者：朱必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李少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诗刊》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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