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兴起，以及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跨学科、跨文化转向，20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研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我们曾在《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一文中指出，某些海外研究者“已经将以往那种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本的独立自主性，崇尚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并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文本细读’，发展为一种具有模式化特点的‘文化细读’。”①事实上，这种“文化细读”模式在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戏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点尤为鲜明，其优缺得失更亟待中国学者作进一步讨论。

　　一 从“一剧之本”到“经典重读”

　　重视剧本是西方戏剧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而就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而言，重视经典戏曲文学文本的细读也曾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学界有关古典戏曲文学创作、戏曲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综合考察1998年至2012年的相关研究②，可以发现以主题、文体、修辞、互文等文学论题为研讨对象的成果仍占很大比重，尤其是《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燕子笺》等更一再地被人重新解读。如吕立亭(Tina Lu)的《个人、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中的身份》(Persons，Roles，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01)、史恺悌(Catherine C.Swatek)的《场上〈牡丹亭〉——一部中国戏剧的400年生涯》(Peony Pavilion Onstage：Four Centuries in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Dram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周祖炎(Zhou Zuyan)的《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蔡九迪(Judith T.Zeitlin)的《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的鬼魂和性别》(The Phantom Heroine：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袁书菲(Sophie Vollp)的《世俗的舞台：十七世纪中国戏剧》(Worldly Stage：Theatric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等等，这些研究不但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在中文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回响。

　　值得思考的是，在“跨学科”已经成为英语学界古典戏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传统“名家名作”渐渐淡出海外学人视野的大背景中，为什么却有学者依然对经典剧本不断地予以重读，甚至隐约依然坚持着“剧本乃一剧之本”的传统理念?

　　美国当代戏剧史家布罗凯特(Oscar G.Brockett)的一段话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布氏认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一成不变的只有戏剧脚本，而剧场中的其他艺术，则只能从第二手的资料——如有关演出的描写及个别场景的图画照片等等得知”③，而且“戏剧脚本是我们的价值观与过去的价值观间的一座桥梁。我们要欣赏与了解另一时代的种种，非得知其中找出至今仍具有意义的意念与态度不可，否则我们不会受到感动的”。④从这个角度看，细读剧本文学往往也是西方学者进入中国古典戏曲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的最好途径。

　　就文体性质而言，明清传奇兼具演剧性(theatrical)与文学性(dramatic)，这是因为一方面，戏剧文学的写作者都必须(至少在观念中)预设“观众”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明清传奇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以“知识阶层”为主体，都有将之作为案头文学来表达或建构自我(self-representation)的趋向。就故事内容而言，《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编演的都并非时人陌生的题材，却跻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列，为人所熟稔的爱情故事题材经过作者的重写之所以能焕发出天才之作的光彩，这与作品独特的艺术审美形式有关。事实上，文学史上但凡经典之作，都能经受一项精准的考验，那就是历久弥新的“重读”。如不尊重作品作为文学本体的自足性，不从作品的艺术审美形式入手进行细读与批评，就无从了解文学经典的艺术审美价值，也无法真正逼近语言形式之下深藏的思想内核。所谓“经典重读”，就是期待着从过去的文本中发掘出新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内涵既是使得一部作品得以经典化的重要内因，同时也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使得作品被一再重读。

　　细究近年来北美的明清传奇研究，其“重读”所发掘的新意，聚焦在“性别(gender)”与“身份(identity)”两大关键词。在性别诗学的强势推动之下，21世纪不少中外学者均特别关注性别差异，尤其是关注权力话语对社会边缘人的性别压抑，关注被压抑者反抗权威、追求自我真实存在的主体诉求。晚明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末世社会内部的萌芽带来了社会组织内部各个阶层急剧的沉浮、流动，名教理学思想与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发生激烈碰撞，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何造就男女的性别属性及其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抗争如何隐含于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尤其是传奇戏曲之中?我们该如何倾听与捕捉藏匿于晚明清初传奇剧本背后作者的不同声音(voices)?这些正是北美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J.Greenblatt)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理论为我们理解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视角。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学派(new historicism)的代表人物、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创立者，他将文学文本视为各种社会能量流通与交汇的场所，认为文学形成于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也参与构建社会历史，文学与历史因此是一种互文性存在，作家在文本写作中以虚构的人物、事件来演绎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表现社会能量之合力对自我的规约，展示了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各种异己因素进行反抗、颠覆继而完成形塑的过程。⑤正是因为或显或隐地借助了文化诗学的“自我形塑”理论，北美戏曲学人近年来高度关注明清剧作家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如何确立身份、形塑自我的问题，着力发掘各种社会能量与作家个体“自我戏剧化”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按照“文化诗学”的理论，明清传奇的文本呈现以及阅读阐释其实是一种具有整体综合性的文化行为，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内部多种社会能量复杂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权威话语总在对异己力量进行同化与打压，另一方面，作家则试图通过作品中“反权威”的角色塑造来挑战主流、颠覆权威，与此同时，权力操控与文学颠覆之间又会试图达成妥协与平衡，我们因此看到，传奇剧本既内含有对权威话语权的反抗性，又时常表现出向儒家正典为代表的体制性话语的靠拢。像汤显祖、洪昇、孔尚任这样伟大的剧作家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天才，相反，他们身处明末清初的历史剧变期，善于将流通于各种文学与非文学的文本中的“社会能量”凝聚于传奇戏剧文本的审美客体，反映出彼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利益、精神信仰的复杂关系。这些剧本承载着各种“社会能量”在案头流传、在舞台搬演，作为审美客体供读者与观众消费，其所承载的“社会能量”又通过后者回流到历史的当下。北美学者重读传奇经典剧作，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解答晚期中华帝国的文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重重“意义”中确定“身份”、塑造“自我”?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权威，又在多大程度上妥协于主流?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的产生除了受到美学因素的支配，还与其文化传统的特殊运作密切相关。一部作品如何能被其所在的文化体系纳入经典范畴，并获得不朽的文学盛名?近二三十年来，“经典论”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指出，所谓“典范作品”就是众多作家相互竞争之下最终被文学传统本身选出的杰出者。他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书中还认为，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响与压力下对其进行挑战并力图有所创新的。正是受布鲁姆的影响，北美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非常热衷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晚明清初文人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充满“影响的焦虑”的文学环境?这一时期的文人如何在唐人传奇、元人杂剧乃至前代传奇剧作家的影响和压力下进行创新、出奇并力图让自己的作品跻身文学经典之列?哪些人是真正的经典作家，能让后起者不断奉为典范，对后世产生长久的影响?什么是影响传奇戏曲创作方向的主导性因素——是美学的因素重要，还是外在的权力运作更重要?

　　二 从“文本细读”到“文化细读”

　　“经典重读”现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以现代的、西化的方式来研究古老的、东方的对象，如何才可能尽量避免方法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认识误区?北美英语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一直秉承着“文本细读”的传统，而且，自20世纪末以来，他们的文本细读更凸显了“文化诗学”的转向，是对传统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新批评派的“细读”模式的全面超越，因此可以概括为“文化细读”模式(cultural close reading)。

　　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一个核心概念。新批评派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主自足的“本体”，文本是文学批评唯一关注的对象。通过细读文本，分析文本运用的含混(ambiguity)、悖论(parody)、反讽(irony)、张力(tension)等四大修辞手段，来挖掘文学文本的丰富意蕴，特别是展示其隐含意义。这种研究方法曾在西方学界受到广泛重视。但如同其他任何批评方法，文学细读也有其研究的盲点，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为文体学、叙事学等新形式主义流派所诟病，而8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政治批评转向更使得细读被认为是管中窥豹的过时做法，一度受到冷遇。但是，随着近十余年来西方政治文化批评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文学文本本身与审美的文学性因素的关联问题，有学者指出：“‘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s)的面貌逐渐复兴。‘新形式主义’之‘新’在于摆脱了传统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语境相隔离的局限性。”⑥综览近年来北美英语学界的晚明清初传奇研究，笔者以为，从某个角度看恰恰反映出“细读”的复兴，只是这种“细读”并非新批评狭隘细读的简单回归，而是将文本阅读与互文阅读、作品分析与语境关注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文学性解读达到社会性认识，挖掘文学因素和非文学因素共同作用下传奇剧本呈现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我们可以看到，北美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敢于直面作品，在坚持深入体察作品的审美特征、语言体式的前提下，成功地把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阐释结合起来，做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们这种从“文本细读”到“文化细读”的转变，既反映了海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也与国内的某些研究相互呼应。

　　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⑦文学研究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或者多重视角的纳入，因为“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⑧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积淀在语言中，离开语言本质的细查，就无从考察这些非文学性要素。虽然非文学性因素也在阅读中体现为主体性，而且文学创作也确乎含有非文学性功能，但是如果长期忽视文学作品本身诉诸人的情感和审美体验的功能，则必然导致文学性的异化。对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陈思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文学名著的文本细读究竟应该从文学性着眼还是从它的社会性着眼?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方法，即透过文学性读解以达到对社会性的认识，而不是回复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⑨他试图澄清文学细读对当下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意义，反思细读文本之于作为心灵审美的文学性因素的关系，呼吁学术界回归到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上来，认为唯有重视文本细读，方能充实文学理论的底气，方能不蹈庸俗社会学批判的旧辙，方能探索透过文学性解读达到社会文化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与欧美文学文论研究者申丹近年来提倡的“整体细读”观不谋而合。所谓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二者互为观照不可分离。整体细读坚持以文本为阐释依据，但是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对(1)作品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2)作品与语境;(3)作品与互文本这三方面进行考察。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挖掘出作品中至今仍未见天日的隐含文本，对作品进行更深度的或者全新视角的阐释。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对海外的中国戏曲研究者尤其发挥了强势的影响与渗透。文化诗学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研究实践和学术方法论，其艺术批评形式的核心是承认艺术与社会存在的相互渗透关系，换言之，即承认文学与历史的互文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11)这种认识的两个暗含之意是：(1)文本、作家与读者三个主体的相互关联而非彼此隔绝;(2)文学文本的阐释既扩展于作品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植根于阐释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立场，因此阐释只能是基于现代立场重建历史语境。按照这种看法，从来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文学批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返回并沉潜于作品、作家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和个人生命经验中去，重抵彼时彼地的日用人伦、意识形态、文化氛围，进行一种历时的“互文性”阐释。也就是说，文化诗学的阐释必须语境化。细察近十余年来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他们在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时，较成功地将文学性审美与非文学性考察集中在明清传奇的文本与文学的研究。

　　三 “文化细读”环节与特点

　　由于“文化细读”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内旋式”的文学文本阅读与“外扩式”的宏观互文阅读的关系，北美学人的明清传奇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参照陈思和、申丹等学者所提出的看法，这里尝试着对北美戏曲学人“文化细读”的若干环节及其特点作出梳理与分析：

　　第一，研究者将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冷静、缜密的理论触角与中国传统的感悟式阅读审美体验结合，直面传奇戏曲本身，将文本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放置在显微镜之下，其观察虽然务求透过表层、深入肌理，但整体上并不脱离对文学经典永恒审美特性的鲜活体验。

　　北美戏曲学人接受过严格的西方人文学科的学术训练，熟悉各类文学批评流派的文论及研究方法。他们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往往还受到过系统的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数理训练，在研究中善用推导与解析，显得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海外华裔学者，不存在阅读的语言障碍，即便母语不是中文的西方学者，中文亦具有相当高的水准，不仅可以用中文写作，而且能够翻译古典戏曲文本并广受好评。通览近年来北美戏曲学界的传奇研究著述，其对文本本身研读之精、之勤，堪为称道。如蔡九迪在《重身与分身——明末戏曲中的“魂旦”》一文中谈到自己一直以来对《牡丹亭》进行反复研读，极其感动于汤显祖何以能在他的时代创造出如此超前、如此反叛的女性形象，是怎样的才情与心智才能完成这一文学成就?(12)此言出自一位西方学者，她以怎样的虔诚和投入才能在阅读中与相隔数百年的汤显祖实现心灵的对撞、审美的沟通?如此鲜活的阅读体验亦令笔者动容。

　　第二，采用现代学术界影响广泛的“互文”阐释策略，穿越古今，深掘传奇文学经典所蕴藏的经典与原型。

　　这里的“经典”，应作引“经”据“典”来理解，指的是戏曲艺术对中国源远流长、具有高度连续性的文化体系中最根本的意象进行援引、借用、移植和改造。凡是被同一文化体系内的人世代引用并不断加以阐发、丰富的文化意象都可以叫作经典。从古希腊神话的酒神精神、俄狄浦斯情结到基督教文化的圣杯传说等，都是西方文学艺术创作所无法脱离的经典，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观念以及“关关雎鸠”抑或“香草美人”的比兴，则千百年来始终在中国文学艺术创造中散发光芒。例如，宇文所安在《〈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归》一文中分析了《桃花扇》中李香君对《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学习与模仿，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指出李香君对文学经典“戏如人生”式的学习、体认和内化实际具有“人生如戏”的强烈反讽意味，她的失败有着儒家社会内在的阶级性根源。(13)而沈静在其博士论文“戏中戏”一节中从互文性切入，论述了《桃花扇》对《牡丹亭》、《燕子笺》以及《鸣凤记》三部明代传奇经典的拈借，并阐发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种隐喻结构蕴藏的悖谬与反讽。(14)

　　“原型”则是指文学作品隐藏的一个潜在结构，也可称之为原始母题。明清传奇万般变化的情节，往往都脱离不了一个浪漫的才子佳人模式，很多西方古代戏剧亦如此。而无论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都存在一个父系等级制度中子报父仇的母题。文本细读实际上遵循如下流程：首先直观触摸文本，感知其鲜活的审美特质;然后深入分析修辞、叙事技巧，发现引语、隐喻、用典;最后进入文本核心底层，发掘其潜藏的文化人类学原型。比如蔡九迪专辟一章对《长生殿》魂旦戏进行“细读”，揭示出杨玉环魂旦形象的塑造实际上隐含了唐宋传奇小说所开辟的“亡灵忆往”的历史观照模式，事实上这种“亡灵忆往”模式在清初的小说(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与戏曲创作中皆得到了继承与发展。(15)

　　第三，运用文化诗学的视角，将深入文本内部肌理的细读与文本之外的宏阔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考察结合起来，驰骋内外，揭示作品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精神与作家主体性精神诉求，完成对一部传奇作品的整体把握。

　　综观近年来北美戏曲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堪称是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角度”去解读《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为代表的戏曲经典。如蔡九迪的研究，她在细读晚明清初有关女性鬼魂的传奇与小说基础之上，深入探讨中国诗学传统、医学传统、晚明清初历史环境等对塑造“幽灵女主角”(魂旦)的影响，借用了医学、人类学、神话学、心理学、考古学、美术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又如周祖炎的双性混同研究，不仅以专章对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性别哲学思考进行了细致梳理，而且引入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阿尼姆斯”和“阿尼玛”等现代概念，为阐释《牡丹亭》、《桃花扇》等剧作所传达的双性混同性别/人格理想提供了哲学的、宏阔的期待视野。(16)

　　再如沈静认为《桃花扇》中天然地蕴含了史与剧的互文联系，作为“戏中戏”的明代传奇经典在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中被“语境化”(contextualize)、被“互文引用”(intertextualize)，其各自蕴含的道德旨趣促使孔尚任对明朝留下的历史、文化、思想遗产进行价值评估，体现了剧作家对于戏剧是什么以及戏剧怎样作用于社会的探索和关注。通过互文分析，沈静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孔尚任如何看待戏剧参与建构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的功能。吕立亭在《个人、角色与思想：〈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中以汤显祖《牡丹亭》和孔尚任《桃花扇》两本传奇经典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探索“人何以为人”以及“人何以建构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学命题的不同方式。人类始终是自我和社会多重塑造的复合体，因此“身份”的概念足以成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基本的主题。作者以文化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跨文化比较的高度来探讨中国文学对“身份建构”的表征手法与西方的异同。

　　袁书菲则在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观念的启发下，将17世纪的中国社会构想为一个戏剧舞台，她提出了一个“戏剧旁观(theatrical spectatorship)”的理论范畴，将戏剧身份与社会身份、舞台扮演与社会扮演、虚构与现实等概念并置。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考察了张岱在笔记中的演剧观剧记载、《牡丹亭》中的“闺塾”与“劝农”情节、《桃花扇》中柳敬亭的角色塑造、王骥德的杂剧《男王后》中的同性恋主题以及清初以陈维崧为核心的文人团体与男旦名优徐紫云的交往和相关诗文创作等，试图厘清戏剧舞台和社会现实、戏剧参与者与戏剧观摩者、戏剧旁观与社会旁观、身份假扮与身份辨识、文人话语与世俗话语等诸多二元对立概念间异常复杂的互动关系。

　　尽管北美戏曲学界的“文化细读”为明清传奇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值得重视或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结论，但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值得中国学人进一步反思的弊端或缺憾。

　　事实上，有时他们的研究也会重蹈英美新批评狭隘的、封闭式的语言修辞细读的覆辙，忽视明清传奇整体的叙事模式与戏剧结构。更主要的是，由于受到西方人文学科学术传统与规范的深刻影响，不少研究者甚至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汉学大家，也会时常预设一个流行的西方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之作为考察具体对象的理论框架或指南。这种“理论先行”的研究方式既体现出西方人文学科重视框架、模式的传统，显示出“思辨的力量”，但应用到中国古典戏曲时，有时或许也会剑走偏锋。例如，伊维德以弗洛伊德的家庭情结理论来分析《牡丹亭》中的杜宝形象，认为应该将其视为不愿青年男子夺去爱女之贞操的慈父，而并非社会礼教的顽固维护者。(17)笔者以为，这或有牵强附会之弊。又如周祖炎对《桃花扇》中桃花意象多重性的研究，特别是对唐寅《桃花庵歌》与孔尚任人生观的“互文性”分析，认为《桃花庵歌》既是唐寅对名争利斗的现实生活的主动弃绝，又体现了其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人生观，而孔尚任对唐寅诗画的喜爱实际反映了他本人与唐寅类似的思想矛盾。(18)笔者以为，这或许又不免流于过度阐释。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总体说来，近十余年来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仍遵循了这样一条比较合理的研究路径：一方面将明清传奇作为文学研究的本体，充分尊重文本的“自主自足性”，以此为前提，用显微镜式的细读来观照文本，运用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文体学、音韵学等把文学内部研究向微观层面继续拓展;另一方面，把外部研究向宏观的文化层面延伸，把文学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等交叉起来，参照当代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材料，力图深入描述与呈现传奇戏曲所蕴含的中国文化自身的特征、旨趣与底蕴。

　　笔者以为，在海外汉学日益成为中国当代学术重要的参照体系乃至学科资源的学术语境中，中国的本土学者实有必要更多地关注这一“文化细读”模式，并予以批判性的再研讨，既发现海外学人作为“他者”的洞见，亦细察其误读，从而促进海内外戏曲学界之间的平等对话，凸显中国本土学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何博，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标题注释：本文为武汉大学70后团队“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①见《戏曲研究》第8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参看郭英德《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戏曲研究》第79、80辑;程芸、何博《英语学界中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戏曲研究》第86辑。

　　③④(美)布罗凯特著，胡耀恒译《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世界戏剧史》，第5页、第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

　　⑤参阅Greenblatt，Stephen J.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陶水平《文学“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

　　⑥申丹《整体细读与经典短篇重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⑦(美)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载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等译《重申解构主义》，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⑧(美)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载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等译《重申解构主义》，第122页。

　　⑨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⑩参见申丹《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整体细读与经典短篇重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编撰《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第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2)见华玮主编《汤显祖与〈牡丹亭〉》，第511-536页，“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5年版。

　　(13)文所安《〈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归》，华玮主编《汤显祖与〈牡丹亭〉》，第497-510页。

　　(14)Shen,Jin.The Use of Literature in Chuanqi Drama,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2000.

　　(15)Zeitlin,Judith T.The Phantom Heroine：Ghost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16)Zhou,Zuyan.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17)在《“睡情谁见?”——杜丽娘、玫瑰公主和溺爱父亲的烦恼》一文中，伊维德指出：“作者不是把他当作不留情面的管教者，而是当作溺爱女儿的父亲来写……他相信女儿纯洁无邪，无法接受她已长大成人，并且对性充满渴望”，参见华玮主编《汤显祖与〈牡丹亭〉》，第306页。

　　(18)参阅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 一书的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