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公元前1300年间文学戏剧所呈发出来的命运观与仪式感、公元后1800年间文学戏剧所凸显的人性之美和时代反思，以及20世纪以来120年间文学戏剧中所渗透出来的悲悯感和存在论，来看中西抗疫文学与戏剧的演进路径、重要观念和发展趋势，以及人性的发展、观念的深化和文艺演进的潮头。分析三大时期的现象级作品，有助于把握中西方抗疫文化的发展态势。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抗疫文艺作品也必秉承传统文脉，体现东方美学，汇入世界佳作之林。
关 键 词：抗疫文艺 悲悯情怀 中外文艺史 比较研究
河南越调《老兵国辉》剧照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与各种瘟疫相对立而发展、得防御而幸存、因免疫而规避的演进史。中国与西方在文艺发展的交响史诗中，都不乏抗疫题材的名篇佳作，这也是中西文学与戏剧艺术中关于人类社会对抗瘟疫的生动演绎与艺术呈现。这些直面疫情的慷慨悲歌，同样显示出人类面对苦难或茫然无助的痛苦，或悲天悯人的同情，或勇于牺牲的勇气，或浴火重生的崇高。正如《说文解字》所云，疫者，民皆疾也。瘟疫，泛指一切可以大面积传染、流行性传播，导致人类群体较为普遍地不适乃至较大概率死亡的疾病。以疫情为背景，以抗疫和罹难为内容，以人类在抗疫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意志为表现旨归的文学作品和戏剧艺术，便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公元前中西抗疫文学与戏剧的命运观与仪式感
我国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疾疫”的文字。董彦堂《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有云：“甲子卜，殻贞：疒役（疫），不彳止（延）？”“王不疫？”前者讨论瘟疫是否广泛传播的问题，后者关乎疫情是否会传染到大王那里去，都是事关重大的占卜问苍天。从占卜问苍天到驱傩赶瘟疫，由被动到主动，从规避流行疾病到仪式化的审美驱傩，古人对待瘟疫的态度与做法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改变。
《周礼》中就有驱傩的记载。其场面后来越来越正规化、普泛化和仪轨化，目的和具备审美性的规范感也越来越强。正因为此，中国的歌舞与戏剧可能都与驱傩仪式上的诸般表演形态息息相关。《诗经》中也记录并且反映出瘟疫的信息。“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小雅•节南山》）是对公元前8世纪末叶周幽王时期一场瘟疫的记载。“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小旻》）是对天降瘟疫的描摹。至于《庭燎》中的燃竹以驱山臊恶鬼的习俗则导引了后世爆竹一声除旧岁的吉祥之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卫风•竹竿》），《毛诗传》郑玄注曰：“行有节度”，徐锴曰：“佩玉所以节步”，更是以有节奏的舞步和表情丰富、穿戴整齐的表演来驱傩逐疫的仪轨化实践。《国风》中的《芣苡》，从采、掇、捋到袺之襭之，是因为芣苢又名车前子是清热化痰的草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疫情。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蒹葭》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杨应奇先生解读为：这可不只是一首缠绵爱情诗，蒹葭就是芦苇。芦苇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可熬制“苇茎汤”，主治疗肺痈，可清肺化痰、逐瘀排脓。[1]酒为百药之长。美酒能灭菌消毒，引人喜乐，因此也是抗疫的良药。《黄帝内经》云“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云：“一人饮，全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豳风•七月》云：“八月剥枣，十月穫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鲁颂•泮水》云：“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所以，杨应奇博引畅论《诗经》歌颂酒之防疫，颇有道理。屈原在《离骚》中悲鸣道：“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芳华如今萎绝，美艳转为芜秽，哀哉痛也，岂可久留。《招魂》写到迷失了家乡的鬼魂，上下四方无序探求的恐怖场景，其中有“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楚人一向有在生时招魂驱病、人死后魂归故里的风俗，因此要通过歌哭呜呜的叫魂，希望亡灵逃离各种水土烂人、猛兽食人的瘴疠凶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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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柏梁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总第66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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