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灾异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人类文明内部的灾难，以及由太阳、行星活动或其他高等文明入侵而遭致的末日灾难。灾异的降临往往会导致生存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继而引发人类内部的生存与道德之争。刘慈欣小说中的生存与道德之争，其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于“要不要吃人”，其核心问题则在于能否为了集体的幸存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尊严乃至人性。刘慈欣认为末日社会的道德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面对伦理学意义上的“电车难题”，他更倾向于舍弃局部来换取集体的延续。不过，尽管刘慈欣的诸多小说都以可怖的灾异书写作为叙事起点，但他仍将文明幸存的希望寄寓于光明的未来之中，这种乐观的底色以及对于未来的坚毅信念均构成了刘慈欣小说中极具辨识度的面向。

【关 键 词】 刘慈欣 科幻小说 灾异书写 “电车难题” 未来

纵览科幻题材的文艺作品，会发现“灾异”是不少科幻作品内在的叙述起点。换言之，很多科幻故事的叙事动力都来源于各式各样、令人目不暇接的灾难。相较于对灾难的想象与描摹，科幻文艺对黄金世界的想象反倒显得较为单薄。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灾异书写同样占据了极为醒目的篇幅。刘慈欣的很多小说都享有一套相同的叙事模式，那便是：灾异出现，地球文明陷入危机；受灾难影响，生存资料告急、幸存机会有限，这些因素诱发了人类社会内部一系列的生存和道德之争；尽管灾难浩大，人类内部损失惨重，但人类文明依然能在未来重启希望之门。从氦闪、超新星爆发或高级文明的入侵等形形色色的灾难出发，刘慈欣以灾异图景作为书写起点及叙事动力，继而探究人类在极端情境下的伦理难题，最后将文明延续的希望投射到邈远的未来。结合刘慈欣本人的创作心路，并借助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视角，能帮助我们更细致地辨析刘慈欣小说中诸如“吃人”等“电车难题”中的道德争议，并更好地破译刘慈欣小说的叙事密码。

一、灾异：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叙事动力

中国当代科幻文艺作品中的灾异图景涵盖了五花八门的类别，从性质上看，有两类灾变较为醒目：其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招致的生态灾难或伦理灾难，譬如陈楸帆的长篇小说《荒潮》以及短篇小说《剧本人生》《看客军团》《阎罗算法》等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涉及科技对人类社会的过度参与乃至侵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幽怖景观，这类灾难多数发生且仅限于人类社会内部；其二是末日灾难，这类末日灾难往往具备摧毁整个地球文明及人类社会的威力，它们的根源主要包括核战争、天体运动或外星人入侵等，例如韩松的《红色海洋》便与核战争对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毁灭有关，而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何夕的《天年》，以及刘慈欣的《微纪元》《流浪地球》《超新星纪元》和《三体》系列中的灾异，则主要与行星、太阳活动或外星文明相关联。

相较于“人机交互”等可能招致的伦理争议或生态灾难，末日灾难所牵涉的范围远远大于前者，它不仅关涉着人类社会的内部哗变，还包括对整个宇宙本身的不安想象。变幻莫测的氦闪，或者“高级”文明对“低等”文明突如其来的降维打击，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式的残酷规律推演到了整个宇宙的范畴。如果说《道德经》中的“天地不仁”仅仅停留在对于“命运”或自然规律的指认，那么末日题材的科幻小说，则并不仅仅满足于揭示命运的无动于衷或自然铁律的冷漠无情，而是索性将“天地”与“人间”同时覆灭。如果千百年来人类所仰赖的“天地”自身都荡然无存，那么人类还能够做什么？当文明的尺度骤然从“天地”扩展到了“宇宙”之后，人类又应该如何在荒寒的宇宙之中重启生门？正是对于灾异图景以及灾变之下人类如何为了生存而战的描绘，构成了刘慈欣诸多文本的叙述起点及动力。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灾异，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地火》中，主人公刘欣的父亲是一位矿工，父亲因肺病去世后，刘欣一直致力于改革传统煤矿的开采方式，他试图使煤层中的煤在地下直接变为可燃气体，然后通过专用管道把这些气体输送到使用场所，以便改善煤矿工人的生存环境。不料在试验时发生了意外，最后地火不可遏制地燃烧了起来，这场地狱之火持续了多年并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光荣与梦想》《天使时代》《混沌蝴蝶》等短篇小说中的灾难，则主要与国际政治格局休戚相关。在这些小说中，刘慈欣质疑了长久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形成的关于“文明”和“落后”的话语秩序，其中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有着更雄厚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无形盘剥及其建立的话语霸权才是灾难真正的肇始。上述灾异图景掺杂着浓重的人为因素，它们更多地源自个体的偶发性活动或者国际社会的权力博弈，但整体而言仍属于人类文明内部的范畴。

除却人类文明内部的灾难之外，刘慈欣的不少小说还涉及地球之外的灾变，此间最典型的灾异大致可被划分为两类：其一是太阳(或其他行星)活动导致的末日灾难，其二是外星文明的入侵导致的灭顶之灾。这两类灾变的共同点在于，其根源并不来自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而是由不可抗的天体活动或其他智慧文明引发的。“末日灾难是灾难的顶峰，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人能活下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彻底消失。”它们的特征在于杀伤力更加强大，甚至具备湮灭整个地球文明的威慑力。

《流浪地球》中的灾异，便与太阳活动直接相关。早在三个多世纪之前，天体物理学家便通过观测发现，太阳内部氦元素的聚变将导致名为“氦闪”的剧烈爆炸，氦闪之后，太阳将膨胀为红巨星，而地球则会在顷刻间被气化；《微纪元》里的灾变同样来源于太阳活动，太阳迸发的能量直接把蓝色的天空变成了恐怖的红色，大地上的一切都堕入烧熔状态，人类文明的痕迹也荡然无存；《超新星纪元》中的灾难，则呈现出“行星活动+人为因素”的混合形态。其中，超新星的爆发使得地球12岁以上的居民都患上了严重的辐射病，以至于只有12岁以下的孩子才能够靠自身的基因修复功能而幸免于难。然而，在一个没有大人的世界里，这个由孩子组成的人类社会并没有呈现出梦幻桃花源般的静谧与甜美，而是很快便坠入了新的危机。由于旧有国际秩序的崩溃以及人性中原始的残忍，新的倾轧、争夺仍在不同部落或国家之间轮番上演，以至于地球依然笼罩在浓重的核灾难阴影之下。

除了天体活动招致的末日灾难之外，刘慈欣小说中的灾异图景，还可能与其他智慧文明的侵袭有关。在《人和吞食者》《诗云》中，人类沦为吞食帝国的家禽，曾经的万物之灵被后者蔑称为“虫虫”，在强势的吞食文明面前，为了生存的人类只能自甘卑贱甚或沦为对方的食物。在《乡村教师》中，银河系里的碳基文明与硅基文明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星际战争，在战争的扫尾阶段，碳基文明预备在银河系第一旋臂建立一条隔离带，通过摧毁这条隔离带中的大部分恒星，来制止硅基文明对自身活动区域的侵扰。在此过程中，地球险些被判定为没有孕育智慧文明的星体，以至于差点被强大的碳基文明清理。刘慈欣最负盛名的《三体》系列小说，同样与“外星人入侵”这一源远流长的科幻母题相关。三体文明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超出地球，但三体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当叶文洁从红岸基地向宇宙发出广播之后，三体文明发现在荒蛮的三体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生态如此宜人的星球，便开始了朝向地球的漫长征程。整个《三体》系列小说，其叙述起点便建立在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的潜在威胁以及地球文明的英勇抵抗之上。

在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中作为叙事动力的“灾异”之后，值得继续追问的是，“灾异”在刘慈欣的小说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着何种功能？此外，刘慈欣又为何会对灾难书写情有独钟？

事实上，对灾异图景的描绘并非刘慈欣的专利，甚至也不是科幻文学的专利。无论古今中西，文学中的灾难书写均有着绵长悠远的谱系，不妨说，对灾难的恐惧与想象深埋在文学的发展脉络之中。灾难从未在文学中缺席，丁玲《水》中的特大水灾，刘震云《温故1942》中的旱灾与蝗灾，虹影《饥饿的女儿》中的饥荒，迟子建《白雪乌鸦》、加缪《鼠疫》以及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瘟疫等，都是这一漫长书写谱系中的精彩例证。不过，在书写灾变这方面，科幻文艺仍占据了浓墨重彩的篇幅。诚如刘慈欣所言，“重温这一百多年的科幻小说，我们如同走在一条由黑暗、灾难和恐怖筑成的长廊中。科幻小说家们对于阴暗的未来有着天生的感悟力”，“在对未来的黑暗和灾难的描写中，科幻作家创造了最让人难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题”。早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上古神话故事中，面对神秘旷远的天空或高悬于顶的太阳，人类便已然产生过惊惶的猜想。如果说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灾难尚且仅限于人类社会内部，那么科幻文学便持续叩问着溢出人类既定经验边界的事物，譬如寂静却又暗藏杀机的宇宙，以及霍金曾提示过的不无威胁性的外星文明等。

科幻文学中的灾异图景，其尺度及强度均远远胜过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盖因后者所书写的灾难尚且在人类能够理解的范畴之中，但在科幻文学中，弱小的人类面对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或高级文明的降维打击，以至于人类在这些末日灾难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科幻作家之所以热衷于书写灾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叙事本身的需要。直白而言，表现超强程度的灾异以及人类身处其间的活动，能够营造出一种震撼人心、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当人类面临的打击突破了过往作品的尺度与界限时，主角的反抗活动也旋即被衬托得更具备英雄气概，而这些因素都能够增强科幻文学的吸引力，建构出先声夺人的阅读期待与阅读快感。

对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而言，灾异书写同样承担了上述叙事功能。刘慈欣对灾异的恢弘想象，是其作品魅力或曰可读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刘慈欣曾不无偏激地设想“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但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刘慈欣是一个实至名归的讲故事高手，他作品中瑰丽的科学幻想与其强大的讲故事能力相辅相成，才铸就了其浩瀚的科幻宇宙，而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史诗级别灾变之下人类命运的扣人心弦的讲述。

此外，刘慈欣的作品之所以描绘了种类如此繁多的灾异，还和他对地球以及宇宙的看法密切相关。刘慈欣认为：“人类是幸运的，自文明出现以来，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未面对过来自人类之外的能在短时间内灭绝全种族的灾难。但这不等于这样的灾难在未来也躲着我们。”在他看来，千百年来人类能够相对平稳地繁衍至今，是源自一份幸运的偶然，而地球文明尚未被其他的智慧文明所打压乃至摧毁，同样也是出于一种偶然。倘若把偶然视作永恒，在安逸的岁月中逐渐失去危机意识以及向宇宙探索的能力，那么人类与地球的黄金时代便随时有消逝的风险。“文学在不断地描写个体的末日，感叹人生苦短，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物种和文明的整体的末日”，正是有感于中国科幻文学中末日意识的淡薄，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在小说中开展关于末日灾难的想象，因为对于刘慈欣等科幻作家而言，睁大双眼警惕地观望地球之外的星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宇宙中弱不禁风的文明，这无疑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从以上分析可知，刘慈欣的很多重要作品都选择了以“灾异”作为故事的出发之处。刘慈欣的危机意识和宇宙观念是促使他书写灾异图景的直接原因，而灾异书写反过来也增强了其作品的可读性及吸引力。当人类遭逢突如其来的末日灾异，生存与道德、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取舍遂成为极其尖锐的问题。因此，由“灾异”而起的生存和道德之争，构成了刘慈欣诸多代表作中的核心矛盾。

二、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生存与道德之争

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道德与生存之争占据了极其显要的版图。在短篇小说《天使时代》中，科学家伊塔博士为了解决国内的饥荒问题，对桑比亚人的基因进行了重新编程，以便他们能通过食草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确保种族的繁衍。联合国以及欧美发达国家认为伊塔的做法违反了人类的伦理，“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伊塔则回击道：“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有饭吃，桑比亚人只是想吃饱饭。”然而，桑比亚国及伊塔的行为还是引发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惧及义愤，在伊塔返程的航班上，空姐黛丽丝甚至枪杀了已经被改造过基因的孩子卡多。在这场论争中，伊塔被指斥为魔鬼，而凶手黛丽丝却被判无罪，甚至被媒体炒作成“捍卫人类尊严的英雄”。

刘慈欣把发达国家对桑比亚的所作所为形容为“文明世界向非洲开始了二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实则在讽刺发达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号强迫桑比亚人接受他们制定的话语秩序及霸权。最后，另一批经过基因编程、长着翅膀的桑比亚战士战胜了菲利克斯将军率领的海军舰队。小说结尾处，伊塔称“即使在所谓的文明世界，只要有需要，伦理就会是第二位的”，此时叙述者的立场与伊塔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戳破了发达国家所营构的“文明”谎言和虚伪“人性”话语之后，伊塔与桑比亚国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也重新置换了“魔鬼”和“天使”的语义指向。

将生存视为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刘慈欣一以贯之的立场。如果说在《天使时代》《魔鬼积木》中，生存与伦理之争尚且体现为能否通过改编人类基因来维持弱小国家的延续，那么在《三体》系列等文本中，这类论争便因为所涉尺度的扩张而显得更为尖锐焦灼，甚至被直接置换成了“人类能否通过吞食同类来确保族群生存”的问题。在由叶文洁奠基的宇宙社会学中，第一原理便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这一律令也反复出现在其他小说以及刘慈欣的访谈中，譬如《人和吞食者》里提到“自己的生存是以征服和消灭别人为基础的”“在宇宙中，那东西(笔者注：指道德)没意义”，以及刘慈欣在创作回顾中提及的“零道德宇宙”，以上材料均表明，在生存与伦理的抉择中，刘慈欣始终坚持“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生存与伦理之争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并不是黑暗森林法则所展露的智慧文明之间相互狩猎的冷酷设想，而是“能否为了生存而吞噬同类”或曰“吃人”的问题。《三体》系列中，三体人派遣的“水滴”给太阳系舰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人类仅存的几艘星舰只能逃离母星，转而漂泊在空茫的宇宙中，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飞船内部生态系统的运转，“青铜时代号”攻击了“量子号”，并使用“量子号”上的遗体作为食品库存。作者还用冷峻的笔触写到一位军官在用餐时辨认出了餐盘中的食品来源于他熟识的故交，这种为了维系自身生存而吞噬同类的行径被审判为“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而副舰长洛文斯基却认为，“把那么多宝贵的蛋白质资源抛弃在太空中不加以利用，才是打破了道德底线”；由罗辑坐镇的威慑纪元结束后，三体世界勒令全体地球人向澳大利亚移民，并支使他们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自相残杀。此类情节均说明，刘慈欣对于末世灾异面前的生存和道德问题抱有极大的思考兴趣。

此外，在江晓原与刘慈欣的访谈中，他们同样围绕着生存与伦理问题开展了辩论。刘慈欣率先提出设想，“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江晓原坚持不吃，因为“吃人”意味着人性的丧失，而丧失了人性的人类并不值得拯救；刘慈欣则认为，选择不吃的话，人类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在双方的观点交锋中，江晓原认为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获取了人性与尊严，假若为了生存而吃人，人类的尊严也将随之灰飞烟灭。刘慈欣则秉持着较为冷漠的功利主义及科学主义态度，认为江晓原的举动“不负责任”、会导致文明的全盘皆输。这次访谈曾经引发过不小的争议，尽管刘慈欣没有直接做出“吃人”的回答，但他的回复具备很强的倾向性，再加上面对“青铜时代号”里的吃人者和幸存者时，叙述者的主体姿态较为宽容，因此，当他提出“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时，一个科技至上主义者的媒介形象便被生产了出来。

总览刘慈欣的创作谈以及小说，会发现生存与伦理之争出现的背景几乎都与灾异有关，譬如前文业已分析过的《天使时代》中的饥荒等，尤其是“吃人”这类伦理问题，基本上均与末日灾难直接挂钩。首先，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是否要吃人”这类问题既不会出现更没有商讨的余地，无论在法律抑或伦理范畴，“吃人”都不可能被正当化，除非在末日灾难面前，“现有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将无法适用”，此时“吃人”方才真正成为一个拷问人性的危险问题。因此，刘慈欣小说中的灾异想象与生存伦理之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其次，假若我们仔细分析刘慈欣面对生存和道德的态度，便会发现他更加支持为了延续人类文明的整体幸存而策略性地牺牲日常生活中建构起来的伦理秩序，这也是理解《天使时代》以及《三体》系列小说情节推进方式的关隘所在。

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

面对生存与道德之间的抉择，刘慈欣及其书中人物的回答逻辑主要围绕着两方面铺展开来。一方面，刘慈欣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变动不居的人性，与之相反的是，“人性”本身的内涵在历史中不断地历经着变迁。在与江晓原的对话中，刘慈欣提到“其实人性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在《关于人类未来的断想》中，他再次质疑了人性的评判标准，“我们如今珍视的对于自由的向往，在中世纪被认为是一种病态，那时人们尊重的是‘忠诚’‘勇敢’，你要随时勇于赴死。在未来，道德也必将因为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此基础上，刘慈欣认为道德和人性的标尺会随着灾难的降临而不断地自我调整，正因如此，当下被视作有违人类第一伦理的基因改造工程才会在《天使时代》中化身为正义的武器，而末日社会也会产生“与超级灾难相适应的价值和道德体系”。

刘慈欣在《珍贵的末日体验——〈逃出母宇宙〉序》中还提到，“像人的卵生、一夫多妻和极端专制这类在传统社会中大逆不道的行为和体制，在《逃出母宇宙》的世界设定中都变得合理了”，其实这一解读同样适用于《三体》系列小说。《三体III：死神永生》中，“青铜时代号”上的军官史耐德作出“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需五分钟”的陈述，也表明在极端严酷的末日情境下，现代政治制度中的自由平等信条极有可能摇摇欲坠。如果说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拒绝吃人、向吃人的礼教宣战是解放人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刘慈欣搭建的严酷的科幻宇宙和末日灾难面前，“吃人”问题中的伦理考量被淡化，而更多地与“物质—肉体”层面的生存相关。

另一方面，除了质疑人性与道德的标准之外，刘慈欣的叙事逻辑还建立在另一重基础上，那便是将人类视为一个集体，并且认为在末日灾异面前，集体的生存大于个体的尊严，或者说可以通过牺牲个体的利益来换取人类文明火种的存续。“如果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只能使少数或一部分人幸存，该怎么办？”刘慈欣的这一疑问，其实可被视为伦理学经典命题“电车难题”的变体。功利主义者认为，应当追求“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因此如果只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行事，那么“一人丧生比五人丧生更可取”。然而，如果我们遵从康德的教导，把人本身视为目的而非工具或手段，则必须承认生命的意义是不能被比较的，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万个人的生命同样可贵，国王、科学家或普通小市民同样值得生存。更重要的是，恶的手段无法通往善的结果，因此为了保全五个人的生命而放弃另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合乎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更何况，假若我们毫无抵抗地接受功利主义的计算逻辑，那么“毫不受限的功利主义，将会允许多数派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少数派的生命、自由、财产”，而这无疑是对文明社会准则本身的亵渎，同时也将一步步地击穿人类社会既有道德体系的底线，以致任何个体随时都有可能丧失公民应有的生命权利。

假如秉承着这一道德信念，那么人类当然不能为了自身的存续而吞噬同类的尸骸，抑或为了保证多数人的生存而理直气壮地要求少数人牺牲。然而，现实社会远非尽善尽美的乌托邦，基于理想模型所作出的回答并不能消弭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尤其是考虑到伦理学家往往不会是现实社会中的决策者的话。尽管在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城邦中，哲学家才应当是治理城邦的统治者(哲学王)，但哲学家治理城邦未尝不会招致其他祸端。因此，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为了谋求“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局部利益往往会被牺牲，尽管功利主义式的回答很残酷，也谈不上合乎公平正义的准则，但它仍然是最有可能被推而广之的行为模式。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当刘慈欣遭遇这类“电车难题”时，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更占上风，故而当“青铜时代号”重返地球、接受太阳系舰队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作者的叙述立场对前者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同情与理解。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人性的面纱，它表明在危难关头，那只是选择“五个人死还是四个人死的问题”，温情脉脉的人性与道德在例外状态下很可能濒临失效。在史诗级的灾异面前，集体主义的思维模式似乎比张扬个体价值的个人主义更深得人心，恰如史耐德在接受审判时的自陈，离开地球、步入太空后，人性就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总之那一瞬间我就放弃了自我，成了集体的一部分，成了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零件——只有集体生存下来，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一言以蔽之，由于刘慈欣对人性标尺本身的怀疑以及他在个人和集体价值之间的取舍，因此在由灾异引发的生存与道德之争面前，作家更倾向于选择尽可能地维系人类文明整体上的幸存。

三、在末日重启希望之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时间想象

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由灾异而导致的生存和道德之争，其最终目的导向了谋求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幸存。刘慈欣曾把弱不禁风的地球文明形容为一个瑟瑟发抖的孩子，而环伺他的则是黑暗森林间无数双闪烁的眼睛。当遭逢氦闪、行星活动、高级文明入侵等灭顶之灾时，“未来”成为了人类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时间维度。时间可以被抻长、压缩，也可以同时开启多条通道(例如刘慈欣的短篇小说《纤维》便展示了多重时空的平行存在)，但它就是不可逆转，或者说即便能够回到过去，主人公依然需要面对纷至沓来的“现在”和“未来”。改变过去并不是目的，通过改变过去而影响未来才是更多作品的常用叙事手法。因此，很少有科幻文艺将人的解放活动与危机的解除设置在遥远的过去，譬如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或诺兰的电影《星际穿越》等名作，其时间的指向均在于浩渺的未来。或许，相较于对过去流连忘返的历史学家，科幻作家总是更钟情于莫测的时空，而具体到刘慈欣的小说中，人类的幸存也正是这样一种朝向未来的活动。

刘慈欣著《纤维》

当面临毁灭性的灾异时，人类可能暂时束手无策，甚至地球文明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停滞在荒蛮状态中。前文业已提到，在末世灾异面前，很多个体自发地放弃了自我以及通常意义上的“人性”，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集体中大多数人的安全。与灾异面前的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长期主义叙事，或者说其中的未来取向。尽管人类需要花费数百年乃至千万年才能渡尽劫波，但通过几代人甚而无数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人类终将实现朝向未来时空的幸存。

《地火》中，为了扑灭因刘欣试验失误而造成的地下火灾、恢复当地的生态系统，人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彻底消除这场灾祸带来的影响。120年后，一群初中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煤炭博物馆，通过全息影像等手段，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了当时那场灾祸的恐怖程度，并发出了“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的感叹。《流浪地球》中，天体物理学家们观测到，太阳内部氦元素的聚变将导致名为“氦闪”的剧烈爆炸，为了改变地球被气化的命运，人类花费了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制造地球发动机，以便和地球一同逃离太阳系、飞往比邻星。然而，人类社会高层发生了“飞船派”针对“地球派”的叛乱，“地球派”的首领被残忍处死，他们的正确决策也被废止，这一系列内讧导致地球没有在氦闪爆发前及时逃逸。但幸运的是，虽然地球昔日的美丽生态遭到重创，但在一代又一代幸存者的努力下，“地球将在航行两千四百年后到达比邻星，再用一百年时间泊入这颗恒星的轨道，成为它的一颗行星”，在主人公“我”的想象中，到那时两千年前的种子将从解冻的土地中复苏，绿色也将重返大地。《微纪元》里，太阳的能量闪烁几乎摧毁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痕迹，但顽强的人类在危机降临前的千万年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生路，最后，人类通过将自身体积缩小十亿倍的方式得以在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幸存，并保存了人类文明的火种。在绘制末日图景的高峰之作《三体》系列中，尽管整个银河系都因歌者漫不经心投掷的二向箔而被二维化，但关一帆和乘坐光速飞船逃逸的程心身上仍然延续着人类未来的希望。虽然作者并没有暗示地球文明一定会重启，但小说结尾处出现的宇宙回归运动信号，依然为空寂无涯的大宇宙平添了一抹亮色，而智子、关一帆和程心穿过的那道宇宙之门，或许也正是重启未来的希望之门。

经由上述分析可见，刘慈欣的大部分文本都依循着一套固定的叙事模式：灾异骤降—引发生存和道德之争—将幸存的希望寄寓于遥远的未来。同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无论其描述的灾难有多么浩大可怖，但相当一部分的小说结局都设计了一幅关于未来的美好蓝图。譬如《流浪地球》结尾处提到，“我看到我的第一百代孙子孙女们在绿色的草原上欢笑，草原上有清澈的小溪，溪中有银色的小鱼”；《微纪元》中，先行者将青草的种子播撒在了荒芜的大地上，但“这几十万类种子中，有生命力极强的能在冰雪中生长的草，它们肯定能在现在的地球上种活的”；《中国太阳》以“终于回家的儿子能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收束全文；《天使时代》则同样设置了一个梦幻的结局，桑比亚人最终战胜了饥饿、重力以及霸权，并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自由飞行。

整体而言，虽然刘慈欣状写了形形色色的灾难，但他对科学技术以及“未来”本身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而这一点也构成了他与王晋康、韩松等科幻作家的区别。虽然对灾异的书写是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科幻作家的共性，但从灾难的类别来看，韩松较为擅长描述现代社会人类的异化以及相应的灾难，例如“轨道三部曲”(《地铁》《高铁》《轨道》)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地铁、高铁等交通工具原本是现代社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的例证，但韩松却洞见了其中潜藏的风险，并以阴郁冷峻的笔调描述了现代人的异化危机。韩松曾指出，“轨道三部曲”其实是灾难文学，并认为“它是要为未来预警的，反映车轮滚滚高歌猛进中暗藏的危险”。相较而言，刘慈欣对科技则怀抱着更为明朗的信念，尽管他的作品充溢着大量的灾难书写，但其小说结构中往往内蕴着对“希望”和“未来”的信念，因此刘慈欣的小说构成了“灾难其表，希望其里”的书写质地。

同样地，同为著名的科幻作家，王晋康对灾难的书写方式及书写重心也与刘慈欣有所不同。王晋康在《海人》《蚁生》《豹人》《癌人》等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涉及科技运用过程中伴生的伦理问题，例如《蚁生》中的科学家颜哲试图利用“蚁素”来改善人性，构筑建立在利他主义原则之上的乌托邦，最后却遭反噬；《豹人》中的谢教授将猎豹的基因嵌合到其子谢豹飞的体内，尽管这极大地提升了其运动水平乃至造就了一代短跑明星，却导致了谢豹飞体内兽性因子的失控，以及不可挽回的死亡悲剧。同样涉及利用科技来改造人体基因的题材，刘慈欣的《天使时代》则与王晋康的《蚁生》《豹人》等作品中的叙述姿态截然相反。《天使时代》热烈地拥抱了科技改造人类基因的可能性，并认为其中蕴藏着帮助第三世界反抗政治霸权的解放性潜能。

由此可见，对科技和未来的乐观信念是刘慈欣的小说有别于不少同类作品的重要特征。刘慈欣对于光明结局的偏爱，并非源自一种流俗的叙事癖好或苍白乏力的想象机制，也不是鲁迅为了启蒙事业而着意在夏瑜坟前添置的“花环”，而是和他对科幻文学的基本看法有关。刘慈欣曾提到，“上个世纪中国科幻中的科学乐观主义几乎消失了，对科技发展的怀疑和忧虑在中国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未来景象变得阴暗和飘忽不定”，但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历史上的艰难年月，“最根本的精神支柱就是对未来的憧憬”，所以“科幻不应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无情地打碎人类的所有梦想，而应是一支火炬，在寒夜的远方给人以希望”。正因如此，刘慈欣才坚持认为，最美的科幻作品应该以乐观为底色，它的使命不是让人们在灾难面前望而却步，而是把美好的未来展示给读者看，并给予他们勇气和信念。

这种书写美好未来、创作乐观科幻作品的理念在刘慈欣的不少作品中得到了忠实的贯彻。中国文化与文学曾被诟病为缺乏悲剧意识，在现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文艺观念中，悲剧似乎比喜剧更接近永恒，而喜剧好像天然地更为俗套或轻佻，但假若仔细地对这类看法进行溯源，便会发现它依然遵循着既定的话语框架，而其背后往往牵涉着对中西文明的等级评判，例如受罪感文化和宗教精神所熏浸的文学更为深刻、受实用理性影响的作品则不够深刻等。诚如刘慈欣所言，“中华文化是乐观的文化”，这种积极入世的文化传统更亲近于现实而非彼岸，受此传统哺育的中国文学，或许少有古希腊式的命运悲剧，却从不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慷慨悲歌。

李泽厚曾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他认为，乐感文化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李泽厚对于乐感文化的阐释以及刘慈欣对科幻文学的根本看法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指向了中国文化中的乐观因素以及对于光明未来的信念。悲剧艺术诚然可以震撼人心，但在现实面前，乐感文化和乐观的科幻作品同样具备提振人心的力量，因为当它们向世人许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之时，也增强了人们对于现实苦难的承重力。

某种程度上，刘慈欣的很多作品正是这样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艺术。在宇宙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可能只相当于一个稚嫩的孩童，但即便遭受了末世灾难，人类依然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决心来超克困境。《三体III：死神永生》的结局写道：“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片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此处的“露珠”和“草叶”都是微小脆弱的事物，但它们仍能以孱弱的身躯向太空折射“晶莹的阳光”。这一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在浩渺的宇宙中，地球和人类的能量也许微如尘埃，但微如尘芥的生命依然具备以小博大的力量，这份力量恰恰来源于人类甘愿为了共同体的幸存而牺牲的决心，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念。

在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由于每个此时此刻选择牺牲的个体无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人类荣光的复归，因此，正在经历末世灾难的人们对于未来倾注的热望注定只能是一份落空的单恋。然而，正是这份牺牲的决心以及对未来的单恋，支撑着弱势文明的薪火相传，它如同人类朝向未来投递的一粒种子，无论明天的到来会被延宕多久、救赎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跨越时空的牺牲者和幸存者们共同证明了一点，那便是它一定会抵达。

结语

在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中，灾异书写均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为整个故事的推进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叙述动力，亦增强了其科幻小说的吸引力及可读性。刘慈欣之所以热衷于想象灾异，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人类文明能安然地延续至今是出自一份幸运的偶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诗级别的末日灾难会永远缺席。受此危机意识的驱使，刘慈欣描绘了大量的灾异图景，它们彻底摧毁了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建构起来的稳定伦理秩序，使得生存和道德的对立性日益尖锐。当面对部分和集体之间的“电车难题”时，刘慈欣更倾向于站在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上，选择以个体的牺牲来换取文明整体性的幸存。尽管末日灾难具备倾覆整个地球的威力，但刘慈欣对于光明的未来依然怀抱着明朗的信念，因此他的很多作品虽然都以灾异作为叙述起点，却仍导向了充满生机的结局。受这份乐观精神的鼓舞，更为了未来世代的幸福，牺牲者和幸存者共同谱写了人类的智慧与勇气之歌，而正是在这份朝向未来的幸存之中，刘慈欣构建出了他理想中的科幻宇宙。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项目批准号：22&ZD27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周琪 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0期（总第121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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