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艺术乡建实践呈现出空前热潮，也暴露出“外来介入—短期热度—结构瓦解”的周期性困境。本文立足乡村文化振兴视域，结合大量田野调查与实践观察，构建艺术乡建分析框架：首先从工作主体、资源转化、造血机制、乡土教育四个视角出发，对当前实践进行系统审视，进而提炼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艺术生产与乡村建设、资本逻辑与公共性、多主体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短期绩效与长期文化自觉这六种关系困局；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外生型介入模式、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内生型赋能模式三类既有参与模式，并剖析其在脱离村民认知、资本消费化倾向与可持续性不足等方面的结构性局限；最后，以“共生型参与模式”的类型特征与路径建构为核心议题，从可持续性、传播力、收益性、公权性、公益性、自发性六个要素及多主体协作、长期文化反思与内循环造血三条路径入手，论证该模式如何在回应上述困局与既有模式局限的基础上，为乡村文化振兴培育内生力量与长久动力，形成多主体可持续参与机制。

【关 键 词】 以人民为中心 艺术乡建 乡村文化振兴 共生型参与

近年来，各类艺术乡建项目在全国多地密集展开。尽管不少案例在视觉表达、空间营造、公共参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却普遍存在“外来介入—短期热度—结构瓦解”的周期性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源于对乡土文化脉络理解的不足，更在于艺术实践与乡村生活逻辑之间缺乏真实的结构性嵌入。艺术乡建不在于营造多少“好看”的景观，而在于能否回应村民的日常生活与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对国内三十余个乡镇历时三年半的田野调查，在大量一手资料基础上遴选典型案例，搭建艺术乡建的分析框架，归纳出三类既有参与模式及其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实践路径构建思路。

一、艺术乡建的分析框架

“以人民为中心”是判断艺术乡建是否具有正当性与方向性的根本价值前提，也是衡量各种模式优劣的重要尺度。然而当前一些实践将乡村视作艺术实验田，制造短暂“景观化热闹”，却与村民日常生活无关，甚至加深城乡文化隔膜，在资本逻辑的牵引下，艺术实践易陷入工具化的景观生产，从而削弱其社会建构能力。历史唯物论提醒我们，艺术既是价值创造，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必须嵌入具体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因此，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艺术参与必须坚守批判性立场：艺术乡建的重要前提就是抵制形式化、消费化倾向，避免空心化的“秀场”。艺术要真正进入乡村生活逻辑，需要回应村民的现实需求与文化经验，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一)艺术乡建的四个分析视角

1. 工作主体：村民主体。当前，“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不少项目打破角色藩篱的入场券，通过标签化叙事的方式制造“融入”“蝶变”的想象，但“谁来决策”“为谁而做”“结果归于何处”等根本问题并未真正得到回应。部分当代艺术实践参与延续西方体制批判逻辑，忽视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本土语境，使“乡村艺术”偏离乡村的生活逻辑。衡量艺术参与成效的关键在于村民能否真正成为生产者、组织者和讲述者。只有把握中国乡村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语境，将乡村建设从外部推动转为内部生长，艺术参与才可能获得持久动力。

2. 资源转化：从唤醒到再生产。资源转化是艺术乡建中最具争议的环节。不少项目以“唤醒”之名行“消费”之实，将乡土资源包装为展示素材，却难以转化为村民可持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关键在于，这种转化究竟是地方文化的创造性更新，还是场域迁移下的符号再造？真正的资源转化，应在尊重乡村社会结构与转型语境的基础上，将沉睡、闲置、濒危资源纳入新的生活与产业链条，形成与村民日常生活相连接的生产力，而不是短期性的空间装饰或符号再造。非遗扶贫的经验表明，在合理的艺术参与和设计支撑下，传统工艺既能带来经济收益，也有助于重建文化自信。只有在经济收益与文化自觉的双向推动下，资源转化才有可能形成持久动力。

3. 造血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不少项目因缺乏持续性而昙花一现，曾经盛极一时的空间几年后已处于半封闭或闲置状态。“美学乡村”在喧嚣话语中留下的是“艺术节庆化”的热闹，却未实质改变村民处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建立在村民主体基础上的造血机制。然而，可持续发展不是依赖外部团队的长期“驻场”，而是通过发现、激活、延伸在地资源和村民技能，使艺术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并转化为村民可掌握、可使用、可获益的能力结构，进而形成可共享、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经验。造血机制的核心不在于打造奇观，而在于重建村民与日常生产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关联，使乡村具备长期自我更新的能力。

4. 乡土教育：文化振兴的根基。乡土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常被忽视，却是构成文化振兴最深的根基。当前乡村美育多模仿城市模式，导致儿童美育与地域文化脱节，村民文化记忆不断被削弱。乡土教育至少要面向两个关键群体：其一是成人，需要从被动对象转向主动建构者；其二是儿童，需要在乡村文化滋养中形成对家乡和本土文化的情感认同。艺术参与正是要回到“有根”的教育实践，通过扶持乡村教师、加强地方民艺教育，将美育与劳动实践结合，使文化自信回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可持续的文化再生产机制。

综上，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前提下，从工作主体、资源转化、造血机制与乡土教育四个视角切入，可以发现当下艺术乡建并非单一环节“失调”，而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

(二)六种关系困局

乡村文化振兴中艺术参与的复杂性，集中表现为一系列交织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并非仅源于资源、组织或路径不足，而是更深层地体现为一系列相互牵连的结构性关系困局，共同导致艺术参与频陷“短期热闹—后续乏力”的循环。通过总结当前大量案例，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六种。

第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困局。乡村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常被简化为某种符号或景观，被剥离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关联，削弱其内生动力。一些实践通过表演化、节庆化手段“展示传统”，却未能让传统重新进入村民的日常实践。如何在尊重传统逻辑的基础上，使传统在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获得新的价值，避免沦为静态陈列，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首要难题。

第二，艺术生产与乡村建设的关系错位。艺术家的创作逻辑通常强调观念、形式与审美创造，而乡村建设更注重实用性、公共性与持续性。艺术强调突破性与事件性，乡村则需要制度性与常态化。当艺术事件未能穿透村庄生活肌理，艺术实践与村民生活逻辑错位时，就很容易出现“艺术热热闹闹，乡村无动于衷”的情形，这种错位不仅削弱了项目成效，也加剧了村民对艺术参与的疏离感。

第三，资本逻辑与公共性的冲突。资本与政府资源为乡村带来基础设施和活动资金，但资本逐利的本质往往使得空间消费化、审美符号化，使乡村景观成为外部消费的对象。资本逻辑强调增殖与效率，公共性则要求普惠与正义，当二者发生冲突且公共性被压缩时，村民便容易被排除在收益链条之外。当前政策对资本下乡的规范与限制，正是对既往问题的回应与修正。那么，如何在效率、利益与公共性之间建立边界，使资源配置既能激活经济动力，又不损害村庄整体福祉，是乡村治理与政策设计必须面对的核心难题。

第四，多主体关系的协作困境。艺术乡建牵涉村民、村委、政府、艺术家、企业、公益组织与学术机构等多类主体，但现实中常呈现为“非对称参与”，多由外部力量主导，村民缺乏真正的表达权与决策权，艺术家与村民之间进一步产生知识差距与话语不平等。多主体协作的困难不仅影响参与质量，也削弱项目的延续能力。如何建立可协商、可持续的协作机制，使多主体真正进入长期合作关系，是决定艺术乡建成败的结构条件。

第五，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全球化带来观念、审美与资本，但也加剧了乡土文化被稀释的风险。不少项目成为“全球美学”的复制，而缺乏对地方知识、生态智慧与文化记忆的深入理解。乡村并非抽象的美学容器，而是具有历史厚度的社会文化场域。如何在吸纳全球视野的同时保持乡土文化的独特性，让乡村文化不被全球流行文化吞没，而是成为回应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资源，是艺术乡建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

第六，短期绩效与长期文化自觉的矛盾。项目化操作往往追求“眼前的繁荣”，却缺乏可持续机制。一些艺术乡建项目在初期受到热捧产生“即时繁荣”，而一旦外部资源撤退，村庄便迅速归于沉寂。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长期文化自觉，而非一次性的活动刺激。如何将项目的短期收益转化为村民的长期能力、文化记忆与制度沉淀，使乡村文化振兴真正嵌入村民的日常结构，是艺术乡建从“事件”走向“机制”的关键。

二、艺术乡建的三种模式及其局限

本文基于对三十余个乡村的田野调查、档案梳理、访谈记录及长期跟踪调研，在前文所述的分析框架下，将当前国内较具代表性的艺术乡建实践大致归纳为三类模式：外生型介入模式、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与内生型赋能模式。三者既体现了不同主体、资源与逻辑的介入方式，也揭示了艺术乡建反复陷入“短期热闹—后续乏力”的结构性成因。为厘清差异，本文对三类模式作如下界定：“外生型介入模式”多由艺术家或外部团队主导，属于短期项目式行动，艺术逻辑与乡村生活逻辑往往分离，村民主体性弱，实践成效依赖外部在场，易在“艺术生产—乡村建设”“全球化—本土化”关系上产生错位。“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强调在消费主义结构中政府、资本、市场与村民围绕土地、空间与流量形成互利交换，艺术被功能化为形象塑造与消费引擎，其核心是“资源整合—利益互惠”，村民多为被动参与者。“内生型赋能模式”强调从村民与在地资源出发，通过艺术激发内在潜能，突出“从内生长”的发展逻辑，但往往受限于制度化不足，过度依赖项目艺术家，易出现初期有效、后续乏力的问题。

从实施主体与收益机制来看，外生型介入模式多由个体艺术家、独立团队或学术机构主导，其收益主要体现为艺术实践经验与学术话语资本的累积，资金与资源依赖项目制支持，呈现较强的阶段性与间歇性；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则以政府与文旅资本为主导，通过财政投入、资本回报与旅游收益实现利益闭环，经济驱动逻辑清晰，但公共性易受商业逻辑挤压；内生型赋能模式通常由艺术家发起，发动与激活村民主体、基层政府与公益机构共同推动，其收益更多体现为村民能力提升与共同体福祉改善，但由于缺乏稳定收益回流机制，外部支持撤离后常面临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实施主体“如何获得收益并维持持续投入”，成为判断模式能否长期运行的重要指标。

(一)外生型介入模式

外生型介入通常源自当代艺术的观念传统，强调场域实验、关系性生产与事件的象征意义。在这一逻辑下，艺术家常常是由作品创作者转向特定场域的协商者与合作方，艺术形式从静态陈列转向项目与事件。进入中国乡村后，这一模式往往通过当代艺术语言叠加本土语境，呈现出理想性与愉悦性，同时伴随依赖性、间歇性、开放性与政府弱联性等特征。其主要局限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艺术表达与感官经验，轻村民认知与日常生活逻辑。外来艺术语言更多服务于艺术圈内部的观念实验，通过空间改造带来短期审美刺激，这种愉悦多源自陌生与新奇感，却难以被村民经验世界真正吸收，形成艺术“热热闹闹”、村庄生活“各行其是”的脱节状态。例如，羊蹬艺术合作社的“冯豆花美术馆”：艺术家将当地一家豆花馆改造为展览空间，把钥匙、筷子、碟子、烟盒等日常物件雕刻嵌入用餐的桌面，起初时引得村民一阵热闹，但很快因清洁不便被老板娘铲除。

二是重关系与景观营造，轻生产结构与经济基础。项目多着力于营造艺术氛围、激活社交网络与打造可见的景观场面，带来短暂的文化高地，却较少触及村民的生产方式、收入结构和劳动组织，并缺乏与乡村产业的有机衔接，难以形成稳定收益和制度支撑。如羊蹬艺术合作社与石节子美术馆，前者以日常空间的艺术化改造激发热闹景象，后者将全村院落、山体与农作物纳入展览，营造出整体艺术现场。两者都没有与乡村生产结合，并缺乏经济来源和组织支撑，无法形成稳定收益，仅靠村民最初的热情，难以为继。

三是重具体合作事件，轻村民主体生成。艺术家往往与个别村民开展合作，但多数情况是村民以被调用劳动力或被观看对象的身份进入艺术叙事，难以在议题设置、规则建构中获得实质性主体地位。

总体而言，外生型介入模式更接近“艺术事件”而非“社会机制”，能够在短期内制造文化景观热度，却难以深入乡村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逻辑。尤其在缺乏“灯塔式”艺术家长期在场的情况下，项目效应极易随外部力量撤离而迅速消散，难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二)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

“互生”原指不同个体或物种间基于互利关系形成的生长机制。近年来被广泛借用以描述现代经济环境中不同主体通过协同、互补与循环利用形成的互利性结构。本文中的“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是指在乡村振兴语境中，以消费逻辑为核心的多主体协作结构：政府、资本、市场与部分村民围绕空间、流量、政策与资源所构成的消费逻辑型循环。艺术在其中并非文化主体，而是作为一种触发器或媒介，通过形象塑造、景观营造与流量带动，使资源得以更高效流动并构成短期互利结构。

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通常分为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前者借助政策资源、财政支持与公共基础设施，将乡村纳入宏观发展战略，往往呈现出面貌焕新与流量提升的快速性与显效性。但其逻辑强调可视成果与空间展示，文化建构与生活改善却未必同步，村民多以政策执行对象出现，公共性不足。资本主导型则凸显消费综合体的增殖逻辑，资本通过与地方政策挂钩、与市场消费对接，在乡村进行空间再生产与增殖。以浙江永嘉县箬溪国际艺术村与楠溪书院为例，箬溪国际艺术村将艺术、美育、民宿、研学等整合为消费场景，形成复合型文旅业态，楠溪书院运营高端住宿与研学活动(图1)。此类模式在全国较为常见，为部分乡村带来了收益，却也面临收益集中、公共性被挤压，文化功能边缘化与对政策补贴和资本流量高度依赖等问题。

图1 楠溪书院综合建筑群落(图片为笔者拍摄)

总体而言，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具有快速性、有效性、增殖性与依赖性的特点，能够通过政策、资本与市场联动，实现乡村空间的迅速消费化升级，展现出显著的资源整合优势，但结构风险同样突出：一是公共性不足，村民成为“被服务者”而非“共同建构者”；二是文化符号化，当文化主要用于形象展示与消费吸引时，其深层教育与再生产功能被弱化；三是可持续性薄弱，一旦政策或市场变化，项目便可能迅速衰落。换言之，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是一种“政策—资本—市场—村民”关系在消费逻辑约束下形成的互利性循环，而非可支撑乡村文化长效发展的机制。其理论意义在于揭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双重逻辑”：政府追求可视化绩效与秩序，资本追求利润与增殖；两者在艺术与文化符号的推动下共同形成一种“快速显效的景观式发展结构”。但悖论亦十分明显：收益集中于少数条件较优的村民，多数村民仍被边缘化；文化载体(书院、美术馆等)从公共教育与文化普惠功能转向符号化、高端化；村民真实收益有限，缺乏稳定增收渠道，难以形成稳固的造血机制。由此，乡村生产逐渐从“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村庄被塑造成可消费的景观。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虽具短期激活效应，但其消费逻辑难以支撑乡村文化的长期振兴。要突破这种以流量为导向的发展倾向，关键在于将艺术从消费型符号重新定位为文化自觉与主体性生成的内在动力。

(三)内生型赋能模式

日本学者鹤见和子曾在地域发展研究中提出“内发型发展”概念，将地域发展分为内发型与外发型两种模式。本文借用“内发型发展”的范式，以浙江宁海县葛家村的“融合设计”实践与广西桂林柘木村的“非遗扶贫”项目为例，对内生型赋能模式进行分析。与外生型的“输入”不同，这类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以村民为主体，以艺术为媒介，通过激发内生潜能实现乡村的自主生长。葛家村原是宁波宁海县一个无产业、无交通、无文化优势的小山村，村集体收入较低。通过“融合设计”的方式，村庄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文化深耕”典型。其关键在于发起人丛志强提出“融合设计”的“有用—会做—有利”三重逻辑：通过创造可用的公共设施增强信任，通过引导村民重新发现手工与生活技能提升能力，通过将竹木石材等资源转化为产品与民宿景观实现收益，并组建以全体村民为成员的“艺工队”，推动村民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共同劳动者和表达者，使村民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实践相融合。而桂林柘木村通过“非遗扶贫”展示了内生赋能的另一种路径。地方非遗传承人王伯杨利用大量此前被低价出售或废弃的柚子皮资源，创新设计并将其转化为漆器胎体，开创“柚罐漆艺”，连接起原料、技艺、市场与就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村民通过就业工坊培训获得技能与收入，困难户在农闲时就近就业，既实现了非遗保护，又推动了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转化(图2)。

图2 柘木村村民在制作柚罐(图片为笔者拍摄)

总体而言，内生型赋能模式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内生性，从村民自身的能力、需求与实践出发，激活其技能与潜能，构建发展动力，避免对外部力量的过度依赖；二是有效性，艺术不再只停留于审美层面，而是通过产品、空间、劳动与协作深入生活实践，连接村民日常生活；三是推广性，其核心逻辑可复制、可迁移不同村落，但不是模板式复制，而是因地制宜的能力激活。然而，这类实践仍存在结构性隐忧。2025年7月，笔者最新一次追踪调研表明，部分空间项目及艺术作品已处于半封闭或闲置状态。一些昔日备受瞩目的“美学乡村”渐趋沉寂，曾被设计为游乐场的空地草木疯长，菜畦重新铺展。外部关注退潮后，如何维持村民热情、稳定市场与制度化保障成为绕不开的话题。隐忧不在于“理念不对”，而在于赋能未能制度化、组织化与长期化：技能缺乏市场支撑、组织缺乏治理能力、文化自觉缺乏持续激发机制。因此，“赋能”便难以从一次性行动转化为稳定机制。

综合三类模式可见：外生型介入模式属于“短期介入—低嵌入度”，优势在于创造新奇经验，局限在于难以形成嵌入性的社会机制；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注重“资源交换—消费逻辑”，长处在于撬动政策与资本，但常以公共性压缩与主体性弱化为代价；内生型赋能模式则是“内部生长—弱制度化”的文化发展逻辑，能够激发村民潜能，却受制于制度化与市场化不足，难以形成稳定的循环体系。三类模式的深层困境具有一致性：要么缺乏制度支撑，要么公共性不足，要么主体性难以稳定持续，最终都在“项目周期”内部消耗、未能跨越到“制度周期”。这表明，当下艺术乡建的症结并非方法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缺乏能够整合多主体、跨越时间周期、兼具公共性与收益性的系统化机制。

三、共生型参与模式的构建

前文通过四个分析视角与六种关系困局揭示了艺术乡建的深层结构问题，并归纳出外生型介入、互生型消费逻辑与内生型赋能三类实践模式。尽管三者在各自语境中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分别受制于短期事件化、消费逻辑主导与制度支撑不足等结构缺陷，尚未跨越从“项目周期”迈向“制度周期”的门槛。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能够整合多主体力量、兼具文化—生产—治理功能，并能够在时间上保持稳定性的系统性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共生型参与模式”，这一模式意在回应既有模式的结构性局限。通过制度化协作机制与“价值—生产—生态”的综合逻辑，弥补外生型的脱嵌、互生型的消费化与内生型的失序性。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也正是“内生”与“共生”的分水岭所在，前者强调“谁来做”，侧重主体被激活，后者强调“如何持续地共同行动”，突出主体、制度与关系结构的长期稳态。

(一)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基本指向

“共生”一词在本文中并非“外生”的修补、“互生”的延伸，或“内生”的简单强化，而是在逻辑层面的根本区分：外生型介入模式侧重事件或人物驱动，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侧重消费逻辑驱动下的资源互利；内生型赋能模式侧重主体激活逻辑，而共生型参与模式则强调多主体在制度、文化与生态场域中的长期协同生长。共生型参与模式将乡村社会视作“生命共同体”，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前提，通过多主体长期协作与制度性嵌入，在可持续性、传播力、收益性、公权性、公益性、自发性六个要素之间形成张力平衡，使艺术参与稳固嵌入“教育—资源—产业—治理—生态”的整体链条。换言之，“共生”不只是互惠，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文化再生产，实现主体性、公共性与生态性的共同生长。

艺术家渠岩在广东顺德青田村发起的“青田范式”和河北邯郸涉县王金庄“梯田—绘本—学校—协会—公益组织—高校—农业科研团队”的联动实践，为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实践参照。前者以“去艺术化”为方法论，建立起“村民—新乡贤—村委—公益基金—高校—镇政府—艺术家”的多主体协同网络，弱化个人风格，强化地方性知识、礼俗与生产系统的整体修复；后者通过将农业文化遗产转化为儿童教育、村志编纂、社区档案与种子银行等公共行动，形成精神共同体与知识共同体的双重再造(图3)。

图3 王金庄的多样化生物元素及遗产系统价值(图片来源：涉县农业局)

从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看，两者都高度重视“在地性”：青田的实践凸显社会关系网络的再链接，王金庄则在相对闭合的社会生态中建立了教育、生产、科研、公益的互通机制，体现了“制度性嵌入”。艺术的有效性不在于单一风格或事件效应，而在于制度化协作与教育化生长所带来的持久机制建构：乡村被理解为社会文化“场域”，而非艺术实验地。青田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治理，王金庄突出制度化机制的联动，但其深层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合作，让艺术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的综合实践，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再生。这种模式在社会学意义上正是“共生型”——既是社会网络的共生，也是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共生。

需要说明的是，共生型参与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乡村情境，其生成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前提条件。从田野观察看，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项基本条件：其一，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基础，即村庄内部存在村委会、理事会、协会或合作社等能够承担公共事务的组织结构，避免完全“原子化”，否则多主体协作难以落地；其二，具备可整合的在地文化与资源基础，未必拥有显赫资源，但至少应有可再生、可转化的文化经验，如农业文化遗产、手工技艺、生态资源或社区记忆等，否则共生机制缺乏依托；其三，具备一定程度的治理能力与公共性意识，村民愿意参与，基层政府或公益组织能够提供必要制度支持，避免项目完全外包化；其四，具备相对稳定的外部协作网络，需要高校、公益机构、企业或专业团队在长期陪伴、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上提供支撑。正是在这些条件具备或逐步培育的前提下，共生型参与模式才能从理念转化为稳定运作的社会机制。

(二)共生型参与模式应具备的六要素

共生型参与模式既不是抽象价值，也不是经验叠加，而是一种“可被识别、可被验证、可被复制”的结构性机制。结合前述分析，本文提出可持续性、传播力、收益性、公权性、公益性、自发性六个要素，作为共生型参与模式的核心支点(图4)。

图4 构建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六个要素(笔者绘制)

1. 可持续性：从“项目周期”走向“制度周期”。可持续性并非简单延长项目实施时间，而是强化乡村社会内部的制度循环能力，使一次性项目转化为常态机制。青田通过将田地、礼俗、经济、信仰等纳入一个长期治理框架，以村民议事、基金运作、公共空间维护为支点形成制度循环；王金庄则通过农民梯田协会、地名文化志编纂、种子银行等持续行动，将文化与生态保护纳入村庄常态治理。若缺乏这一维度，共生型模式就会容易退回内生型赋能模式“初期见效、后续乏力”的困境。

2. 传播力：从“展示观看”转向“经验知识”。共生型参与模式中的传播力不等同于“吸引流量”，而在于将在地经验转化为可交流、可学习的公共知识。青田村对“青田范式”的梳理、王金庄将梯田故事绘本化与档案化，均表明村庄不再只是“被展示和观看的场景”，而成为可被借鉴的知识经验，这种乡村经验以更审慎的方式进入公共讨论。传播力与可持续性相互绑定，避免将村庄包装为短期的“网红景观”，而是通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记录与知识生产，使乡村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被理解、尊重与利用。

3. 收益性：从“个体获利”转向“结构造血”。共生型参与模式中的收益性强调“共同体造血结构”，不仅关注少数村民的个体收益，更通过产业链设计与制度安排，推动村庄整体的稳定增收。同时，收益结构也应面向多主体：政府的收益体现为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与公共服务绩效改善；公益机构与高校团队的收益体现为社会影响力与知识生产与学术成果的持续生成；企业通过稳健的长期合作与品牌认同获得合理回报。正是在这种公共性约束下的收益结构中，乡村建设才能从一次性投入转向长期陪伴与稳定协作。

4. 公权性：从“行政治理”转向“共同治理”。公权性在共生型参与模式中指村庄作为整体共同体在资源配置与规则制定中的权利被强化，而非简单复制行政命令式的上对下管理。在青田，新乡贤、村委会、公益基金、高校与镇政府共同构成多中心治理网络，村民通过议事机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在王金庄，农民梯田协会作为村民自发组织，成为连接政府、科研团队与公益机构的枢纽。公权性并不意味着削弱个体，而是通过程序与结构共同参与确保公共资源不被资本或少数精英垄断，使公共性成为可感、可操作的制度现实。

5. 公益性：从“项目公益”转向“长期普惠”。共生型参与模式中公益性不再局限于项目初期的短期惠民活动，而是通过教育、文化传承、公共空间营造等方式，形成公共文化的日常供给机制。王金庄将梯田文化转化为绘本课程与乡土夏令营美育，使儿童在日常学习中接触本土知识；青田通过公共空间的持续维护、礼俗活动的复兴，使村民在共享空间中重建社会关联。艺术参与在公共教育、文化记忆与社区建设上留下可持续成果，而非只在短期展陈或节庆中“做公益”。公益性与收益性既要保证普惠，又要避免因过度依赖外部资助而削弱内生动力。

6. 自发性：从“被动参与”转向“行动主体的持续生成”。自发性是共生型参与模式的灵魂，本质是在制度扶持下的主动行动能力。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村民从“参与者”“被观看对象”转变为主动的“讲述者”“组织者”“建设者”“维护者”。通过“艺工队”、协会等自发组织不断更新公共空间、维护制度运行，并在与外部力量的对话中增强表达能力。自发性依托教育、培训与成功经验的累积得以生成，可有效破解外生型介入模式“艺术家撤离即项目终止”、内生型赋能模式“后续衔接不足”的核心痛点。

需要指出的是，六要素的意义不在于为艺术乡建提供一份工具清单，而在于推动模式从表象走向结构机制、从经验走向范式构建、从项目走向制度逻辑。六个要素并非简单拼装，而是处于张力与平衡的系统中：可持续性与传播力、收益性与公权性、公益性与自发性之间构成三组典型的“对角张力”：一端指向效率、扩张与动力生成，另一端关乎约束、平衡与秩序维护。在可持续性与传播力之间，前者强调深耕与制度化嵌入，后者依赖外溢效应与可见度提升，两者若失衡便可能在“深耕不足”或“过度曝光”之间摇摆；在收益性与公权性之间，利益逻辑容易推动资源集中、带来经济发展，但若缺乏公权性约束将导致资源集中与社区弱化，而过度强调公权又可能削弱个体激励；在公益性与自发性之间，公益性重在普惠与制度保障，自发性强调村民个体创造力与能动性，若抑制主体能动性便可能形成依赖，而自发性若无制度引导又易碎片化。这种“对角张力”表明，共生型参与模式不是对六要素的静态罗列，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协商与结构平衡的系统。任何一个要素的发挥都会牵动另一个要素的调节。六要素之所以能构成共生型参与模式的核心结构，并不在于它们的价值诉求，而在于它们分别对应着乡村社会的六种“可操作机制”：可持续性对应制度循环、传播力对应知识生产、收益性对应造血结构、公权性对应共同治理、公益性对应文化供给、自发性对应主体行动生成。正是这些机制使共生型参与模式得以形成一种能够长期运行的乡村文化再生产结构。

(三)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实践路径

共生型参与模式是在前述六种关系困局与三类模式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目标是在现代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多重冲击下，寻找一种能够稳定嵌入地方社会结构并具备持续再生产能力的实践机制。基于六要素生成的结构逻辑，本文概括出共生型参与模式的三条实践路径。

一是多主体协作的制度化与村民主体化。共生型参与模式的首要路径，是通过多主体协作结构的制度化来实现村民主体地位的真正落实。具体方法包括：构建制度化协作平台，如建立村民议事会、合作社或协会式组织，保障村民在收益分配、项目决策和文化事务中心的话语权。河北涉县王金庄村的村民梯田协会便是一种成功的制度创新形式，其既继承农耕文化的地方经验，又通过自发组织凝聚起公共能量。孙庆忠教授及其团队以“行动研究”的方式深度嵌入田野，通过遗产普查和地名文化志的撰写，促进地方知识的再生产，同时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自信与表达能力。除此之外，公益组织则在能力建设、规则设计和跨界联结中发挥桥梁作用，帮助村庄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这种多主体结构并非静态“合作”，而是动态“共建”过程：外部学者与机构逐渐退居“辅助者”，村民则从“被研究者”“被观看者”转化为“讲述者”“行动者”。这与“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理念相呼应，即研究不仅是知识生产，更是推动社会转型的行动机制。而外部力量角色转型实现其职能在于设计规则、整合资源等，而非替代村民行动。通过长期协作，王金庄逐步建立起农民种子银行，形成了“社区公共性”的雏形，村民在议价与表达中获得了新能力。然而，多主体协作未能嵌入制度，往往会退化为“短期联盟”，一旦外部动员减弱，村庄便可能重新陷入沉寂。因此，共生型参与模式的关键不在于关系的临时整合，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可持续的共同体机制，确保村民主体在收益、权力与话语权上的切实保障，这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条件，也是共生型参与模式能否真正落地的重要检验标准。

二是长期文化反思与文明价值的再建构。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文化断裂，乡愁从生活世界的情感依托异化为逃离困境的理由。共生型参与模式的第二条路径以文化修复为核心，强调一种“缓慢的文化工程”：通过教育、礼俗、非遗与地方知识的再整合，重建乡村的文化与精神支撑。这种“缓慢”并非低效，而是一种基于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厚度的社会建构逻辑。这一路径的具体做法包括：建立常态化的文化教育机制(如乡土课程、非遗实践、田野展览、地方志编纂等)、推动村民参与文化议事与反思机制，使文化传承从活动式转向制度化、日常化。村民以主体身份参与文化选择、价值评判与传统更新，文化不再是外部“注入物”，而是共同体内生的判断与实践。在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乡村往往被简化为“景观”或“资源”，其文化价值被符号化、标签化，失去了作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意义，揭示了社会实践中隐含的价值逻辑与再生产机制。而共生型参与模式可通过长期文化反思，修复被撕裂的文化肌理，使乡村重新获得历史的延续性，通过长期累积重构村庄的行为规范、审美偏好与生活方式。对此，“青田范式”(图5)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家渠岩在青田的工作并非“艺术风格的移植”，而是“去艺术化”的文化重建。乡村文化复兴需要跨越风格移植，转向与田地、礼俗、信仰、劳动等范畴的整体性重建，为此他提出“九条范式”。艺术在此不再是“审美展示”，而是一种“行动社会学”的实践路径。在这个案例中，文化反思的难点在于其与消费资本逻辑形成根本张力：后者追求即时可见的繁荣，而文化修复依赖时间的积累与制度的持续。共生型参与模式的价值在于：乡村振兴的核心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是文明体系的重建。这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保护，更是对现代文明路径的反思与补充。

图5 渠岩提出的“青田范式”(图片来源：“艺术乡村建设”微信公众号)

三是协同发展与内循环造血机制。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根本上取决于乡土社会是否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共生型参与模式强调通过教育、生产、生态的内在协同，构建一种能够持续“造血”的内循环机制。首先，教育作为“种子系统”。共生型参与模式强调“有根的乡土教育”，乡土教育不应把乡村儿童塑造成“回不去的城市人”，而是让他们理解家园的劳动经验、知识体系、生产逻辑与文化价值。王金庄暑期夏令营的乡土课程及梯田绘本实践表明，孩子们在图像叙事中学习到的不仅是绘画技巧，更在故事中理解梯田背后的劳动智慧与朴素的精神美德，使“乡愁”从被动怀旧转化为积极的文化认同。其次，生产作为“造血”机构。若艺术只停留在象征与审美层面，便难以转化为村庄现实动力。共生型参与模式强调“艺术—经济”的可持续转化，通过手工艺、非遗传承与文旅结合，将艺术转化为可持续生产力。柘木村的“柚罐漆艺”案例展现了非遗如何使艺术嵌入村庄生产，形成稳定产业链，使困难户获得持续收入，从而实现真正的“艺术—经济循环”。

第三，生态是发展的底线。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倡议都必须首先回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共生型参与模式中的生态不是抽象的，而是文化与生产系统的基础结构。王金庄建立的“社区种子银行”等制度不仅保存了生物多样性，还通过“借种还种”的制度，把生态保护嵌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以文化认同为支撑的伦理实践。

综上，三条路径分别回应了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三类核心困境：第一条路径回应了乡村建设中“主体缺位”的困境，通过多主体互动与地方知识的重建，使村民重新获得文化与行动主体性；第二条路径回应了“文化断裂”的困境，通过长期的价值反思与文明重估，为乡村注入可持续精神力量；第三条路径回应了“短期繁荣”的困境，通过教育、生产与生态的协同，构建起真正的内循环与造血机制。三条路径共同表明：艺术乡建不能再被狭义地理解为美学实践，而应被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这一机制的特征在于：以人类学方法尊重地方性知识，以社会学方法推动制度创新，以文化研究视角重估价值秩序。真正的艺术参与，不在于展厅里的炫目光环，而在田间劳作、手工温度与乡土故事之中。 共生型参与模式用艺术来协同教育、生产与生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使乡村在制度、文化与经济层面实现多向度的自我更新。

结语

共生型参与模式立足中国国情与乡村现实，其意义不仅在于回应当前艺术乡建的短期化困境，更在于为未来乡村文明的延续提供制度化与文化性并重的基础框架。通过多主体协作、长期文化反思以及“教育—生产—生态”的协同机制，共生型参与模式力图将短期项目动力转化为可复制、可治理、可持续的公共机制，助力艺术参与从“事件”走向“结构”，由个案转为可供讨论与修正的公共行动范式。在这一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不再只是原则性宣示，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公共性保障与主体性重建，被落实到村民的日常实践与文化再生产之中。当乡村社会真正成为村民共享权利、共担责任、共创未来的生活共同体时，艺术乡建才有可能摆脱“短期热闹—后续乏力”的循环，实现从外部刺激到内生自觉的深层转变，孕育出具有持续生命力与文化自主性的乡村文明。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外生型介入、互生型消费逻辑与内生型赋能三类模式及其所涉案例的讨论，并非意在为这些实践贴上价值标签或框架化命名。文中部分案例的发起者曾明确指出其实践并非“乡村建设”，亦无意被纳入某种评价体系；本文将其纳入分析，主要基于其在结构层面呈现出的行动逻辑和经验机制，而非对其原初意图的重新界定。这些实践代表不同主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探索尝试，为认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与可能性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揭示了不同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提出共生型参与模式提供了田野基础。本文将该模式视为一种可讨论、可修订的分析框架，而非预设完备的实践范式，难免有不足与待证之处，有赖未来更多田野经验与学术对话的进一步检验和丰富。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文艺评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艺术参与模式研究” (项目批准号：2025-A-06-136-802)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刘琪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1期（总第124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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