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专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先生 

　　李雪健简介

　　李雪健，中国当代著名影、视、剧表演艺术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在近四十年的演艺之路上成功饰演了近百个人物，塑造了众多荧幕经典形象。1980年，因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获得首届戏剧梅花奖。1991年，在电视剧《渴望》中饰演好人宋大成，获得第十一届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九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1991年，主演电影《焦裕禄》，获得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0年，在电影《横空出世》中饰演冯石将军，获中国电影华表奖。2011年，主演电影《杨善洲》，获得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和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2012中国电视剧年度明星盛典获得年度终身成就奖。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健参加会议并发言。“作为演员，要做有情怀的作品，塑造有生命力的人物，这是我的追求。”李雪健的发言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他以自己在影视作品中塑造焦裕禄、杨善洲两位典型人物的体会，说明文艺工作者须臾离不开人民、离不开生活。习近平称赞李雪健将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刻画得特别好，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那句话说得也好：从焦裕禄、杨善洲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职业病’——自找苦吃，中国共产党没有个人的私利”。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专访李雪健，围绕“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演艺之路、“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的创作体会、文艺评论作为方向盘和过滤器的重要作用，深入畅谈近三个小时。

　　一、人生如戏，锲而不舍，敬业爱业

　　本刊：您曾是当年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里的好人宋大成，是《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是赵树理、焦裕禄、杨善洲，是邻家“老头”……您在近四十年的演艺之路上成功饰演了古今中外上百个人物，是业内外公认“德艺双馨”的演员，更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有史以来第一位演员出身的主席。您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吗?您是怎样从业余爱好走上专业职业演员之路的?您有哪些心得和经验?

　　李雪健：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有今天。我的人生之路让我从心底里喜欢演员这个职业。我不是天生喜欢表演，而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走上职业和专业的演艺道路。在成为职业演员之前，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没受过科班训练，在学校、工厂和部队都只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业余爱好者，自己不知道有表演的天赋，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但人生历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帮助我进步。

　　一个是职业成就感。我出生在山东菏泽的一个小镇上，十一岁随支边的父母来到贵州，刚要读初中就开始“文革”，我被骂为“小走资派的狗崽子”，被百般瞧不起，所以特别向往受人尊重的职业。我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就当了车工。那时宣传队很受人尊敬，我会说山东快书，于是进了工厂宣传队。我在宣传队什么都演，快板、相声、山东快书、小舞蹈、小话剧，独幕戏、样板戏……在贵州大山里山东话挺稀罕，上台不演节目说点山东话都是节目，里头有语言文化，有审美价值。1973年十九岁我应征入伍在云南当兵，又进了部队宣传队。以前我被人瞧不起，现在受尊重，我感觉到有尊严、很喜欢。1976年全军汇演，我从云南部队业余宣传队借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文工团话剧队，排演话剧《千秋大业》，打杂、跑龙套、演“匪兵乙”都很卖力。那一年，“四人帮”被粉碎，各部队文工团都在招人，鲁威导演就把我推荐到空政话剧团，推荐理由是：这孩子不当演员，也可当美工、木工，搞道具干杂活，因为他肯干、认真。我1976年调入二炮文工团，1977年考入空政话剧团，从此开始职业演员生涯。演员职业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另一个是观众喜爱度。我也不是从小喜欢表演，当时加入宣传队是有条件的，像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其实是不够格的。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在任何一个岗位都能干出点名堂，再加上我的普通话说得还行，就被选进宣传队了。其实那时候也是为了偷懒，车工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挺累的，宣传队却能到处跑，这样我就是在工作岗位上站半年，在外面演出跑半年。但是因为演员工作，我受到观众欢迎。贵州边远山区观众对文艺演出真心欢迎，我们演《沙家浜》《白毛女》，在《沙家浜》里面我演刁小三，在《白毛女》里演黄世仁的走狗穆仁智。老百姓、工厂师傅和同行们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所以都管我叫“小穆”，我的外号是“穆仁智”。我从观众的喜爱程度里深深体会到了艺术的魅力、意义和作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当时部队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我们文艺队去深山老林演出，战士们欢天喜地就像是过大年。我就觉得要完完整整的把晚会演好，他们太不容易了，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昆明军区杂技团来我们部队给战士们慰问演出。在云南建水的山沟里，部队打好背包当板凳，坐在一个土篮球场上，拿出自己种的花生来吃，嗑着瓜子看着演出，真是过年了。篮球场旁边是一条小河，河旁边临时用石头堆起坡，搭了个简陋的舞台。这里正好是风口，风很大。有个节目叫“高台定车”，演着演着一股山风吹过来，条件很艰苦，咔嚓就把表演的这个大姐吹下来了。虽说也有保险绳，但毕竟条件有限，还是把这个大姐摔得不轻。我们在侧台服务，赶快就上去，大伙的意思是让她去卫生队看一看。她让弄了个脸盆洗洗，拿个盛水缸子把嘴漱了漱。我们就在旁边，看见她吐了两口血，摔得挺厉害的。但她把人推开，又上台了，坚持把这个节目演完。因为那个临时舞台简陋，演出台和侧台全暴露在观众的视线里，摔下来、洗手、漱口、吐血，大家全都看见了。等她演出完了，急忙用吉普车往卫生队送，全体战士们起立鼓掌。我不敢说都在流着眼泪，但是我敢说没有流泪的人心也在流泪。之后我们有时候回家探亲路过昆明，或者去昆明演出，我们两三个、三五个业余的文艺战士都会去昆明军区杂技团大门口走一走、转一转。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粉丝。明知道见不到她，但真想见一面，有一种情感的释放，有一种寄托，那是我第一次当粉丝。这位演员给我震动很大，我以前只是觉得演员是一个挺风光、有面子的职业，可以偷偷懒，可以去各地走走转转，但是没想到演员也能够牺牲自己，点亮别人。那位演员影响了我一辈子，但我至今仍不知道大姐叫什么名字。这种故事很多。有了很多经历以后，我对演员这个职业的认识，从偷懒，从愿意得到大家的喜爱尊重这些因素，产生了对这个职业的锲而不舍，从偶然变成了必然，所以我就这么一直走下来。先是舞台，后头又接触了电视剧、电影等等。

　　演员创作要体验生活。我出演《赵树理》，去体验生活，很受启发。赵树理是曲艺家协会的创始人，也是文联的创始人。他下乡时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到农村，提高农村的素质。他去的时候带着鲁迅的作品，在村里地头给老百姓念鲁迅的文章。大家起哄，脑子转不过来，文化程度决定了听不懂。赵树理就琢磨，文坛太高,老百姓爬不上去。我们的作品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买得起，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脱离现实。什么样的作品当地老百姓才能懂?因此才诞生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都是“农字头”，在当年大受老百姓欢迎。虽然时代变了生活全变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这些作品，除非你对中国文化不关心、无所谓，凡是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能够从中感觉到还是好作品，在形式语言和主题思想等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华美学。2006年，在纪念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电视剧《赵树理》。

　　演员要接地气，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我希望多留一些人物形象，生命力越强，越久远，越有价值。我们说表演有两大要素，就是形体和语言，再说深一点就是风格流派。前苏联斯坦尼，西方布莱希特，东方梅兰芳，并称为世界三大表演流派;现代银幕还有卓别林等，都有不同的风格。我也喜欢很多演员，包括电影《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他们对于艺术创作的态度，对于艺术创作的付出、能力，还有他们的作品像《闻香识女人》《愤怒的公牛》《雨人》等;喜欢中国的梅兰芳，他是无实物的表演，长于人物的创作，各种细节非常细腻。有些流派风格是跟自己的生活很熟、是感性的，有些可能陌生一些，但是条条大路通北京，总是要让表演有生命，有血有肉，不概念化，不是一张脸。人物都要有生命力，包括演反派。你要是演一个反面人物，你是一个草包那突出不了英雄，英雄面对这个草包玩什么。反面人物也好，正面人物也好，我都是当一个活人来看待。

　　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要珍惜“演员”这个名号。在旧社会，演员是戏子，让人瞧不起。新中国把演戏变成职业，优秀的演员还能成为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和鼓励。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充分的认识，文艺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是不可缺的，是有分量的，是有责任的，它还是有意义的，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有责任感，不是闹着玩的，不是纯游戏、纯娱乐。电影《杨善洲》开机仪式那天，我还没开演，当地老百姓就热烈鼓掌，因为他们认可你来出演这样善良可敬的人物。演员的底线不能破，别让人瞧不起这个职业。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世界，但我是十几岁从农村来的，能有今天也不容易，我非常珍惜这份职业。我有能力做到自我实现，尽量不给这个职业抹黑，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要把握住自己,更要感谢时代造就了我们，是观众把对好人的情感转到了我这个创作者身上。习总书记讲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中国文联倡导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行风建设，我都非常赞同。我们应该互相影响、严格要求。

　　二、学习精神，重在落实，根在创作

　　本刊：2014年10月15日，您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您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是否渗透到您的新作《嘿，老头》和《少帅》等?在一年的沉淀之后，您回头再想文艺工作座谈会，有哪些新的感受?

　　李雪健：一年前，我有幸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总书记讲话涉及很多面，需要系统学习。作为一线文艺工作者，我会根据我的职业有重点地学习。特别是在一周年的时候，我会思考，学习以后理解得怎么样，理解以后落实得怎么样，要回顾总结这一年以来的工作、创作情况。一线工作者关键是落实，要落实到行动之中，体现在创作之中。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喜欢这句话吗?喜欢。做得怎么样?要总结思考。当然，自己的能力有大小，作品出来有区别，但是你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遵照做的?习近平同志读了很多名著，真的是读书破万卷。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但对当前文艺现状发表看法和评论，还回忆了自己少年和知青时期的文艺生活，谈到了文艺对自己成长的影响。文艺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觉得一线工作者主要是落实，这一年来起码我是按照习总书记讲话去努力的。比如电视剧《嘿，老头》，播出后和社会观众产生了共鸣。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儿子照料老年痴呆症父亲的故事，和整个时代结合得很紧。养老问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劳动者正在面临而且还将继续面临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以前没有的新问题新情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会越来越长寿，过去六十岁算长寿，现在八十岁都打不住。但是同样，雾霾产生了，怪病产生了，老年痴呆产生了。过去痴呆并不多，现在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患者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痴呆还恰恰反映了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文化人、科学家等等爱动脑子，不太得这个病。普通老人看了以后都会关心：我怎么预防，我万一得了怎么办?年轻人则会思考怎么对待家里的老人，我也会老，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我们和观众和社会一起探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肯定将有助于社会和国家发展。《嘿，老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们的心里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整个剧组还是很努力的，起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搞艺术创作，大家的劲儿没有使在别处，希望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观众。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不错，日子越过越好。没有饭吃不行，有了饭吃，精神世界没有，也不行。往大处谈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包括艺术、文学、创作等等。我就想，起码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落实习总书记对于艺术方面的要求、期待、期望，起码我们要做到“两个结合”，这都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指示，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文艺与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太有关系了。梅兰芳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更有人格魅力，他那个时候也赚大钱了，赚得很大，但他蓄须明志，坚决不给日寇唱戏，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不是开玩笑的，但他经得起考验。这都是老前辈，是人类在文化艺术界的财富。包括画家毕加索。都说艺术和政治没关系，毕加索那种抽象画怎么没关系?他反映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怎么不是政治?只不过是经历不一样，表现的形式和表现的内容不一样。尽管文学艺术在走向市场，但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学艺术具有意识形态这个功能，你不能完全钻到钱眼儿里。文学艺术和别的事物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独特、审美的意识形态。

　　习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所以，好的艺术作品要保证两个效益，也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我们这一年真是把艺术作品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对待，不只是娱乐作品，虽然已经商业市场化了，但还是要保证它的两个效益，一个是社会效益，一个就是经济效益。艺术创作要有艺术追求。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和回应总书记的期待和要求。

　　今年我们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所以我接下来的一部戏是配合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参演反映反法西斯战争、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作品《少帅》。导演是张黎。我在这部戏中演张作霖，马匪出身，乱世枭雄。老奸巨滑的大军阀也有父子情，儿子张学良第一次上前线，他不顾寒冬腊月冰雪天坚持去火车站送儿子。北京郊区有一个地方就是老车站，我们就在那里拍的送行一场戏，现场拍摄时非常冷。大家尽量减轻我的负担，最后说就是一场戏，放一放，找个暖和一点的天气或者在棚里头搭个景。因为那天风也很大，特别冷，最后就没拍。后来在棚里头搭了一个景，车站里头有个大炉子，都准备好了，特意安排了一天准备拍，但是通知不拍了，导演说他对景不满意，有可能还要回到实景去拍。天越来越冷，后来又在别处搭了一个景，还是不满意，没拍。最后在另一个棚里搭了一个景拍了。就是单单一场戏啊，剧组前后筹备了三四个景。我到了现场一看，最后那个景几乎把外景搬进棚里了。这就是导演，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拍得更好一点，一场戏的布景就弄了三四回，真是把我感动了，最后那个景就像把实景搬进来了，在棚里搭建出来。还有一场戏，张作霖见段祺瑞，段祺瑞部下想捉住张作霖，张作霖最后通过下水道跑了。导演不愿意让我在真的下水道里拍，就在影棚里搭建了一条将近三十米长、还有拐弯的地下管道。剧组对艺术真有追求。

　　我们不能把习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挂在嘴边，而要真正去干。说和做是两回事。不同职业的社会分工不同，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出故事、出形象。这是本职工作性质决定的。作为演员，我不善言辞，我的追求是用角色与观众交朋友，并且我创作的角色还是集体的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这个行当大家的。在一年之际，对自己这一年工作进行总结、回顾，是为了在来年更好做好本职工作，争取做一个称职的文艺工作者。年轻的时候总认为演戏机会越多越好，什么角色都想尝试，希望尽量拉开所演每个角色的距离，表现不同的人物形象。现在要有所选择，选择有情怀的作品，选择有生命力的人物。

　　三、文艺评论：是方向盘，是过滤器

　　本刊：新形势下，文艺评论工作正在加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于2014年5月30日成立。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于2014年9月16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正式揭牌。《中国文艺评论》也于2015年金秋十月创刊。您对文艺评论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李雪健：文艺评论工作太重要了，《中国文艺评论》创刊太需要了。我很愿意配合，但对评论是外行，我不擅于写和说。我的本职工作是表演，有时候说说这个还有点底气。你们就根据我和理论家不同的情况，侧重一线演员的具体实际，就采用访谈的形式就可以，不是什么发言的整理稿，原汁原味大白话就可以，就是一篇访谈。我一直关注文艺评论工作，我看到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开班等报道，仲呈祥老师有授课。我很赞同他的思想和观点：“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方向盘。”

　　文艺评论在我们这一辈人心目当中分量真是太重了。1982年，我参演了第一部银幕作品《天山行》，没有演过电影，第一次上大屏幕，懵的。演完了以后在影协放映，我们年轻的时候电影能够在影协放映太不容易了，这种机会对于创作者来说那真是喜出望外。我从电影确定放映到看评论文章，心一直在怦怦地跳：放映效果怎么样?评论文章怎么说?我是个配角，但是评论文章上能提到这个人物，我都把文章当宝贝保存起来。

　　我在电视连续剧《李大钊》中扮演李大钊。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领袖人物也是人，不是神，要把他人化，这都是理论家提的。李大钊是唐山乐亭人，我在表演中就加了点方言的味道。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样，有人对我这种尝试给予肯定，认为人化了;也有人否定和批评，认为把他土化了，变得没学问了，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高度。两方评论都有道理，这说明我自身能力有限，对人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但是对于我演李大钊，大家都还是给予肯定的。评论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从中得到了启发。

　　后来演《渴望》，观众见了我就喊“宋大哥”。评论家总结说：呼唤真情。评论家的文章对我思想认识境界的发展提高有很大帮助。电影《焦裕禄》受到老百姓欢迎，我去机关单位，同志们见了我就喊“焦书记”。为什么《焦裕禄》这部电影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为什么?还是评论家总结出来的：呼唤公仆。我们改革发展搞经济建设，先进的技术来了，西方的文化同时也跟着进来了，会有一些影响，但我们还是需要真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需要有好的领导带头，老百姓还是希望有好的领导带着走。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评论家是站在经历者和旁观者的角度，运用感性和理性的思维，经过了非常严谨非常深层次的思考，他们的评论与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密切联系。

　　多年来，我们表演的人物如果出现在李准、仲呈祥、童庆炳、黄会林和尹鸿等评论家的文章中，都觉得是莫大光荣。影视作品请到他们观看并评论是无尚荣耀。他们是真能够指导我们的创作。评论家的评论值钱，那确实对你的发展、对你的提高、对你的思想认识和境界真是起了方向盘的作用。所以我不仅关注评论家对我的评价，也关注评论家对其他演员的中肯评价和对外国作品的评价。好东西我都要保存，我存了好多，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看看，不是看完就扔了，隔一段时间要学一学。

　　但是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没想到。文艺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我们没经历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正在面临很多从没有过的新问题。例如最早大家都爱去电影院，后来影院变酒吧、歌厅、游戏厅了，那个更来钱，近几年电影发展特别快，年轻孩子那么需要，所以又变回来了。但变回来以后有很多影院姓私了，是独资也好，合资也好，大部分有些变化，这种变化我们没遇到过，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拍戏有评议委员会，专门请专家和各方代表来看这个剧本，拍还是不拍，进行探讨以后才能定。我相信有好些老的评论家,你问问他，过去会收到很多剧本请他看，看完以后对这个作品说几句，拍还是不拍，好在哪不好在哪，都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创作的必然规律。现在谁出钱谁定，没剧本也能拍。以前进剧组得交粮票、出伙食费，拍完才可能有补助。以前的名家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没有直升机。现在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直升机的效应，很多明星一夜成名。发展得快，当然是好的。但是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坐过直升机，肯定会晕机，会冒出新问题。过去谁乘车?现在堵得不行。过去齐白石六十多岁卖画，谁能想到他的画现在上亿?但是我们有一些经验和教训要引起注意和警惕。

　　现在专业的文艺评论很少见到。我们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观众的评价。《杨善洲》在北京放映的时候，一家有八个放映厅的影院，全天只安排了一个厅、只放映了一场，还选在中午12点。结果只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我爱人。三天之后，一个繁华地带的电影院19时放映，三个观众，其中一个是我儿子，这一场比他妈妈看的时候有进步。我挺伤心的，我有点不明白，我只是个演员，别的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能力把这个事闹懂。后来组织集体观影，一个朋友的孩子起先不想看，但是他去电影院看完后给我发信息：李大大，我看了您的电影，我流泪了。我给孩子回信息时也流泪了。好电影不是没人看。2011年，我凭借电影《杨善洲》在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这是我很在意的奖项，得到这个提名我就特别高兴。儿子还提醒我，“你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中人气不高，要有思想准备，也别太在意”。后来《杨善洲》得了奖，我上台说获奖感言时把儿子“出卖”了，说，“最高兴的肯定是我儿子，感谢大学生们把奖给了杨善洲老人”。大学生为什么发这个奖给我?他们是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这位老人家。为什么能给老人家?他们确实都认认真真看了电影，被这位老人感动了。在这个年代，杨善洲得到孩子们的认可，很珍贵。后来，我把因塑造杨善洲前前后后得到的四个奖杯都送到了云南大凉山林场杨善洲纪念馆。老百姓的评论和真正评论家的评论，我都看得很重很重。评论家的评论是我创作的方向盘，老百姓的评论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创作和评论应该互动，互相鼓励。好的评论对于创作者而言，就像喝了一杯美酒。

　　现在有些评论，明明是黑的，非得说是白的，那种评论都不是专业评论工作者所为，评论得不称职，都是一些商业炒作。这种东西有，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重要。有些我也挺不明白的，闹不懂，挺无奈的，有些作品一片骂声但还赚大钱。怎么骂声越多，看的人越多?真正评论家写的文章谁登?登了谁关注谁看?文学艺术要有方向盘，文艺评论起到了方向盘的作用。所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太重要了。但我们的工作艰难，任重道远。可是不能不再发声。文艺评论对中国现在的文学艺术创作太重要了!现在国家给予了重视、百姓也提出了渴望，我作为一个演员，也希望政府多给这些“宝贝”一些支持，给文艺评论工作者说话的平台和权利，让评论家的文章有平台刊登和发声，有社会关注和掌声。评论家好的文章要上头条!有的演员演了好多戏还没上头条，干见不得人的事反而上头条了。能不能把头条让给这些宝贝评论文章?把这个平台给他们!不能再让真正的评论见不着、边缘化了!要给予评论家尊重，给他们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热情。一定要充分发挥评论家的作用，让他们从边缘走向前台，从没人关注走向有指导意义。不能再让文艺评论工作者伤心无奈了!演戏是我们的饭碗，文艺评论是他们的饭碗，是他们的枪杆，是他们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人民的爱!

　　雾霾怎么产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产生了。它有多种因素，多种原因。现在精神世界可别出现雾霾，出现了雾霾可不好，你收拾都很艰难。精神雾霾可能会比大自然的雾霾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文艺评论是过滤器，是我们现如今社会需要的，是防止精神雾霾必不可缺的保障。

　　理论文章我写不了，但是《中国文艺评论》创刊是件大好事，我能做点事是我的荣幸。文艺评论媒体的路是艰难的，就像《大众电影》。《大众电影》过去好，上世纪80年代它的最高发行量达九百六十万份，演员能上杂志、能被评论，是非常难的事情。后头杂志慢慢差点没死了，没办法，也开始要尝试转型市场。能生存就是胜利。所以咱们月刊创刊的路还很艰难，一定要坚持。

　　你们问我：你演了焦裕禄、杨善洲，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的人越多越好。我想说的话，都表现在了人物的身上、角色的身上。因为我是六十一岁的人了，我也有我的人生道路，我还是共产党员。我1975年入的党，党龄四十年了。我说一提起这两个人，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学唱的那首歌，是毛主席的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就是学习焦裕禄和杨善洲生根了，开花了，结果了。我不会理论，但我会讲实话，可不是种子吗?你不能当毒品，你不能参与熬制地沟油，你得当开花结果的种子。

　　采访手记：

　　本次专访李雪健之前，考虑到时间关系，只预约了一个小时。但是那个阳光灿烂、绿意静雅的下午，雪健老师畅谈影视创作与文艺评论，娓娓道来近三个小时，时而憨厚微笑，时而皱眉忧虑，时而挥着手势，时而陷入沉思，非常实在，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最后依依不舍一一握手道别，雪健老师背上朴素的军用挎包，伴着火红的夕阳健步离去。

　　宋展翎：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何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干部

　　摄影：杨静媛(本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