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传统电视媒体的生产、传播、经营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真人秀节目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具有强势的影响力。据统计，2015年，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呈井喷状发展，数量达到215档。

　　从2000年至今，经过15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真人秀节目经历了兴起模仿、海外模式本土化、本土原创模式等三个发展阶段。2013年下半年以来，一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原创真人秀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及省级卫视相继亮相，并引发荧屏“中国风”的热潮。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都是其中的代表。诗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沉淀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人的个性及审美趣味。分析这两档诗词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价值与缺憾，对于反思和优化同类节目的生产传播，提升节目的影响力、增强其生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节目引进潮背后的“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

　　节目的引进或原创都是在创新上的博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是软实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1]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韩国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实施“文化输出”政策。十几年来，韩国原创的影视文化产品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在取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韩国文化的追随者。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产业室(Popular Culture Industry Team)副长官(Deputy Director)申钟弼(SHIN，JONG-PIL)认为，“除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文化产业还会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同时会扩大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2]2014-2015年，中国电视荧屏上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回来了》《花样姐姐》《花样爷爷》《我去上学啦》《我是歌手》《了不起的挑战》《真正男子汉》等，都是购买韩国版权的节目。此外，韩剧《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等都曾在国内掀起收视狂潮，韩国电影、音乐、游戏、动漫等在国内年轻人中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原创电视节目不仅塑造电视台的品牌形象，还是一个国家文化原创力和软实力的体现。电视节目引进潮的背后凸显了中国电视原创力缺乏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内地电视市场急功近利的特点。当前，在收视率评价利益的驱动下，市场化已经深深地嵌入媒体发展的机体中。从目前国内一线卫视来看，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等都是以现象级的引进综艺真人秀节目为主打竞争内容的。在整个电视行业缺乏原创精神、制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购买成熟的进口版权节目，成为诸多卫视的选择。

　　政策引导原创文化节目的发展。早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一批原创文化真人秀节目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华好诗词》是河北电视台发展研究部自主研发的季播节目，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宗旨。在《中国广播影视杂志》举办的2013年度节目评选中，《中华好诗词》获评“年度榜样节目”，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范例向全国推荐，鼓励各地积极创办原创文化节目。

　　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曾指出，中国古典诗词从小就嵌在学生们的脑子里，会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中央电视台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之后，又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该节目由科教频道自主研发，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一样，倡导全民参与，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力求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带动全民重温曾经学过的古诗词，感受诗词之美，品味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于2016年2月12日在综艺频道首播，收视率达1.11%，全国排名第四位，微博话题阅读量达一千三百多万，位列微博综艺榜第二位。[3]四川卫视打造的原创诗歌真人秀节目《诗歌之王》也将博大精深、唯美典雅的诗歌文化与电视综艺节目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五四”白话文运动对语言与文学的革新更是影响深远。胡适、陈独秀高举文学变革大旗，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打开了全新的文化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我们不断培养对文言文的政治歧视。”“将文言文定为封建文化并予以打倒，其结果是播下整个世纪轻视汉语文化传统的政治偏见的种子。”“(文言文)语言的失落也是人格的失落，文化的失落。”[4]

　　在国内卫视普遍大量引进国外娱乐真人秀节目的背景下，诗词类真人秀节目也在体现自身的“文化自觉”，以中国诗词为题材的原创真人秀节目的出现具有积极的文化自觉意义。“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5]诗词在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等原创文化真人秀节目的价值在于借由节目的播出，唤醒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强调记忆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对于建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观众们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重温诗词之美，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

　　弘扬传统文化，破解电视“娱乐之困”

　　我们如何反思电视的“娱乐之困”。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写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的是当时美国电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文化批判。针对电视娱乐化的狂潮，波兹曼质问：“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事务，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6]时隔三十多年，这部著作提出的现实问题、针对电视娱乐化发出的批评依然能在当下中国激发回应。

　　娱乐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被贬抑”到“被推崇”的过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雅和俗的趣味之辨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以“崇雅鄙俗”的审美思想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娱乐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全新增长点，以流行歌曲、通俗电视剧、影视广告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电视娱乐文化的繁荣为传媒产业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巨大的商机，现象级的娱乐真人秀节目给一线卫视带来巨额收入，也使得明星们的身价高涨，但同质化、消费主义、娱乐价值至上的真人秀节目也对青少年正在形成中的价值观产生复杂的影响。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在《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中提出，要坚决抵制部分真人秀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要摒弃“靠明星博收视”的错误认识，不能把节目变成拼明星和炫富的场所，不能助长高片酬、高成本的不良风气。

　　面对当前真人秀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既要避免纯粹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娱乐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要防止放弃原则的大众文化哲学观点，对一切娱乐化都举双手赞成，甚至放弃批判立场和反思态度。我们倡导对当前真人秀节目中的泛娱乐化问题采取理性批评的态度，从合理性、生长性方面对真人秀节目做出反思。

　　当前，国民阅读量持续低迷，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不足五本，国民素质令人担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诗教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承诗教传统，引领文化风尚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诗教”传统对于中国人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生活品位、个性特征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将经典诗词与电视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经典诗词的传播工作，从而做到以“诗词”化人、提升国民素养。

　　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文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作用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7]叶圣陶先生也认为经典训练不应该仅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应推广到整个社会，历史不能割断，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

　　《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以重温、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及艺术精神为主旨，节目参赛人员的职业、身份、年龄、国籍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体现了全民参与性。在《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的题目中，表现爱国、诚信、仁爱、友善、文明、和谐等主题的诗词有很多。经典诗词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其文道合一、表情言志、美善兼融的优良传统，对扭转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泛娱乐化局面、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引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缺憾：“竞技”有余，“诗情”不足

　　为适合电视大众传播、雅俗共赏的特点，《中华好诗词》运用记忆闯关、益智、综艺游戏等电视包装手法，试图通过寓教于乐的轻松形式，打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在《中华好诗词》第四季总决赛中，如“一触即发”“合纵连横”“巅峰对决”等环节设置的题目，比较多地考察了选手诗词“量”的积累以及记忆能力，而对古诗词最具有美学特征的音韵、意境之美，经典诗词的写作背景、文化内涵，选手诵读诗词的能力，都未能充分的考察和展现。可谓是“竞技”中缺失的“诗情”，整个节目变成了一场记忆力比拼、幸运创关、游戏竞猜的赛事，演艺明星的加入也使得节目的娱乐元素越来越多。相比较而言，2016年中央电视台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在诗词诵读和审美鉴赏方面做了比较明显的改进，如每期节目开头会有名家朗诵环节，点评嘉宾都是在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有较深造诣的学者。但在总决赛中，《中国诗词大会》设置的“个人追逐赛”“擂主争霸赛”环节，不少题目比拼的仍然是选手的记忆能力，而非选手对诗词的整体审美表现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朱光潜在《诗论》中写道，“诗和音乐一样，生命全在节奏。”“能诵读是欣赏诗的要务。西方人对这门艺术研究得极精微，我们中国人虽讲究作诗的音律而不讲究诵诗的音律。”[8]

　　在《中华好诗词》和《中国诗词大会》中，很多题目的回答涉及到诗的音韵和节奏，但在节目中，多数选手只注重答案，并未结合诗的音韵、节奏、情绪、意境在表达时做到声情并茂、言有所指、情有所动。总的看来，《中华好诗词》和《中国诗词大会》中的参赛选手在古诗词诵读方面的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通过大量诵读经典诗词，人们能够品味诗词的音韵美、意境美，并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提升形象和气质。诗词的诵读，是不能缺失的审美。在诗词诵读的三要素情、声、气中，情是人们表达的根本，声是表达的形式，而气则是表达的基础。古代声乐理论中就有“气动则声发”的说法。气息不仅是发声的动力，还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是“情动于中”到“声发于外”的过渡环节。如果诵读者不能自如地控制气息的变化，就会导致气息僵化，声音单一，语言的表现力差，这样，就无法充分展示中国古典诗词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魅力，没法用真情去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诵读诗词的语言还应在语音准确的基础上强调其优美性和感染力，力求达到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起风云之色”的艺术境界。在下一季比赛前，《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可以事先对参赛选手做诗词诵读方面的培训，并在节目中加入朗诵艺术家对诗词诵读方法的传授和点评，同时对选手答题时的诵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中华好诗词》等原创文化真人秀节目，尽管在2013-2014年国内电视市场掀起了收视热潮，但进入2015年以后，这些原创真人秀节目的关注度和收视率都有所下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等原创文化真人秀节目，对于汉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依赖，使其很难在语言不通的国家进行模式推广，由此，就可能失去了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传播并赢得国际认同的机会。如何在塑造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坚守文化的品位、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还能开发出在海外进行推广的模式，是当前中国电视人面临的创新问题。

　　[1]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前言。

　　[2] 孙冰：《韩国文化全球输出背后的政府推手》，《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0月30日。

　　[3] 陈旭：《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研讨会在京召开》，《光明日报》2016年5月17日。

　　[4] 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120页。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张玉国译，广播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6]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7] 朱自清：《经典常谈》，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

　　[8]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第270、284页。

　　＊张爱凤：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 总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