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设备、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体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文艺形态、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革，一种文艺新现象和新形态“新大众文艺”正蓬勃兴起。对此，社会各界展开热烈讨论，掀起“新大众文艺”理论阐释与文化解读的热潮。本刊特推出“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与展望”专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出发，探讨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以期在阐释与对话中推动文艺创新发展。

权利、红利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

【内容摘要】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更意味着文化权利的共享，大众在技术平台上参与就能享受到个人的创作权、传播权、反馈权。从文化权利的角度去解释新大众文艺的产生，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或群体参与、创造、享受和发展文化的自由与保障，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人权的保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发展至少与社会给它的三种“红利”，即教育红利、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技术流量红利相关。三大红利产生的叠加效应，增强了全民参与文化的主体性，形成了“人人皆可创作”的新文化生态，文化权利的共享重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人民性。新大众文艺和写作门槛的降低不会影响文艺精品战略的实施，全民参与和专业提升、普及与提高完全可以做到“双向奔赴”。新大众文艺与精品战略同时发展，携手并行，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 新大众文艺 文化权力 文化权利 红利 普及与提高

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正在不断深入，这是好事。讨论有不同的角度，有人将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和审美实践；有人把它看作是技术平台的进步所带来的文艺创新，并且会促进我们对文艺认知的转型以及方法论的变革；等等。这些讨论，从命名到命题的逐层推进，再到对其理论成因与理论内涵的深度探析，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它的核心内涵、价值与意义，更能帮助我们准确把握当下文艺状况、未来文艺发展趋势及方向。

关于新大众文艺，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它可能将专业作家或精英知识阶层独享的文艺创作权力，与普通人分享”。不能说这种解释不对，但换一个角度看可能更好，那就是新大众文艺让普通人能享有自主创作、传播等文化权利。这种解释与传统视角和精英视角的解释均有所不同。“文化权力”是“谁能(在)控制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是“我”让“你”去分享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角度；“文化权利”则是“谁能(在)参与文化”的问题，是一种平等权益的享用；前者是一种支配关系，后者是一种平等关系，一字之差，但意义与内涵却大不相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平台的兴起，大众得以深度参与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如网络小说、短视频、弹幕、微博等形式的出现，共同催生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新形态。虽然文学出版社和专业影视公司的原有权力依然存在，但早已被互联网技术平台大幅削弱；大众只需在互联网上参与，就能享受文艺作品的创作权、传播权和反馈权。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看作是“权力分享”，但也可以看作是“共同参与”“共享”，它体现的是大众创作主体的参与协同。“文化权力”的说法具有不平等性，讲的是资源分配或者权力支配；“文化权利”说的是平等参与和共享，是“我”要而不是“谁给我”。当然，文化权力与文化权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参与权需要文化权力部门提供权益保障，如文化制度、文化秩序、文化公共设施等。文化权力要以“保障权利”为价值导向，以维护文化公共性；文化权利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是全社会创造活力的体现，当然，它也要以维护公共文化秩序为边界。

从文化权利的角度解释新大众文艺的产生，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或群体参与、创造、享受和发展文化的自由与保障，也契合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1966)的精神与要求，更彰显了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力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成效。

王计兵著《赶时间的人》《世界把我照亮》

“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当代文坛的走红，彰显了新大众文艺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打工文学”便已开启这种大众文艺的探索。文艺界对“打工文学”的概念也有一个认识和认同的过程。早期的“打工文学”是自发产生的，它们出自全国各地(包括广东珠三角以外城乡)来到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务工的农民工之手。他们的创作多写自己的打工经历和感受，其中大多数水平不高。《佛山文艺》为了吸引这个群体，将杂志改为《打工文艺》，专门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因为写作改变了身份。比如，东莞打工人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也在21世纪初成为广东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作品》杂志的主编、社长；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引起国际诗歌界的关注，她也被调入《作品》杂志社做了副社长。这可以说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省委宣传部以及省作家协会对“打工文学”创作者参与文学创作权利的一种鼓励。它突破了身份界限，让他们以一种平等的身份进入文坛并发挥作用，给所有“打工者”作出了榜样与示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广东文学界改变了对“打工文学”的称呼，把它叫作“新产业工人文学”，也是对作者的农民工身份进行了重新界定。当时的“新产业工人”还是专指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还没有出现大量网络写手和从事物流业的外卖员以及快递员等。后来，专门从事网络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自由开展影视和音乐制作的群体也随之出现。于是，全国文艺界对他们又有了新的称呼，叫“新文艺群体”。这一群体的职业范围更为广泛，已经超出“新产业工人”的范畴，国家也专门针对他们制定了相关政策。现在，“新大众文艺”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越出了某个“群体”的限制，成为“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趋势的前兆。正如有专家指出的：“新大众文艺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由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文艺现象。”“普通大众”的范围已经不是“新产业群体”和“新文艺群体”所能完全涵盖的了。这正是社会持续进步与不断跨越的体现。

与之相对照的，是城市文化的改变，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互动。21世纪头几年，东莞市为了尊重从农村来东莞打工、从外省来东莞经商创业且长期定居的人，不再叫他们“打工者”或者“农民工”了，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称呼，叫“新莞人”。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细究起来，这个称呼还是带有区分意味，并没有完全体现平等。没过几年，这个称呼就被移民城市深圳的理念超越了，深圳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就是包容，就是平等。深圳市政府还专门为阅读立法，就是要保障所有居住在深圳的人的阅读权，也就是文化权利。深圳是市一级单位中公共图书馆最多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也非常便利。我们现在将第一次发表作品的非专业人士(即普通职业者)称为“素人”。这个称呼虽然没有歧视的意味，但还是将他们划成了另一种类型。就文坛来说，参与创作就是“写作者”，并没有什么“素人”与“熟人”的区别，就如“来了就是深圳人”一样，进入文坛写作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与其称他们为“素人”，不如称他们为“非职业写作者”更好。如果这些“非职业写作者”发表了作品，并被吸纳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还能不能称为“素人”呢？不是“素人”了，那他们的写作又会归为哪一种类型呢？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一个作家在出道前都是“素人”。其实，非职业写作中的佼佼者，也可能会超越专业写作者，其作品将来也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文学大匠也完全可能出自普通大众的写作中。举个例子，莎士比亚中学没读完，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在肉店当过学徒，后来加入剧团，先当演员，再从事剧本写作。按现在的说法，莎士比亚完全是一个“素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训练，是非专业人士)，但长期大量的写作锻炼了他的能力，加上写作天赋，他最终成为世界戏剧大师。另一个例子是J.K.罗琳，她上过大学，算是知识分子，但她一开始并没有从事专业写作。她创作《哈利•波特》的时候就是一个陷入贫困的单亲母亲，从职业上来说她也算是“素人”。她最初的作品被12家出版社拒绝，首次出版只印了1000册。后来她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这让她笔下的哈利•波特成为风靡全球的童话人物，她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新大众文艺恰恰是人人都有创作权、传播权、反馈权的体现，其参与者涵盖了新时代文艺创作与传播的各类人群。“新大众文艺”的命名很有道理。因此，从落实人人平等的创作权、传播权、反馈权，从文化权利共享的角度来解释新大众文艺，更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方向。

与权利相关的是“红利”。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发展，至少与中国社会给它带来的三种红利相关。一是教育红利。1950年以来全民识字率的提升为全民文艺创作奠定了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水平更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24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8%。这一进程培育出了5.75亿网络文学用户，催生出3119.8万网络文学作者、6.62亿微短剧用户群体。教育普及不仅提升了大众的审美鉴赏能力，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物质的发展与丰富、户籍迁徙和人口流动的自由、自主择业机制的形成、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及相关税收政策的优惠，以及文化市场的激活，都为新大众文艺的产生带来了红利。比如文化制度的创新催生了阅文集团等文化企业。2024年，网络文学IP改编市场规模达2985.6亿元，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4亿元，形成了“创作—传播—衍生”的完整产业链。三是技术流量红利。截至2025年6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超79.7%、短视频用户达0.68亿，这样的技术基础，彻底改变了文艺的生产传播模式。AI技术的应用更是带来了质变，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工具大幅降低了微短剧的制作成本，缩短了制作周期。这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创作活力，不少普通创作者从默默无闻到一夜走红，靠的都是技术平台的流量。田园短视频制作者李子柒、外卖诗人王计兵、快递员胡安焉、矿工陈年喜，以及东莞的清洁女工王瑛、烧烤店服务员温雄珍、石材师傅曾为民等创作者的崛起，都得益于技术流量红利。

2023.6-2025.6 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来源：《第 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三大红利产生的叠加效应，增强了全民参与文化的主体性。创作门槛的降低打破了专业壁垒，形成了“人人皆可创作”的新文化生态。文化权利的共享重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人民性，激发了全民的文艺创新活力，为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开辟了新空间。

当然，新大众文艺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需警惕对技术的过度依赖，避免陷入内容同质化、叙事套路化、审美单一化的困境；更要防范资本的逐利性使创作偏离初心。这自然引出三个问题：非职业写作(即大众文艺创作)能否诞生经典？写作门槛降低后，文艺创作长期存在的“普及与提高”这一老问题如何平衡？鼓励新大众文艺发展与坚持文艺精品创作导向是否存在矛盾？

大众文艺也能出经典，这是文学史可以证明的。《诗经》中的“国风”本来是流传于民间的大众歌谣。戏剧《牡丹亭》虽是文人创作，但戏剧形式来自民间。《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脱胎于古代的大众文艺。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在香港报纸上连载，也被视为通俗的大众文艺；但当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再度传播，不少已经成为文学经典。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的歌词，被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编入百年中国诗歌经典之中。流行歌手鲍勃•迪伦凭他创作的民谣以及其他歌词于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前的网红诗人王计兵的某些作品，如《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

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锤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因为语言的陌生化、形象化，非常符合诗歌对意象的要求。它生动刻画了外卖骑手赶时间的生活状态，成为他的代表作。2022年7月，这首诗被诗人陈朝华在微博转发后，阅读量达到2000万，成为当年年度诗歌必选的作品。我认为，它也可能会在将来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地位，成为新大众文艺中的“经典”。

鼓励大众文艺发展、降低写作门槛，会不会影响到文艺精品战略的实施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全民参与和专业提升、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完全可以做到“双向奔赴”。有专家认为：“在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努力下，进入新时代，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无法再持续，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个判断是有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在这里，研究新的文艺创作生产格局、探索新的文艺形态、完善相关管理方式方法，与出精品、出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当前文艺的发展态势，正是技术推动下文艺形式创新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这不仅是对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看，注重大众文艺与注重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历来是并行不悖的。从延安时期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既鼓励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这类文艺大众化的创作，也鼓励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类专业性强的作品；既鼓励《兄妹开荒》这类从民间秧歌改造而来、推动当时秧歌运动的新作，也鼓励《黄河大合唱》这种融合西洋交响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洋气”创作。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辩证地指出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当时的讲话偏重普及，其核心是先满足群众急需的文化需求，用群众熟悉的形式(如民歌、秧歌)传播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而提高，是要引导群众向更高水平发展，具体途径包括将民间艺术形式加工提炼为更具艺术性的作品(如《白毛女》《兄妹开荒》等)，这类作品既保留了受众的接受基础，又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性。在当今的数字技术时代，新大众文艺如网络文学、短视频等也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专业文艺工作者应主动引导大众创作，如各地文联、作协开设网络文学培训班，帮助业余作者提升作品的叙事技巧和思想深度。同时，专业文艺工作者也要向大众文艺学习：一是深入生活、积累真切的生活体验，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二是借鉴大众文艺运用新技术平台与融媒体方式创新艺术表达、对接市场、获得流量的经验。在数字技术重塑文艺生态的今天，坚持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坚持大众文艺与精品战略的双向互动和双向奔赴，依然是破解“流量与质量”“通俗与高雅”矛盾的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我国长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必须有高素质的群众做基础，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正是提升人民群众素质、激活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保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良好方式。配合国家对各领域都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文艺领域实行精品战略，也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还曾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而在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无限主体性的大众。“文艺产品的丰富性就像一个大超市，大众有了更多的挑选自由。如果流行文艺只停留在玩技巧、重技术层面而不去强化思想深度和提升审美趣味的话，大众将会自动抵抗它的产品。在网络互动时代，大众评论的口水也会将艺术的次品淹死。当代的大众对文化含量高、创作精美的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人民也要求新大众文艺提升质量、产出精品。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与精品战略相辅相成、携手并行，这正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蒋述卓 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1期（总第122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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