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考察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应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入手。文化的自主性决定了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自主性，而文化自主性的形成，又未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期间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国民革命的高涨和转折、抗日战争的爆发等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运动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文艺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而在抗战背景下，强调民族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文化根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文艺观也在此过程中日益凸显。这种文艺观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强大影响。认识这段历史，对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 键 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 文艺座谈会 传统文化 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度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当我们今天思考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时，有必要去考察中华传统文化在文艺批评体系建构中的位置，而这种考察又有必要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维度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位置进行思考。

文艺批评体系的建构，首先是历史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体系是在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段历史可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文艺主张，以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来考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基本形成，也为新中国文艺批评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调。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位置也随时代需求而发生变化，并对新中国文艺批评体系的建构产生了特殊影响。

本文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到毛泽东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再到毛泽东同志自抗战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传统文化在文艺中地位的认识，思考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影响，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早期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观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基本方略是引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思想，并试图从物质和精神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

五四新文化运动斗争的对象首先是帝国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都作了严厉声讨，试图从文化的深层去改变国民精神。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斗争的对象也面向于本土的封建主义。这种思想很快影响到政治领域，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主张——即反封建反列强的民族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民权主义和以地权与资本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伊始，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于文艺领域。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运用较为激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从言物、摹仿、文法、套语、呻吟、用典、对仗、俗语等八个方面指出了文学改良的必要性，他期望：“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的这篇文章是白话文运动的宣言，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从语言和文体上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先河，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表达方式的解放。紧接着，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响应，主张“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这种主张进一步阐明了文学应走向平易、写实、通俗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指出了因旧文学从精神上在旧政治的“盘踞”，故而要“革新”的必要性。

胡适的文章以“改良”面貌出现，陈独秀的文章则以“革命”面貌出现，说明陈独秀在新文化的倡导上比胡适更加彻底。而陈独秀给中国文学开出的良方则是向西方学习。他说：“然今之欧罗巴，学术之隆，远迈往古；吾人直径取用，较之取法二千年前学术初兴之晚周、希腊，诚劳少而获多。”陈独秀的观点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中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数是在盛赞西方文艺成就，贬低中国传统文艺成就，同时也是在特定时期的反封建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艺成就的否定，是立场决定观点的反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立场和观点多数都是激进的，关于这一点已有众多学者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具有现代性格的知识分子多数把中华传统文化看作“陈旧”“落后”“腐朽”之物，进而对基于旧时代文化的文学和艺术加以反对。应当说，就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而言，这种看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主张对中华文化在文艺中的地位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到了中国数千年积累的传统文艺批评话语体系。

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替代“旧文艺”的“良方”，那就是“西化”，乃至“全盘西化”。但这种“良方”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一方面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中国未来的实际。针对他们的观点，当时已有不少人批评，也有众多学者论述，故不赘述。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良方”，主要反映出了他们对文艺批评标准的“西化”立场，也预示着西方文艺批评体系对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体系的冲击。

毛泽东同志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坚定地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从现存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文献中可知，他最早赞同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观点，但到后来又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观点出现了很大的区别。

1919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申明：“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这个宣言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早期受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影响时对文艺的基本看法。而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艺的看法又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观点有了根本区别。毛泽东同志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观点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封建”和“阶级”两大概念从社会结构上来认识中国社会，也影响到后来他对文艺的认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讲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据陈晋考证，毛泽东同志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当在1920年。这个时段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刚刚传入中国的年份，也是在五四运动期间。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曾回忆他对阶级斗争方法论的接触和认识：“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所以，“封建”和“阶级”的观念在这时已开始影响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也深刻影响到他对文艺的主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危机性挑战就是抗日战争的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出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抗日”即是关乎民族危亡的头等大事和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国共两党都结合“抗日”实际思考过文化和文艺问题，毛泽东同志当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同志集中思考文艺问题是从他于1937年10月19日发表的《论鲁迅》一文开始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该文中，毛泽东同志盛赞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总结出鲁迅精神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三大特点，提倡“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鲁迅，认为“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批评唯心式的“艺术至上主义”、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大力倡导“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强调文艺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立场，强调到实际生活中、到群众中汲取养料，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有远大理想。他指出：“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的看重以及把文艺纳入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战略思维。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盛赞鲁迅，与鲁迅在抗战初期对“左联”的支持有直接关系，也与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其所持的反封建立场有直接关系。在涉及中国传统文艺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专门提到《红楼梦》。他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毛泽东同志以《红楼梦》为例，强调了作家要具备丰富生活经验，说明了他对借鉴中国古典文艺名著创作经验的重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如果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显示出毛泽东同志对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观点的赞同，那么自1920年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则显示出其对社会理想的新选择，开始有别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观点。如果说在抗战之前毛泽东同志尚未有暇日集中思考文艺问题的话，那么自1937年、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两次重要场合对鲁迅进行评价，则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集中思考文艺问题。在这两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为文艺树立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旗，这不仅初步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在文艺立场和观点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想，以及他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基本认识，同时还显示了他希望通过文艺为社会前进提供精神动力的远大抱负和现实精神。

在涉及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的一部分。在该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学习历史遗产的必要性和方法论，肯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同时还显示出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历史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其早期著作中较为集中地探讨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的言论，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的总结”，从而让其“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的基本策略。

从1920年到1938年，毛泽东同志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尽管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艺的著述，并对历史文化遗产有所探讨，但在他的著述中还尚未触及对中国传统文艺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的前奏，是他针对文化和文艺进行论述的思想准备期。若缺乏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了解，我们便无法结合历史去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基本精神。

三、在建设新文化的理想中创立新型文艺观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仅接续了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还延续了他在1937年、1938年两次讲话中针对鲁迅的评价里对文艺的基本看法。同时，这次讲话也延续了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论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最能集中且较为完善地体现毛泽东文艺观的文章应当是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他在本次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毛泽东同志一生的理想。为了让“新文化”区别于“旧文化”，毛泽东同志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看作“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强调文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中的封建性质，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同志对封建文化性质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封建政治认识的基础上的，并且认为这些文化是为封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所以，他在该演讲中站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立场上对新文化作出了界定。他指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文化的反映对象和服务对象为标准来区别封建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体现出了毛泽东同志鲜明的文化立场。

毛泽东同志结合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军事“围剿”、文化“围剿”和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把他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论及民族文化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强调不仅要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和古代文化，还要将其化为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化为民族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在论及科学文化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在此，毛泽东同志阐明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首先，他首次把“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称为“灿烂的古代文化”，从而让“封建”这一概念在有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又具备了历史特征，使其不再单纯以反对旧世界的政治眼光看待“封建”问题。其次，他认为这种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站在“民族自信心”的高度看待古代中国文化，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进入深化阶段以来站在民族自信心的立场上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再次，对这种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句话指出那些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属于应剔除的封建糟粕，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因其带有民主性的属性，则属于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华部分。这体现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封建性”和“民主性”进行扬弃的标准和方法，旨在保留并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宝贵价值。最后，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态度。

在论及大众文化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论述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同志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即服务于“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同志始终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思考中国问题的。早在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就鲜明地指出：“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把革命运动“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的出发点，把“农工民众”作为大多数人的主体力量。从1926年到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大多数人”。这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结合国共关系、抗日战争的实际而产生的战略立场和正义立场。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政治立场贯穿到他的文化理想当中，提倡文化的“提高与普及”，强调“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我们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文艺思想上鲜明的人民立场，这种立场也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正义立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同志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也是其在思考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时对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问题的集中论述。这个论述对毛泽东同志此后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价值问题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理性评价，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这篇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进行了较为理性的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指出，这些人物因缺乏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从而导致他们用形式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评价外国事物。

从毛泽东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表的言论来看，在涉及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时，有一个从对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观点的积极响应到批判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涉及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问题时十分明显。其核心转变体现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在此期间，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国所面对的最大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结合抗战实际需求思考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文化问题，并把这两大问题渗透到他对文艺问题的阐发当中，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结合当时延安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抗战的需求、当时全国革命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充分调研和思考。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分“引言”和“结论”两大部分。“引言”发表于1942年5月2日，“结论”发表于1942年5月23日。

在“引言”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和问题，其功绩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其问题是这个运动未能与当时的革命战争有机结合。他强调，要战胜敌人，就需要在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他指出：“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反映出在当时文艺需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作用，这是一种在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需将文艺作为斗争武器的战略立场和战略思维。

在“引言”中，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文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立场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在态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歌颂人民、暴露敌人的态度；在工作对象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问题；在学习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方法。“引言”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纲领，也是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这其中，以“工农兵”为主体力量的“人民”问题，以“文艺”为武器打击和消灭敌人、团结和教育人民问题成为本次讲话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的。

在“结论”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文艺遗产和传统，指出了如何面对的态度和方法。他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文艺问题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阐发，一方面让这些中外文化遗产和传统得以继承，另一方面指出是“为了人民大众”而继承这些遗产和方法，进而指出对这些遗产和传统进行“改造”，“加进新内容”，从而让其转化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的基本方法。这种阐发奠定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外文艺遗产和文艺传统的基本认知。

在涉及文艺源泉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过去的文艺作品”作为文艺的“流”，是彼时彼地的文艺家根据人民生活中的文艺原料创造出来的符合彼时彼地需求的文艺作品，而不能作为文艺源泉来认识。毛泽东同志进而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这种观点既是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遗产和传统的态度问题，又是他对这些遗产和传统“继承和借鉴”的方法问题，一方面要继承和借鉴，另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这便是让文艺源流、文艺遗产和传统的继承借鉴和创造连接起来，从而让文艺遗产和传统作为创造新文艺的资鉴力量。

毛泽东同志很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也常用批判的继承和借鉴的方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据萧三回忆，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同志到鲁迅艺术学院看望他谈到《聊斋志异》时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经常邀请文艺家进行谈话和调研。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同志邀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人到杨家岭交换意见。严文井问道：“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泽东同志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同志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由这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典文学继承借鉴和批判的态度和方法。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涉及政治标准时，毛泽东同志以满足“抗战”的实际需求为前提，高度强调围绕“抗战”需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立场，认为“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民族的立场是与中华文化立场相统一的根本立场；科学的立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辩证分析、批判继承的立场；大众的立场是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站在大多数人情感和精神需求维度的正义立场。在涉及艺术标准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反对“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在特定时代对文艺标准的强调。尤其是在全民族面临抗战任务时，这种标准是符合时代实际需求的，也是毛泽东同志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华文化立场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需求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批评标准。

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到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对待中国文艺遗产和文艺传统问题上已有了明显区别于此前的立场、态度、观点和方法，奠定了其文艺思想的根基。毛泽东同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问题进行辩证分析，对中外文艺遗产和传统予以辩证认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建设新文化的理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创造新文艺的思想。针对中外文学艺术遗产和文艺传统，毛泽东同志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仅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与借鉴的态度和方法，还制定出了为建设新文化、创造新文艺服务的基本策略。在这过程中也初步显示出毛泽东同志针对文艺问题提出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这种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思想和自主文艺批评体系的初步形成，而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毛泽东同志对中华传统文化之于中国文艺批评体系影响认识的逐步深化。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这种思想是持久且延续的。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195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的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承接了他此前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认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催生了大批运用中国传统文艺改编创作的优秀作品，例如延安新秧歌运动就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结合民众生活，根据传统秧歌艺术编创的新型秧歌。毛泽东同志于1944年3月22日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专门表扬了秧歌剧《赵富贵》和《张治国》。在该文中，毛泽东同志还强调了对传统春联、年画的重视和新创问题。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继续强调：“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这说明了他能结合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方向，重视对传统文艺的改造和利用。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高度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艺的重视，他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而生成的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之所以被人否定，他认为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没有多研究”。毛泽东同志从不固守传统，反而提倡学习外国的艺术，他认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在吸收外国艺术的同时使艺术中国化，要借鉴中国古代艺术传统、吸收外国艺术优长，创造中国现代艺术。这与他长期坚持的建设新文化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文艺批评话语的自主性，首先是建立在创造中国现代文艺创作的自主性的基础上的。没有创作上的自主性，就不会有批评话语的自主性。毛泽东同志持续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自主性，进而强调文艺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和自主批评话语的建构。

结语

文艺批评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问题。对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问题的思考，不能脱离中国悠久的文化发展史，尤其不能脱离“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颇认识，毛泽东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和批判，尤其是毛泽东同志自抗日战争起对中华传统文化认识的态度和方法，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落实到了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当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文艺观的初步形成，还标志着建构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自觉意识的形成。毛泽东同志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被贯穿到这种思想和体系当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站在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的时代语境中，以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但在反思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又以激进态度掩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让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成长的中国传统文艺受到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关系到人们对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观的认识，也严重削弱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在现代中国文艺批评体系建构中的价值。

自抗战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了抗战的实际需求，站在了建设新文化的高度上，逐步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对传统文化遗产因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观而导致的问题，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更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结合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困境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在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继承和借鉴价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所体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立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也体现出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大众文化在科学文化观的指引下所发挥的时代作用。

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自主文艺观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价值判断和言说模式。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这种“自主”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能脱离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滋养下所生成的中国文艺遗产价值的信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建立新文化的理想中自主文艺观形成的基本轨迹，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滋养下生成的中国文艺遗产在现代文艺价值认识上的逐步深化。通过梳理和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王廷信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2期（总第111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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