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族与英雄的别样书写

——评现实主义力作《遍地狼烟》

　　摘 要 《遍地狼烟》虽然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网络小说惯有的猎奇色彩，但极为辩证地描写了个人与历史、国家、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书写了大时代背景下英雄儿女们站在历史理性和民族意志的高度上，谱写出一曲慷慨悲壮、鼓舞人心的抗战之歌。当前语境下，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仍然并将继续拥有广泛的读者。

　　热门网络小说的发生、发展总体而言有着相似的套路，即先期拥有为数甚众的网络点击率或浏览人次，紧接着就进入包装和出版发行阶段，然后就是影视剧改编进一步推波助澜，最终得以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众文本。但《遍地狼烟》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线上、线下同时赢得读者，除了商业手段、影视剧的改编、当前社会人们的阅读心理和文化诉求等原因外，便是其在叙事策略、思想深度方面的优秀表现。

　　一、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在某些一味追逐“后”理论的人看来，现实主义文学早就过时了。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仍一如既往地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当今世界男男女女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个有效途径。《遍地狼烟》可以说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了一个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正面英雄牧良逢。在创作手法上，小说忠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即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牧良逢这一形象虽然颇富传奇色彩，但在作家李晓敏朴实真诚的讲述中，又是那么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牧良逢尽管只有二十岁左右，但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面貌，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所匮乏的，他阳刚果敢、憨厚正直、深明大义、爱憎分明、不畏惧、不认输、不妥协、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整个故事的脉络来看，小说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多个意义上写了牧良逢的成长史：例如，他如何在腥风血雨的硝烟中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狙击手;他的精神世界如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构筑起来;他如何将小我叠加在大我之上，等等。这些多维度同时又具有互文性的细致描写，使得牧良逢这一形象饱满而具体，真切而立体。

　　近年来的文艺创作，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所谓的人性化书写。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有些作家往往将人性片面地理解为人的私欲私利，从而在写作中脱离历史、脱离社会、脱离实际。事实上，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因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就不能仅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还需要看到人的社会存在特性。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2]可见人性并非是抽象的，脱离历史、脱离社会、脱离物质现实的存在。

　　《遍地狼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既非脱离历史语境来单纯地描写所谓的人性，也非剥离了人性而刻板地把人物写成是历史摆弄下的毫无主体性可言的玩偶，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牧良逢的精神境界并非自其出场就有如此之高，实际上，文本一开始，其作为一名以打猎为生的乡野小子，并没有非常自觉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和家国概念。虽然牧良逢并非是在“壮丁”意义上被卷入战争之中的，但他还没有深切地意识到，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岌岌可危了。并且，他参军的最初动机更多地是出于对枪与生俱来的迷恋。

　　师长问：“好枪是给你了，你应该怎么办?”

　　牧良逢想了想说，“多杀鬼子。”

　　牧良逢之所以还需要想一想，是因为他最初对战争的性质，认识得还不是非常深刻，对侵略者还没有切肤之痛。

　　正是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牧良逢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这种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才逐渐地强烈起来，与此同时，狙击侵略者、汉奸等的行动也就变得自觉、主动起来。

　　不仅如此，牧良逢并非是站在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立场上来展开他的行动。牧良逢憎恶侵略者，对日本鬼子从不手下留情，但是他并未将这种仇恨迁怒于无辜无知的日本人民身上，他不仅阻止战友伤害日本女人滨田凌子，而且还多次对她进行救助。这在战争时期，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也因此，牧良逢这个人物形象与我们惯常读到的那种扁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有着极为鲜明的区别。

　　此外，小说还刻画了其他一些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热情泼辣、忠贞聪慧的茶馆老板娘柳烟;外表冷酷、内心火热的王大川;单纯天真、善良明理的战争牺牲品滨田凌子;老实巴交、知恩图报的阿贵等。

　　二、表述历史与历史表述

　　一定程度上，讲述什么样的历史，与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讲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本身就值得玩味。而实际上，任何对于历史的表述都并不外在于表述历史的时代，文本总是在讲述了一个关于他者的故事、他们的世界的同时，也寓言性地讲述了一个关于我们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故事。

　　在此意义上，《遍地狼烟》在进行历史表述及其表述历史的同时，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从小说的题材选择上看，这部小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隐喻。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以狙击手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例如《抗日狙击手》《抗战狙击手》《中国狙击手》《回到民国的无敌狙击手》《穿越之我是狙击手》等，当然，《遍地狼烟》是较早涉及这一题材或领域的优秀小说之一。而这一系列有关狙击手题材的小说的出现，固然有很多是跟风之作，也与当前我们的社会形势、价值诉求——准确、快速、高效——有关。

　　狙击手本身极富传奇色彩，他们身怀绝技、嗅觉灵敏、身手敏捷、弹无虚发，他们潜伏在绝佳的地理位置上，以捣毁敌人的中枢神经、消灭敌人的精锐力量、攻击敌人的优势堡垒为目标，他们是战斗的先锋、前哨。狙击手的这些特征、行为，无不对应着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狙击手攻击敌手的快、准、稳，可以说是高速运行的现代社会在逻辑上的最佳注解。

　　其次，小说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现代视野。这种现代视野既表现在上面所说的题材选择上，也体现在人物的思想意识之中。牧良逢尽管出身乡野，但从小就接受了现代教育。小说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牧良逢十岁时，在山下私塾接受了韩老先生的教育。而这位韩老先生有着丰富的阅历，小说特别指出，他在日本、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奔波了大半生，六十岁时才回到老家风铃渡。这位老先生不仅教授传统文化，还教授哲学、历史、法制、军事、工业等。牧良逢跟随老先生学习了四五年，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人。那么，为什么要在文本展开之时，进行这样的描写呢?显然是为后面牧良逢自身素质包括技术和精神层面的进一步提升做准备。而这种描写本身给小说注入了一种现代意识或现代感，得以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将抗日战争纳入到战争的现代性系统中去。

　　最后，小说的历史视野是开放的、国际性的。同其他抗战题材的小说相比，《遍地狼烟》对抗战的描写并非像其他小说那样画地为牢，就抗战而写抗战;而是将抗战纳入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中去，将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历史融入到整个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图景之中。小说一开始，牧良逢是以一个历史秩序之外的年轻猎人的身份出现的。在一次狩猎过程中，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身处险境的美国飞行员。这位美国大兵是国际反法西斯组织中的一员，他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幸的是，这位美国大兵的飞机被击落，命悬一线。也正是这位美国飞行员将牧良逢以及整个叙述拉进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序列之中。

　　三、民族意志高于一切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共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描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而近些年来，之所以大量地涌现出表现国共并肩抗战的文艺作品，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从对峙走向了和解。但就《遍地狼烟》而言，小说在这方面的叙事处理是极为微妙而具有创造性的。

　　表面上看，《遍地狼烟》主要是描写以牧良逢代表的国军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而关于我军的篇幅则不是很多，只是在第十章《锄奸行动》中，比较集中地写了老马率领的游击队，掩护锄奸队撤退。但实际上，小说中牧良逢从未有过对自己党派归属的明确指认，而牧良逢的父母牧大明和徐秀兰本身尽管在文本中是缺席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指认为“早些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现在也在八路军那边带兵打鬼子”，因而，牧良逢的血液中自然而然地就携带着我党的优良基因。

　　在小说的叙事逻辑中，牧良逢之所以加入国军完全是个巧合，而不是“心向往之”;不仅如此，他甚至极其厌恶国军的某些做法。牧良逢之所以被收编到二〇四团，起因就是牧良逢在柳烟茶馆，看不惯吴连长调戏老板娘柳烟而抱打不平，之后因闹事被抓了起来，在牧良逢被带去团部的路上，因为他成功地反击了鬼子的伏击，才被师长和团长相中，并留在狙击排。

　　实际上，在牧良逢眼中，正义天理远比这些所谓的职位、军衔、权力更重要，即便是差点丢了性命，也无所畏惧。牧良逢的一切行动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遵循着民族的意志，听从于人民的心声。

　　此外，小说着力刻画的三位优秀的狙击手全都出自底层，他们是我国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代表。他们最能感受到人民的疾苦，也最能深切体会到国家、民族之于个人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深恶痛绝的土匪们和日本鬼子拼死进行肉搏的时候，看到土匪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中国军人们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们和土匪之间所有的矛盾现在都微不足道了，这是他们中国人的内部矛盾，而现在，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不仅如此，牧良逢的行为逻辑或依据均来自于民间伦理和传统积淀。他救助美国大兵约翰、为柳烟打抱不平、为乡亲们除害、因八连新来的连长及其上司克扣军饷而对他们大打出手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均源自他所接受的传统伦理价值，即扶危济困、挺身抗暴。

　　四、他者的视点

　　《遍地狼烟》在叙事上，还呈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超越了类似题材常规书写上的二元对立结构，小说并没有刻板地将日本人与侵略者完全等同起来，而是在某些既是他者又非侵略者的日本人的注视下，清晰而客观地呈现出历史的本真面目，呈现出侵略者的真实嘴脸，站在历史理性和人类命运的高度上，真实再现那段让人们刻骨铭心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作为法西斯两个重要的轴心国，携带着某种不言而喻的贬义。但《遍地狼烟》显然没有刻板、笼统地进行这样非友即敌化的处理，而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解构。例如，在写猛子这位狙击手时，特别提到，猛子之所以枪技了得，是因为接受了德国佬的训练。那么，这里引入德国佬显然自有其深意。这预示着，在法西斯世界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还有那些能够洞悉法西斯罪恶，并愿意帮助热爱和平的人共同反抗的善良人们。

　　如果说关于德国佬的描述还仅仅是闲来之笔，那么关于日本女战俘滨田凌子的描写就是神来之笔了。一开始，接受了日本法西斯的愚民教育的她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起初她对牧良逢及其战友怀着满腔的恨意，因为她亲眼目睹了几十个同胞被牧良逢的部队消灭。而在中国军人眼中，她也不过是个并不老实女鬼子，几次三番想通风报信。但作者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将德国人、日本人都一刀切地描写为嗜血狂魔。滨田凌子仍然保有善良的人性，她积极救治中国孩子，并且为了救孩子上山采药时，差点让豺狗吃掉。而当她亲眼目睹日本军队是如何屠戮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以后，当她逐渐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善意与温暖之后，她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国家发动战争的不义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决心。

　　与此同时，善良的中国人民也意识到，“她和那些鬼子不一样”。即便是之前几次都差点要了日本女军医性命的阿贵，对待滨田凌子的态度也在后面发生了改变，在将其送往团部医院的女兵宿舍时，为了这位日本女性不被女兵们欺负，不惜假传圣旨，“你们可不能欺负她啊!这是团部的命令。”

　　可以说，以滨田凌子的视点进行描写，有其显著效果：一是更能够突出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非正义性，因而也就更有批判性和控诉性。二是更有效地揭示了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而这种揭示是双重的，也就是说，日本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使得我国人民深陷苦难之中，同时也使得那些被愚弄的日本人民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三是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深明大义和人道主义情怀，虽然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并没有将某些心存善意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一概而论。

　　结 语

　　一段时期以来，宏大叙事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陈旧的、过时的话语，文学关注和表现的领域更多地集中于个人身体、个人经验、个人情感等方面。而关于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等的表述则被刻意地压缩、抽离乃至悬置;个人的私欲被无限放大，个人的情怀被无限张扬，个人的诉求被无限抬高。而这样的描写恰恰将“人”抽空了。

　　在此意义上，《遍地狼烟》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情怀就显得难能可贵，它将个人与历史、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让“人”在追求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以及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变得光彩夺目。事实证明，那些经得起时间洗汰的、广为传颂的优秀作品，恰恰不是什么光怪陆离、晦涩拗口的无病呻吟之作，而是那些自然朴素的、真实可信的现实主义作品。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苏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编：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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