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但个人认为，在现实的疼痛面前，文学似乎总显得有些羞涩和胆怯。真正直面问题，揭示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精神境遇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好像并不多。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进行着一种不及物的、虚伪的、小我的甚至无关痛痒的“优雅写作”，仿佛与时代、与人心存在着隔膜。对他们来说，最缺的已不是技术，而是活生生的经验和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样的文学，是“无声的文学”；这样的作家，是缺少担当的作家。那么，作家为何要担当，究竟应担当什么，如何来自觉担当？

　　作家要有担当，因为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内心的诉求。作家阎连科曾说，“小说可以疏远现实，可以在桃花源中漫步细语，但不能长久地漫步在现实的伤痛之外，不能长久地面对现实的疼痛而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作家创作的沃土，作家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在场感、疼痛感，就是要对人民的“现实的疼痛”有一种真诚持久的尊重、关怀与抒写。

　　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只有更深地走进现实内部，走进自己内心，并使这颗心长久地保持对疼痛的敏感，才可能对人们遭遇的苦难感同身受。值得肯定的是，当今文坛也有这样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在现实关怀中，包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集中关注人的价值，尤其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机遇、生存欲望、精神困境充满“了解之同情”。由此，建构起城市、乡村共织的人生场景和时代图画，揭示出时代变迁中的人性轨迹。

　　有位作家曾说：“写作是一个作家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是在素常的生活里挖掘一条隐密的通道，抵达那些需要照亮、需要关怀乃至需要拯救的群体。而一个有良知和抱负的作家，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并在这种秩序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窃以为，较好地道出了一位优秀作家的担当。

沈从文先生在北京，1983年

　　每位作家，都应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每位作家，都应有独特的精神苦旅。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这样有担当的作家，例如鲁迅、沈从文、王鲁彦、萧红、赵树理、柳青等。如今，这样的作家似乎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既没有实在经验又缺少人文情怀的写作者。他们要么盲目跟风，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走一条抽象化、概念化和极端化的道路；要么迎合大众，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只管烹饪岁月静好的心灵鸡汤，而不顾价值判断、思想意蕴的缺失，走一条拒绝深度、精神媚俗的道路。这样的写作，注定是投机的、肤浅的。换言之，一位有担当的作家，必须行进到生活前线去，潜伏到社会现场去，认真地发掘其中蕴藏的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生动地表达复杂深广的中国经验，真实地讲述变革时代的中国故事。

　　有位著名作家，曾提出过“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与主张，潜台词是作家要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消弭作家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然而短时期内，许多作家还无法彻底清除自己的优越意识。某些著名作家、明星作家，更是生活在绚丽的身份世界里，尚未找到与老百姓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骨子里其实还是以“代言人”高高自居的。

　　其实，作家不是人民的“代言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察者、阐释者和审美者。一方面，作家应最大限度地亲近他们，面对面地、心贴心地和他们对话，倾听他们心底的呼声和要求，描绘出他们的现实处境、本真心态和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作家应有一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的局限，以一种必要的热情、冷峻和修养，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外，还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超越公共经验、审美趣味的制约和想象，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努力探求百姓生活的各种新的叙事可能，努力凸显作家的个体风格、艺术气质和人道主义精神。

鲁迅故里，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鲁迅中路

　　概言之，作家应当是整个世界的回声，而不应只是个人心灵的保姆；文学应当是人类真善美的共声，而不应只是个人放纵的低语。在文学的新时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能够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重新发现、创造并确立一种新的秩序。远离优雅写作，直面疼痛现实。如此，才能创作出有力量、有筋骨、有血肉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传达出更深厚、更博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呐喊！

　　(作者：江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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