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400年来，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他遥遥相望，惺惺相惜，留下精神回响。而这一回响，始终脉动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

船山先生

　　1、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船山先生生于乱世，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横刀立马，壮怀激烈，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样的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今社会，我们若能用这样的胸襟和视野来观照现实人生，就多了一份丰厚，多了一种秉持，也就平添了思想的宽度、精神的广度和生命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包括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推动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力量之源，是先进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扎根本民族、展示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忘本来”和“善于继承”，要扎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要点亮先进文化的生命之灯。我供职中南大学，校训是“经世致用”，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而它，恰恰来源于船山先生和顾炎武等人的学说。2012年，我申报了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中国作家协会决定从五千年历史中选取120位文化巨匠，从全国范围内挑选120位优秀作家来撰写他们的传记，我成功入选，撰写船山先生的传记。经过4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完成了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我觉得这是一次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有益尝试。在《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一书中，聚焦船山先生，我主要突出书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黑暗中的人性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而这一切，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吗？

　　2、让船山思想焕发新的光彩

　　船山先生不仅留下丰厚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还在治国理政等方面有许多独特的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船山先生或直接引用船山先生的诗文：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船山先生名言“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并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以表达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要看在现实中人民是否真正享有民主的各种民主权利，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各种应有的民主权利的实践中。“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语出《思问录外篇》。大意是：名称不是天然如此的，必须用事实说话。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文质兼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船山先生提出：“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语出《尚书引义·卷六·毕命》，主要强调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在2015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船山先生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用以说明凡事要有预判，要遵循发展规律，早做准备，将新的理念作为发展的力量源泉，强调发展理念和发展计划对于发展的重要性。“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语出《张子正蒙注》，船山先生将“理”与“所以然”相连，旨在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习近平总书记灵活运用这句古语，结合新时代发展的具体语境，创造性地赋予“理”以新的思想和新的内涵。

　　2016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的2017年新年贺词中，引用了“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这句话语，表达出继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永不自满、永不停滞，推动中国永远前进的决心。“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语出船山先生《尚书·引义·太甲》，其意是：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

　　此外，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历数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大家，其中就提到船山先生，他重申包括船山先生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一起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间和历史再一次证明，船山非但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相反，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精神境界和他的人格魅力越来越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自比屈子，始终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斥祸国殃民之徒为罪人。船山逝世三百多年，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他所坚持的和他所反对的，都已不复当初的模样，但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不同的时代里总是熠熠生辉，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船山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湖湘文化的优秀代表、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为当今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船山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议政，主张改革田制，发展工商业，倡导征实、求实和务实的学风，致力克服玄之又玄的思想缺陷。他阐释和界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野：“形而上”是以思为中心、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的方式使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这种思维的创新和精神的高蹈，足以让船山在独辟蹊径、敢为人先的路上走得更深远，这种思维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座高峰，船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的血液里都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中国人的区分性和尊严感来自于对自身文化心理的高度认同。这种高度认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点头或表决，而是深深烙在民族性格中，使我们具有相同血脉基因和价值追求，拥有与文化修养相匹配的精神气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这个民族不断扬弃，名与实相符，学与用相适，认识到“名非天造，必从其实”，真正做到“经世致用”。脱离了这些，便容易在浮夸的虚名中盘旋，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而船山思想则以他从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从不褪色的爱国情操和从不犹疑的务实品质，助力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船山的务实思想从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更高程度的超越，克服浮躁与虚华、缺陷与不足，去除不合实际的遐想，指引着中华民族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船山文化园

　　3、船山研究应走出封闭的小圈子

　　船山思想丰富深刻，但在我看来，国人对船山的认识和研究，与惊涛拍岸的时代大潮尚不匹配，与文化自信语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要求还有距离。

　　不少人不知道船山先生，即王船山与王夫之的关系，甚至在很多非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很多人不知道王船山就是王夫之，更有甚者把王船山与王阳明混淆。也有很多人往往是船山的名句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后，才匆忙借助百度查找其出处。

　　在西方哲学研究占据绝对上风的时间里，人们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西方哲学大家名家，而船山等中国优秀哲学家、思想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尤其是晚清以来愈演愈烈的对西学一味认同的倾向，也使许多人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船山不屑一顾。不少人对船山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操上，而对船山思想包罗万象的方方面面并不了解，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远远不够。船山思想的文化价值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认识，还没有被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船山寂寞地看着这一切，就像他生前绝大部分时间的寂寞一样。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船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老智慧的重要体现，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世界。他对事理的深刻洞见始终给人以深远的启迪和批判的指引，他无法掩盖的思想光芒，以及他在中国优秀历史人物长廊中的重要地位，会随着我们对其发掘、了解和熟悉的逐渐深入而重现其价值。

船山文化展示馆

　　正因如此，重新挖掘、研究、宣传船山，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敬重和热爱船山，以及传承和弘扬船山思想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出生在和平年代的青年，大多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面对网络信息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一些青年的灵魂深处缺失忠诚、信仰等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思想容易缺乏定力，辨不清方向，甚至被物欲和名利所束缚，患得患失、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分析处理问题容易玻璃心、情绪化、片面化和极端化，顺风顺水的时候往往体现不出，一到利益关头、一有风吹浪打，便暴露无遗。船山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恰如一杆旗帜、一团火把、一面战鼓。但当今对船山的宣传和研究，往往起于学术、止于学术，大多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打转，枯燥晦涩，有思想性缺可读性，对于那些喜欢阅读的青年读者来说，走近船山、了解船山显得遥不可及，也为时间所不能及。这也充分反映了我们用当下鲜活语言讲好船山故事的重要性。

　　（作者：聂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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