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和力量永恒

——瘟疫与疾病对西方美术的影响

　　战争、瘟疫与疾病等天灾人祸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经历过灾难的人，往往会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记录或表现灾难及其带给人们的思考。在西方美术史上，瘟疫与疾病也对西方美术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包括艺术创作的主题、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等，艺术家们在记录那些悲惨时刻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信心的凝聚。

　　美术作品中的瘟疫

　　在西方美术史中，同样是灾难题材，表现战争主题的明显要多过表现瘟疫与疾病的。通常，战争题材的赞助人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来记录和歌颂自己的军功或业绩，如莱奥纳多·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市政府创作的《昂加利之战》就是如此。当然，也有艺术家通过作品来控诉战争的暴行，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绘画中之所以表现瘟疫和疾病的作品相对较少，一方面是由于瘟疫难以控制，无论贫穷或富贵都难逃瘟疫的侵袭，留给人们的唯有惨痛的记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生病的状态毫无美感可言，所以艺术家很少把生病的场景直接表现在作品中。但由瘟疫和疾病所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生死轮回、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瘟疫本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都在艺术中得到了表达。

　　可以说，瘟疫一直与人类相伴。西方历史记载中危害最大的瘟疫莫过于14世纪至16世纪波及整个欧陆的黑死病。即使根据并不精确的统计，欧洲也有将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美国作家约瑟夫·P.伯恩曾在《黑死病》一书中写到：“无论西方基督教还是伊斯兰世界，都无法用视觉图像表现黑死病这样的灾难。”虽然直接表现黑死病的绘画很少，但仍然有少量作品流传下来，这些绘画对之后黑死病的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埋葬死者》是现存唯一一幅创作于第一次黑死病爆发期间的作品，表现了比利时图尔奈的幸存者在墓地埋葬死者的场景。还有一些稍晚的作品描绘了救治黑死病的场景，如头戴鸟嘴型面具的医生、帮忙救治病人和埋葬死者的教士等。

　　麦角中毒是由食用感染了真菌的黑麦谷物所引起的疾病，虽然不是传染病，但在当时危害极大。现藏于法国寇马安特林登博物馆的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画》，即与麦角中毒有关。因为祭坛画所在的修道院擅长医治这种疾病，作品通过表现基督教复活的主题，安慰信众一定可以战胜疾病。

《伊森海姆祭坛画》（展开），约1510年-1515年。圣坛，彩绘镀金椴木，298.4×250.1×92.7厘米（中央）；下部小画板，74.9×340.4厘米；侧翼木板油画，250.1×92.7厘米。作者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现藏于法国寇马安特林登博物馆。

　　除此之外，17世纪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代表性画家尼古拉·普桑的《亚实突的瘟疫》，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驱、法国著名画家安托万-让·格罗的《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鼠疫病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的《病房中的死亡》，年仅16岁的毕加索创作于1897年的《科学与仁爱》等，都是美术史上反映瘟疫和疾病的作品。它们表现了人类面对瘟疫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情绪，如惊恐、绝望、悲伤与希望等。美术作品不仅为我们呈现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重要载体。

《拿破仑视察雅法的鼠疫病人》（油画） 532×720厘米 1804年 安托万-让·格罗 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科学与仁爱》（油画）197×249.5厘米 1897年 巴布洛·毕加索 现藏于巴塞罗那毕加索美术馆

　　由瘟疫诞生的新主题

　　瘟疫也促使西方美术史上诞生了一些新的主题，如在黑死病之后出现的“死神的胜利”和“死神的舞蹈”在14世纪非常流行。这种带有明显悲观主义色彩的情绪无疑与当时医疗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有关，人们面对疾病和瘟疫束手无策，往往只能坐以待毙。

　　“死神的胜利”系列题材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德国都有表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启示录中的四骑士》表现了征服、战争、饥饿和死亡。《启示录》中记载，死亡将用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一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瘟疫，但通过死神的形象来告诫人们瘟疫对人类的影响。

　　阿巴特利斯宫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约建于1446年。宫中有一幅《死神的胜利》的湿壁画，描绘了死神骑在一匹骨瘦如柴的马上，将箭射向周围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各色人等，喻示着死亡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

　　同类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尼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于1561年创作的《死神的胜利》。在画面前景，左下角是被死神抓住的国王，临死依旧挂念着他的金银财宝；在他右侧是被死神抓住的教士，画面中间躺着一位被死神杀死的穿白衣的朝圣者。中景的左侧，骷髅们驾着载满人类头骨的马车，马蹄下匍匐着一位红衣女人，正用剪刀将手中代表生命之线的线团剪断，暗喻生命的脆弱。在画面右下角，一群围着餐桌宴饮的人被死神打断。在他们上方是一个像捕鼠器般的陷阱，大批活人正被死神驱赶至此，预示着人类最终的结局。整个画面以棕红色调为主，背景是弥漫着硝烟、已成一片焦土的荒凉景色，骷髅大军大获全胜。当然，在西方美术史上，这类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作品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作品还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死神的胜利》（油画） 117×162厘米 约1562年 老彼得·勃鲁盖尔 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由瘟疫衍生的主题也并不都是悲观主义的。人们出于对免除瘟疫侵染的祈愿，在瘟疫过后开始了对圣塞巴斯蒂安和圣罗赫的崇拜，相传他们都具有让人类免遭瘟疫之苦的能力。传说中，圣塞巴斯蒂安从箭雨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箭是瘟疫和疾病的象征，因此，人们认为他具有免除瘟疫的功效。圣罗赫出生于法国蒙彼利埃的贵族家庭，他曾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救助病人。数年后，他在返乡途中身染瘟疫，幸得一条狗为他舔舐伤口，并给他带来食物，才得以康复。圣罗赫死后，人们从他身上发现了“天使手迹”，称其升天后将成为瘟疫病人的保护圣徒。崇拜他的最早证据出现在15世纪初。在艺术作品中，圣罗赫通常被表现为站姿，头戴朝觐者的帽子，拿着手杖和扇贝壳，左腿裸露，显出大腿根部的淋巴结肿块，身边还有那条给他带来食物的狗。

 《圣罗赫》（油画）约1625年 弗朗切斯科·里巴尔塔 现藏于巴伦西亚美术馆

　　被瘟疫中断的艺术

　　1951年，美国艺术史家米拉德·迈斯出版了《黑死病之后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绘画：14世纪中叶的艺术、宗教和社会》。他在书中指出，黑死病对意大利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艺术风格与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由于对瘟疫的恐惧让宗教绘画的赞助人放弃了被艺术家们大胆尝试的自然主义画风，转而回到更传统也更注重精神性表现的中世纪晚期的风格。作为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的乔托·迪本多内就是探索真实自然画风的代表人物，正是他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因此，薄伽丘称乔托为绘画艺术带来了光明。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的第十一歌“骄傲者成为卑谦者”里写道：“契马菩想在绘画上立于不败之地，可是现在得到采声的是乔托，因此那另一个的名声默默无闻了。”然而，乔托去世之后，他所开创的新风格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出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断。

　　迈斯认为，正是黑死病导致文艺复兴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推迟了几十年。但是，更多的美术史家指出，许多关键的艺术家和赞助人因为瘟疫而离世，这才是导致艺术风格变化迟滞的原因。如锡耶纳画家罗伦泽蒂兄弟即死于黑死病，再加上锡耶纳的9人政府垮台，导致对艺术赞助的终结。美国艺术史家朱迪斯·施泰因霍夫认为，是品位低下的“新赞助人”导致了当时艺术品位的下降。经历过瘟疫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变得非常希望被人铭记，这体现在礼拜堂的建造、艺术品的赞助和捐赠上，如14世纪9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陵墓形式——尸体纪念碑。而个人对身后之名的关心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艺术中现实主义语言的关注，成为15世纪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标志。

　　在美术史上，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死于瘟疫，他们的离世给绘画史留下了巨大遗憾。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提香·韦切利奥，就于1576年8月27日死于由感染鼠疫而引起的高烧。《哀悼基督》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作品，最终由他的学生帕尔马完成。画面中阴暗的色彩，应该是提香饱受病痛折磨使然。

　　另一次对西方历史和美术产生重要影响的瘟疫是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从1918年1月一直持续至1920年12月，全世界大约有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达1700万至5000万，也有人认为可能达1亿。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均死于西班牙流感。在埃贡·席勒去世时尚未完成的油画《家庭》中，表现了他和妻子伊迪丝蹲坐在地上，他们身前是一个可爱的婴儿。事实上，当时他们的孩子尚未出生。伊迪丝连同腹中的六个月的胎儿均死于西班牙流感，3天后，席勒也离开了人世。

　　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欧美艺术圈。1990年，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涂鸦艺术家基思·哈林死于艾滋病，年仅31岁。他在染病期间画了一幅招贴画，呼吁人们关注艾滋病患者，招贴的题目就是“沉默等于死亡”。

　　重温这些西方美术史中的作品，我们深刻体会到瘟疫与疾病带来的对人性的考验。瘟疫促使我们必须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人与环境、人与动物）；第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个人与集体）；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与亲人、朋友以及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第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是坚持一种平等、博爱、有担当的宽广胸襟，还是抱持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与瘟疫相关的艺术史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绝望与挣扎，看到了许多优秀艺术家的英年早逝，但看到更多的是希望和力量。艺术在不断提醒我们如何与自然、与社会、与过去相处。我们应当以更博爱、平等、宽广的胸怀，共同面对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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