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供图）

　　“我不愿意在二十几岁时就看到自己五六十岁的样子”，这是当年研究生毕业前我对好友说的话，也是我拒绝继续求学的主要原因，或许这也是很多人年轻时的感受吧。其实，我那时还不理解治学带给人的丰饶已让你超越了年轻时的自己。治学之路是辛苦的，要拿出掘一口深井的勇气才有可能打出一点点水来。而以我那时随心所欲的个性，下这个决心当然是很难的。

　　得遇恩师受益终生

　　对文学和电影的热爱始于童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文化生活贫乏，然而童年的快乐却很多，小朋友们一起疯玩“攻城”、丢沙包、跳皮筋，每次都要玩到被家长喊回家。我那时还有不少小快乐，都是偏文艺的，至今记忆犹新。

　　在南阳上小学时，一位梳着两条长辫子、很爱笑的周老师经常给我们读小说，每次都觉得时间太短；再就是父母机关大院里放露天电影，真像电影《一秒钟》里演的那样，像过节似的。《侦察兵》《红雨》《春苗》《向阳院的故事》等电影都是那时候看的。有一次，因为贪睡没看上《烽火少年》，我哭了很久，这也是印象中小时候总是挺开心的自己最难过的一回。我还喜欢唱歌、唱戏，唱京戏是和父母的一位同事阿姨学的，咿咿呀呀、婉转低回，让小小的我沉醉不已。回望童年的种种爱好，冥冥之中似有某种因缘，每一个爱好几乎都与我的成长轨迹相关，有时看似蹉跎了岁月，但如今回想起来却感到都是个性使然与命运安排。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的话常常让我们记起，紧要处必定和人生抉择、前途密切相关。对普通人而言，基础教育最重要，因为它为你日后的选择提供了条件，而时代、社会的原因又常常是个体无法把握和无从选择的。

　　记得是在1976年的秋天，父母单位结束了七年在河南的生活，迁回北京，我在南阳那个美丽大院中野玩儿的快乐童年也随之告一段落。此后，等待我的是一次又一次考试，最终考入长椿街九年一贯制学校、插班上四年级。它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小学。小学快毕业时，刚开始实行报考重点中学，为了表达对母校的忠诚，三个志愿我都填了“长椿街学校”。班主任章冠英老师发现后，立即让一个同学跑到我家，让我把第一志愿改为“北师大一附中”。章老师如今已经作古，每每想到她秀美、干练的身姿和对学生们全心的爱，就感动不已。

　　中学阶段教我们的优秀老师有好几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陈天敏老师，也是我们多年的班主任。当年，他推动的语文教改实验让我们从初一即开始学习《诗经》《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文名篇，背诵大量的古诗词，现在想来这个改革让我们受益终生；另一位是我们分文理班后的语文老师时雁行老先生，当年他已经65岁了，是北京市特级教师，用博学多识、满腹经纶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也是从那时起，虽然一知半解，但我已体悟到中华古诗文的美感与意趣。

　　受教者被唤醒

　　考入北大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是当时听从家长、亲属们的建议做的选择，这也是当时的热门专业。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上，而是一头扎进各类杂书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等虽然也在我阅读的范围，但远不如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本雅明等美学、文化学的名家名作令我醉心。说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氛围向人文艺术倾斜，而愈加激发了我的兴趣吧。没有了高考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沉浸在北大图书馆馆藏之中，让我快乐不已。有时看到一本感兴趣的书，都来不及借回去再看，索性站在书架前读完，那是独属于我的美妙时光。大学毕业短暂工作两年后，我重新考入北大，在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工作的两年间我也时常流连在母校，也是读书的心性还没断的缘故。

　　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中，导师曹文轩老师、洪子诚老师给予我的帮助是最多的。曹老师性情温和，很少批评学生，也很少提学习上的具体要求，但他旺盛的创造力、永不知疲倦的工作干劲令我辈仰止，也让我们不敢懈怠。洪老师是在曹老师去东京大学访学后，开始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的，他对史料的精研、对文本的熟悉令我折服，让我对史论研究有了切实的理解，如何发现史料、验证史料的有效性与文本的典型性，如何发现文本的缝隙，从而建构起问题意识，完成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创作总体趋向的把握与概括，这一研究思路与方法让我逐渐领略了治学之堂奥。

　　曹老师的小说创作、洪老师的学术研究都是在我们毕业很多年后愈加丰盛、走向巅峰的，也让我叹服他们毕生的努力与执着。至今，我一直保持着学习、阅读曹老师、洪老师新书的习惯，尽管现在我并没有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但当代文学的专业学习却为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我逐渐理解学术功力的内涵，它是学术发现的敏心慧眼，也是经年累月苦读研习的积累沉淀，它没有捷径，从来都是“聪明人下笨功夫”。

　　读研期间，我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选的每门课都让我沉醉。谢冕、乐黛云、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戴锦华等多位优秀老师的课都让我受益匪浅。谢老师激情澎湃，乐老师温婉大气，钱老师真诚本色、生气勃勃，他和温老师同为著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让我生生给看得破旧了。温老师的梅州话舒缓而有力量，记得他对我们这些当时或处于热恋或已成家的女学生们很温和又很郑重地叮嘱：“不要失去你自己！”至今犹在耳畔。陈平原老师博学、投入，上他的课，每一次我都会“自觉地”坐在第一排，生怕听不清楚或漏掉他用广东话娓娓道来的精华内容。戴锦华老师是我们女学生的偶像，当年“粉丝”这个词还不流行，现在想来我们就是她的“粉丝”，而且是“铁粉”。戴老师解读电影的文化视野、理论方法以及女性主义立场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不只限于理论方法上，更是一种深层的心灵召唤与精神启蒙，让我们从此立身成人、充满力量。

　　很多年以后，我才更加明白当年的我是多么幸运，能够在年轻时遇到这些优秀的人文学者。他们以各自的学术造诣、对学术的热爱与执着唤醒了我们这些学子，让我们树立起求知求真的人生信念。只是那时的我还很贪玩，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还没到能够沉下心来静静做学问的时候。同时，老师们深厚的功力也让我自卑和畏难，这也是研究生毕业后，我一头扎进实践工作的一个原因。

　　我终于愿意挖一口井了

　　2000年初秋，离开待了六年的广电大院，从一名记者、编辑回到校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做一名教师。六年中，我换了两个单位，在美国游学一年，还生了孩子，随性的我年龄渐长，继续试错的机会似已不多，很需要沉下心来好好地掘一口井了。所以，选择学术对我而言，既是人生的归宿，也是韶华渐逝、职场漂泊多年却身无长物，才终于明白自己唯一的财富就是所受的教育，我不该辜负所长。说来也巧，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对北广十分向往，特别中意的就是文艺系（戏文系是1993年才成立的）。等我在北广工作了一段时间，经过院系调整、搬家之后，我发现文艺系就在我们系对面，一时之间竟有些恍惚，莫非真有所谓命运吗？从此之后，一切言归正传，此前不过都是序章，只是对我这样跟着感觉走、较少规划的人来说，这个序曲委实长了些。

　　从此，我的人生便穿梭于书房、厨房与教室之间，但此时的我心静如水，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重复。一路讲授了十几门基础课、专业课、双语课及全英文课，苦乐自知，但由此却深信最佳的学习方式莫过于下功夫讲授一门课！其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很幸运投到蒲震元教授门下。蒲老师在中国古典美学方面造诣深厚、治学严谨，对学生温和而严格，对论文的问题意识、结构层次的逻辑性、文字表达的精准精练都有很高的要求，让我丝毫不敢懈怠。记得有一次和老师研讨问题，因看法不太一致，我是急脾气，嗓门竟高过了老师。这时，师母黄雪贞老师端来了雪梨银耳羹，眼里满满的笑意与关爱，我的心情顿时复归平和，至今回想起来仍很感动。

　　学术乐趣与学术共同体力量

　　做学问，长久的热爱是第一推动力，有此，辛苦也伴随着快乐。同时，身处的学术共同体对一个人的鞭策、提点是无形的，学术建构与评论热点、前沿话题、方法论嬗变、研讨会趋向无不影响着学术圈中人。在这方面，中国高校影视专业的师友同行，以他们各自的学术功力与不懈追求总是给我以启示和帮助。相近的学术志趣、道德文章的示范，都能让人在学海无涯之苦中品味到更多来自学问本身的快乐。

　　另外，写学术文章、做剧评多年，也兼顾写少许影评，深感学术资源、专业资源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对于一个人治学的重要作用，深深感谢一批报刊与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以我较为被动的个性，如果没有那些好编辑的发掘和约稿、没有记者们抛过来的新锐问题、没有机构平台的前瞻与策划，我是很难积累出一些学术与评论成果的。好在我多年保持着好学生“做题家”的习惯，领到任务就尽可能完成好，也就跟着学术大部队一路走到了现在。

　　缺乏主动设计、也不刻意追求什么大回报或高效率的人生，可能确实难有大成，但却可以让人投身在实际做事的乐趣中，可以不怎么计算成本，对研究和评论对象始终保持单纯的热忱和好奇心。作为女学者，敏感是普遍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倒感觉保持某种“钝感”对一个人保持定力是有所帮助的。

　　坚守学术理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浮躁之风、伪学者沽名钓誉、学术造假、知行不一、过强的行政力量对学术的左右等大小问题包围着我们，令人常生无奈无力之感。但越是这样，可能越需要内心的稳定与从容，而不是患得患失，随世人的标准俯仰、踌躇，那样只能徒增情绪成本，而难以专注于治学。同时，正向的力量仍然随处可见，我们的老师一辈有些已是耄耋老人，还坚守在学术阵地上；我们的同辈中也有那么多秉持学术理想、有文化使命感的学者们，恕我在此不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正是他们，时时彰显着这种积极的努力与榜样的力量。

　　高校、科研机构始终是全社会最具活力之所，影响着年青一代和国家未来的方向，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引擎与重要智库。选择了做一名学者和老师，也就是选择了一个终生成长的职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抱持求真的本心，同时也有勇气成长为一位燃灯者，光亮或许并不多大，但还是可以增添长路上的亮度，为同行者、后来者前行助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作者：戴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视听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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