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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影像的话语诉求与意义生态(邢千里)

2022-09-22 阅读: 来源:《中国摄影报》 作者:邢千里 收藏

乡村影像的研究和拍摄近些年来重新成为热点,进入整个时代的关切视野之中,是与中国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分不开的。与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孙明经或者更早的在华西方学者所进行的影像调查不同,今天的乡村面貌及其影像意义一方面延续着传统的历史记忆与文献属性,另一方面更体现为广大农村在新时期的新形象、新使命、新视角,以及背后多元复杂的观看逻辑与话语权力。乡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与风俗文化的活化石,亟须保护、整理和研究,同时又必然要面对如何在新时代不断自我蜕变和重构的问题。国家意志、时代需求、历史传承、生活生产方式、审美趣味以及身份认同,等等,“新农村”的影像价值和表达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和具有挑战性。

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摄影工作坊导师、学员、工作人员合影。

工作坊开班仪式。

摄影师应该怎样选题和拍摄呢?或者,什么样的农村影像是被需要的?被谁需要?摄影师应该如何权衡、处理这些需要?这些需要又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对摄影师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乡村影像应该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新时代质的飞跃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实现进程中的生动诠释;对于摄影师和各级摄影组织来说,希望通过乡村影像,以专业水准将本地的历史沿革、人文风俗、地理景观等进行挖掘,向社会展示摄影的面貌和责任。评论家则希望摄影师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站在文化、艺术和摄影本身的历史坐标和现实背景的高度看待新农村,立足摄影又跳出摄影理解乡村影像的文献价值与艺术可能性。而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学科来说,也许更关心这些影像能否在历史和文献意义上具有参考及研究价值。

沈国华《灶头》之一

最后形成的作品是各方话语权力和视觉期待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摄影师由于自身的职业、立场、艺术趣味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势必在选题和风格上有不同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之外,摄影师对其他维度意义的认知和考量程度决定了作品的最终面貌。新农村的“新”绝不是简单的新环境、新工作、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生活层面的内容,更体现出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多重辩证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农村”这个话题和符号越来越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语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金炳仁《民居》之一
王振飞《那些正在消失的生活用品》之一

为了让作品具有最大程度上的意义弹性和文献价值,在选题和具体拍摄过程中,让影像回归摄影本身的纯粹性以及意义的发散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摄影师必须巧妙地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艺术趣味与尽可能平实、客观、理性而又充分的影像表达相结合,让更多的观者以作品为指引,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意图进行理解与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摄影作品如同一张张乡村影像档案的索引卡片,简洁明了,从不同的侧面契合或引发读者的兴趣,进而对整个村庄及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探究。就这样,系列摄影作品共同打造出一个动态的、具有生长性的意义生态,包括摄影师在内所有的话语权力和视野期待以不同的形式一起参与其中。

曹霞慧《屋里屋外》之一 

类型学似乎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方式。大到建筑和公共空间,一张饭桌、一个冰箱或者一个老物什,从神态各异的男女老少,到盆栽、农产品或者孩子的玩具,类型学手法有着极大的弹性和自由度,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的观看方式,在保留个体多样性的同时挖掘其内在的普遍特征和意义空间。这种看似简单刻板的摄影方式其实对摄影师的文化素养、选题角度和影像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乡村影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庸讳言,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摄影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摄影师首先是一名创作者,有立场,有角度,有技术,有自己比较成熟而具有辨识度的作品,同时更是一种中介和索引,将乡村影像与更广泛意义上的观看和研究连接起来。而从更深层次的历史维度来看,摄影师及其作品,与乡村影像的展览、传播、评价等一道,不断地融入乡村影像意义生态之中,最终成为广义的中国乡村文献的一部分。

2022年9月20日发表于《中国摄影报》第72期


(作者:邢千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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