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为表现内容，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重大考古成果，是一部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意义的佳作。

如何将复杂且年代久远的考古成果以精准恰当的方式呈现，一直是历史文物考古类纪录片面临的极大挑战。然而，以干超总导演为核心的主创团队，在众多考古学术大家的鼎力支持下，成功地吸纳了中外纪录片的最新表现手段与方式，为观众带来了大胆、全新且富有成效的视觉盛宴。

该片在记录表达上的突破与创新鲜明体现在至少以下三个方面：考古学术的艺术化呈现、历史事实的故事化演绎和高冷文化的大众化表达。

考古学术的艺术化呈现

《何以中国》在制作过程中，深入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等230余个点位进行拍摄，总行程超过4万公里。为了将年代久远且不易被今人理解的考古成果以更有效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该片大胆地采用了艺术化的呈现方式，通过视听再造、情景再现和戏剧化重构等手段，将考古成果进行感性、直观、易于接受的艺术化转换。

对那些字迹模糊、色彩暗淡、难以辨认的考古文物进行特定的视听处理，实现了富有创造性的影像视听再造。主创团队在特定的空间中对大量的古墓、陶器、墓葬等进行了重新布光，通过多种视角的展现，让那些难以辨认、毫无色彩、缺乏生气的文物焕发出绚烂、美艳、活泼、生动的光彩，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对拍摄对象进行深入剖析，特别是精心设计了220多个叙事场景，并耗费大量心力进行历史场地的复原。主创团队动用了上万件服装和道具，旨在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生动、直观地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场景。以刘邦统一中国为例，影片中细致呈现了使臣陆贾翻山越岭、远赴南越的场景。陆贾凭借其恩威并施的策略，成功说服南越王赵佗归顺大汉，确保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基于现今可查的考古成果，使得历史场景的再现更具说服力，同时避免了复杂的史书考证。

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但具有相似内涵的事件进行类比，并通过戏剧化想象串联起来。例如将秦始皇的东游与刘邦的西迁进行对比，两段历史都发生在长安，前后相隔不同时间，但都与都城的建立有关。该片还通过戏剧化的重构，将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打造的彩陶和陶器等看似无直接关联的对象进行有机串联，展现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传播轨迹。

历史事实的故事化演绎

以往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中，常常存在着某种“见事不见人”的情形，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其中的历史事件，而不容易“见”到其中的人。这是因为历史事实本身的考辨和表达需求就足够丰富复杂，反而容易导致我们有意无意忽略对“人”的关注与表现。然而，《何以中国》与众不同，不仅很好地呈现了历史事实，还通过故事化的演绎方式，让历史事实更加鲜活、生动和感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注重人格化叙事，即塑造出鲜明的人格形象。该片开篇就讲述了战国时期军人黑夫与其兄弟惊的故事，两者在战场上的木牍传书成为一大看点。黑夫和惊虽为普通军官，但他们在战场上的相互关爱、相互鼓励详尽留在了他们的家书之中，考古墓葬中发现的木牍家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历史时期战争生活的真实场景。这一历史事实的表达并非仅仅通过解读木牍上的文字，而是在荧屏上展开黑夫和惊两兄弟在战场上的战斗及兄弟情谊的剧情与细节。尽管黑夫和惊并非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但该片通过木牍家书加上演员的鲜活表演，成功地展现了他们生动的形象。

通过情感化叙事，以深刻且动人的方式讲述了解忧公主动荡传奇的故事。在中国的和亲史上，解忧公主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解忧公主年轻时被送往西域，先后在乌孙国嫁了三任丈夫，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直到古稀之年，才得以重返故土。在这漫长岁月里，解忧公主为巩固汉代中原与西域的和平共处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该片对此做了细腻而精到的演绎。整个过程如同一幅画卷般缓缓展开，既有娓娓道来的描绘，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解忧公主以女子之身承担起巨大的家国重任，为了维护大汉与西域的稳定关系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她的坚毅与勇敢令人感动，更让人敬佩。纪录片以情感化的叙事手法，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解忧公主内心的挣扎与坚韧。当看到古稀之年的解忧公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故土时，她那历尽沧桑的神情令人不禁泪目。

借助时代化演绎，以当前的角度去解读和呈现历史故事。历史上的国家与区域概念因时期而异，如今却统一于多元一体的理念中，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时代化思想与理念的体现。基于这一理念，导演组避免了历史上的纷争与纠葛，对一些历史难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时代化转译与处理。例如，南越与大汉的关系、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等，不再简单地以国家为单位来描述，而是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解读。

高冷文化的大众化表达

考古类纪录片所涉及的内容，如古籍、墓葬、地下文物和各种文物器具等，总体上呈现一种遥远且缺乏生命温度的特性。由于这些文化遗存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存在较大的隔膜，普通人往往难以接受和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知识储备、时代背景等方面的隔膜所形成的障碍。为了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和理解这些高冷的文化遗存，《何以中国》的主创团队积极探索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阐释。

首先是化繁为简。《何以中国》在处理历史事实和信息时，秉持化繁为简的原则，将复杂的内容进行精简和提炼。以秦始皇修长城为例，这一历史进程极为复杂，或许用几部纪录片的体量也未必完全说得清楚。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明了地传达好这一内容，该片选取了蒙恬作为切入点，将其与边境地区的战乱、历次平复的战乱以及长城的修建勾连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该片将长城修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简化处理，既突出了重心，也避免了复杂背景的过多纠缠，让普通观众也可以在最简洁的表达中把握修建长城的奥秘。

其次是同类组合，即选择同一类事物进行组合。以彩陶为例，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出现了很多相近又不尽一致的陶器，但它们都属于陶器的范畴。该片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或空间的维度平铺展开，而是按照彩陶自身的演变逻辑，通过同类陶器的对比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彩陶的发展轨迹和脉络。这种通过同类组合的方式，将相同类型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打破了以往大家习惯的时间或区域空间维度的局限，使得内容的呈现更加系统、完整和清晰。

再次是以点带面。即通过深入剖析具体细节，尤其是关键点的提炼，将复杂的文物考古内容更加明晰地呈现给观众和读者。这种表达方式使历史内容和冷门文化的内涵得到更精确的解读。该片涉及大量墓葬的陪葬器具的开掘，通过对这些葬具细节的仔细研磨，可以推断出所处时代或相关时代的中国墓葬的整体特征以及体现出的早期礼制建构的实践，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这种方法避免了常规的笼统叙述，使观众和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每一时代墓葬文化的总体特征。

《何以中国》在文物考古类纪录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主创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满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以新颖的记录手法和手段，为此类纪录片创作作出了显著且成功的探索。同时这部纪录片也为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文本。其在多个方面所形成的宝贵经验，尤其值得认真梳理并学习借鉴。

（作者：胡智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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