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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理论评论要提出真问题、钻研真问题(尹鸿)

2022-09-05 阅读: 来源:《中国电影报》 作者:尹鸿 收藏

电影的理论评论是在与电影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才能够推动话语体系、研究体系的良性发展。在电影理论批评发展历史上,电影理论批评只有面对电影实践的变化,提出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和繁荣的局面。蒙太奇学派、新现实主义、新浪潮、新好莱坞、巴赞、布莱希特、克拉考尔是这样,即便是麦茨的符号学,德勒兹对影像的运动、时间、空间的重新定义,也都体现了对电影实践中的真问题的应对、回应和阐释。

《长津湖》剧照

电影理论批评有不同维度和方向,有做基础理论研究的,通常学术上叫做“无用之用”的研究,看起来是没有具体作用,但是为研究打下了历史、理论和概念基础;第二类研究是对过去、现在正在进行中或者已经发生的创作现象、生产现象、行业现象的研究,这个研究在理论批评中是最活跃的,为基础研究提供鲜活的材料,反之又为面向未来的研究提供前瞻基础。只有对现实对历史有充分理解,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理论批评三个维度都存在,无论哪个维度,研究真问题、提出真问题都是其核心要素。

现在从事影视理论批评工作的人非常多,全国高校有几百个与影视有关的学科点、数以千计的研究者和学者,而从研究方法来看,大致有四种:一是把电影当做“文本”,更多的是做文化研究,把电影作为社会文本,看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方法在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都是常见的。二是把电影当做“作品”进行研究,就是所谓的电影艺术批评。曾经在80年代非常活跃,现在这些年反而见得少了,有艺术鉴赏力和分析力的批评不多。三是把电影当做“产品”的研究,这20年把电影作为一个产品,从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普遍。四是把电影作为“媒介”,从传播介质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其传播规律、传播效果、观众接受和反映等等。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有电影开始,电影理论批评就与电影创作实践相向而行。如刚开始的“影戏理论”,确立了电影与戏剧的本体关系;到后来关于电影“沙发”、“冰淇淋”功能的争论,对电影娱乐性的理解;再到后来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电影与全民族抗战的关系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钟惦棐先生的《电影的锣鼓》,理论批评的焦点也在电影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夏衍先生关于电影剧本的问题,关注的也是电影创作的具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理论批评更是与电影创作同舟共济。如最早的纪实美学的讨论,对“第四代”推动电影语言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后的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系,提出“丢掉戏剧的拐杖”,“第五代”对影像的重视与这个理论批评的热潮密切联系;再随后,关于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系,究竟电影首先是艺术还是首先是商品,论证的过程中确立了电影的双重属性;后来的代际电影研究,出现了“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文化研究,扩展了电影与现实、历史和时代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80年代末期究竟电影是否应该有娱乐性,如何看待娱乐性,对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类型化探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新世纪之后,产业化研究,包括产业集中度、产业链条、产业改革路径的种种研究,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电影促进法”的制定以及各种政策的落实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商业美学、引入好莱坞的高概念等等,影响到许多重要的电影创作;最近这些年新主流电影的探讨、电影工业美学的讨论,也都有新的启发。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在与中国电影发展实践相向而行中获得生命力、获得有效性的。当前,中国电影批评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有启发性,可以促使我们研究更多的真问题。从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概念中,我们要讲问题落到实处、问到实处、研究到实处。例如在“电影强国”背景下,什么是电影强国,电影强国的指标是什么、路径是什么,怎么去界定强国,电影强国除了电影自身的指标,是否有电影对经济社会带动作用的指标,建设电影强国是否有国际可参照指标、这些指标是什么……很多真问题值得研究,电影强国指标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建成了两个、三个是否就是强国了,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又如“电影工业(Industry)体系”指的是产业还是工业,电影工业与产业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是工业体系,是一套技术体系、流程体系、分工体系,还是什么其他体系?这个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现在缺什么?该怎么建设?靠谁来建设?好莱坞的体系建立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今天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则是建立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也许可以找到不完全相同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系建构方法,值得我们更真实地提出问题进而做研究。

还有新技术对电影美学带来哪些影响,创作者如何思考改变;在当下媒介多样性时代,电影多样性是否会出现变化,多样性的同时又如何能够体现电影本身的特性;什么是电影的共同体美学,电影的文化共同体与文化多样性是怎样的关系;究竟什么是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与共同体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用作为解释过去的工具的大数据,来帮助分析未来趋势;如何科学认识电影类型的假定性体系,避免泛类型化、过度类型化的现象;如何找到电影评估体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统一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关系;我们的电影教育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存在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才能与电影教育强国相匹配;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市场效果为什么越来越差,如何准确认识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都值得认真去研究。

总体来说,当前的电影理论批评现象上很繁荣,但是许多真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问得更加真实,变得更是问题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才能进步。提出真实问题、研究真实问题,我们就有一寸一寸的发现和进步。面对行业要超越行业,但是只有首先面对才能最终超越,不能拽着头发上天,我们只能站在创作实践肩膀上去思考和发展。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电影理论批评者来说,首先要建构完善我们自己的三大体系:

首先是知识体系。对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电影经济、电影产业要有历史和理论的系统知识,对电影相关的领域要有系统的知识。很多业余研究者,实际上他们在某一方面专业研究非常有功夫,可以找出作品中每一个细小的历史毛病,甚至武器装备的不对劲都可以找出来。知识体系是专业化的基础,没有较为深入和完备的知识体系,理论批评就只能是老生常谈、浅尝辄止。现在面面俱到的文章比较多,泛泛而谈的文章比较多,建构在知识体系之上的专业性文章相对少。知识体系地基越牢固,价值体系的建构才会不随风飘摇。

其次是价值体系。电影理论批评者首先得有艺术鉴赏力、电影鉴赏力。很多评论文章洋洋洒洒,甚至把电影艺术的一些短板、硬伤都能够分析得“艳若桃李”,缺乏整体的电影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能力。电影艺术鉴赏虽然各有差异,但是依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艺术的完整性、完成度、创新性、感染力、精致度,创作体系和制作体系都有电影本体的价值尺度,如果研究批评者不知道对电影如何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像美食家不能品鉴食品好坏一样,很难做出符合实际的电影理论批评。

第三,是方法体系。任何理论批评,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看,大概是两种走向,一种是偏人文学科的阐释方法,通过对电影文本、作品的细读,通过对文献的引证,通过对文本与社会关系的勾连,完成对电影现象的分析、归纳、总结、阐释,而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构成了其方法论基础,历史、美学、艺术学以及相关的哲学和人文学科理论构成了其方法论的理论背景。另外一种是偏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需要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完成,例如内容分析法、访谈法、调查法、观察法、计量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文献分析、田野考察、量化统计,构成相对实证的研究基础。这两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科学规律,不是随便用概念就能替代的。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真问题的研究,少一些叠床架屋的概念堆砌;多一些小而专的知识建构,少一些杂而泛的泛泛之论;多一点“专家”,少一点“杂家”;多一点不可替代性的研究,少一点人云亦云的跟风……虽然电影理论批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但是电影理论批评的真正生命力,一定在于问题要真、知识要专、认识要深。钻研钻研,钻得进去才能研究出来。保持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与中国电影相向而行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和更年轻一代学者、评论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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