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聚焦思政课教师的轻喜剧电影，《我要当老师》全面展现教育的育人本质，艺术再现了一代代思政课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和赤诚情怀，集中体现了广大思政课教师乐教爱生、启智润心的仁爱之心和育人智慧。它用生动鲜活的影像语言诠释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与当下社会发展、时代需求形成互文。同时，它用青年视角与青春叙事勾勒出青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难题，彰显了思政课教师心有大我的理想信念和勤学笃行的躬耕态度，唤起曾经的青春记忆，也召唤着未来的青春希冀。

成长阵痛与自我意识觉醒

“成长”是艺术创作重要的母题之一。伴随着人物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完善，成长叙事主要聚焦于叙事主体的认知提升和观念转变。“孙恒”有着“老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既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代表，也是带着“叛逆”烙印的“问题学生”。因而，“孙恒”超越具象化的个体表述，承担着典型化的表意功能，并在其生成的社会语境中关照教育与成长。

在闪回的过去时空，孙恒给父亲与高老师带去诸多麻烦，他逃学旷课、捉弄老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槽子糕”高怀德老师，他在高老师的精神引领下走向人生正途，终于明白“立志不坚，终事不济”的道理，完成了从“孩子—学生”的第一次成长转变。当孙恒成为高校思政课老师后，也曾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否定，课堂效果差、学生不听课、同事不认可，甚至一度有了离职的打算。当他转变教学思路、走进学生心理，真切体会到老师的使命与担当，从内心接纳老师和辅导员的双重职责，从抗拒转变为热爱，完成了从“经师—人师”的第二次成长转变。

孙恒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实现自我救赎，同样，很多学生也在孙恒的帮助下实现自我成长。何睿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隐藏着对母亲的畏惧和失望，用跳河、旷课、出走的极端行为发泄不满，将此作为被迫放弃梦想的情感补偿。李晓珍陷入校园贷的陷阱，还遭遇情感上的信任危机，生活和学习都陷入困境。此刻，孙恒就成为高老师的镜像呈现，带着他们走出迷茫，赋予他们追逐青春梦想的勇气和力量。

师生传承与教育本质体现

有关“老师”话题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而《我要当老师》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全面揭示教育的本质与价值，呈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细腻展示老师陪伴、教育与引导的同时，更是折射出教师的人格光芒与职业魅力。可见，“老师”是职业，更是职责，不仅是知识输出与专业培养，更具价值的是精神引领与行为世范。

青少年是人格形塑和价值观确立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个体走入社会、担负社会角色的重要阶段，老师在此成长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少年孙恒有高老师，青年何睿和李晓珍有孙老师。孙恒将自己得益于高老师的师者教诲传承发扬，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高老师的教师日记记录着每位同学的性格特征、家庭环境与成长轨迹，他从未因学生顽劣而放弃，秉持着一名人民教师的育人使命。孙恒决心改变课堂教学模式后，从照本宣科转变为生动阐释，撕掉可以“拿捏”学生的点名册，将每位同学的情况了然于胸，坚信“亲其师，才能信其道”。高老师退休后仍坚守教学第一线，前去边远山区支教。孙恒也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学生去支教兴农。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如果说高老师将钢笔赠与学生时代的孙恒，代表着知识的传递与学识的培养，而当镜头转向成年后的孙恒，则升华为信念的传递和信仰的传承。从两代人之间的行为接续可见育人初心的代代相传，这一小切口可见中国教育事业的大篇章。

影片没有刻意美化成长之路，也不粉饰成长的烦恼。它跟随当下中国青少年成长的现实路径，在现实与回忆中将老师与学生、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紧密结合，趣味化、艺术性地展现老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学校和社会的协同助力，诙谐中不失严肃、嬉笑中不乏思考，全面描摹美好的青葱岁月。

（作者：王利花，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郝静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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