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区域性的话剧演出市场而言，如果缺乏本土戏剧作品的常态化和低成本的创作生产与演出运营，其市场基本上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极易演化为个别巡演剧目带来间歇性喧嚣、实质上却“中空化”的长久贫瘠状态。

　　一

　　如果说观众是戏剧作品得以最终完成的重要参与者，那么戏剧院团在演出市场建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近年来京沪等地的著名戏剧院团在演出市场的持续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主体作用，那么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内地，国有话剧院团在地方演出市场中表现如何?

　　二

　　一个基本事实是，国有话剧院团多年来因循已久的计划演出模式正在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演出模式逐步转化。由于得风气之先，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便利，京沪等地的国有话剧院团尽管保留了公共文化机构的属性，但基本已经适应了市场竞争的商业规则，成为影响市场格局的重要角色;　相比之下，在一些地方演出市场中，国有话剧院团却仍然处于一种缺位和失语的状态，或者是在缓慢成型的市场格局中，只是勉强扮演了一个模糊而苍白的“边缘角色”，其主动适应和拓展市场的主观意愿相对漠然。究其原因，其实是一些院团在转型为市场主体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面对风云变幻、积累贫瘠的市场环境采取了“知难而退”的消极策略，转身在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荫庇和公共财政的扶持下继续过自己安全保守的小日子。

　　相较于京沪等地，广大二三线城市演出市场历史传承薄弱，戏剧文化生态极不健康，多年来又未能在观众培养和市场培育等方面采取持续有效的举措和方法，导致地方观众个体的文化消费观念难以迅速养成，而演出票价又在畸形的产业结构环境中居高不下，形成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市场停滞和疲软。虽然偶尔有少数明星剧目的巡演带来票房和市场表现的虚火，但泡沫过后，地方话剧演出市场仍然难逃一片沉寂的萧条景象。根据重庆大剧院和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等演出终端的数据显示，即便是在全国市场中颇有品牌号召力的孟京辉和李伯男的一些作品，其销售率和上座率也常常在50%上下，更遑论如国家话剧院的《纪念碑》、《哥本哈根》和国家大剧院的《玩偶之家》这一类严肃剧目在当地的市场表现了。

　　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一些地方话剧院团开始“明智”地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放在寻求政府的支持方面，通过“精品剧目”、“原创剧目”的打造，获得公共财政资金，以此缓解院团生存压力、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然后将注意力习惯性地放在晋京演出以及各类官方的艺术展节参演活动中。但是，这些斥巨资打造的剧目，却难以真正在本土环境下做到常态化和低成本的演出，也更不可能实现更大市场范围的商业巡演。

　　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样的状况其实也跟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在艺术创作观念上的急功近利不无关系。正如剧作家孟冰先生在《中国原创戏剧的危机时代》一文中所说：“我认为当前戏剧创作的主要问题是创作者思想不够解放，以宣传口径来搞戏剧创作，造成作品多为套话、空话，千人一面，既没有思想锋芒，也没有艺术个性。”这种现象的产生，某种程度上源于地方的行政干预和功利化引导。在他们看来，舞台艺术作品对地方重大历史事件和标志性人物的宏大叙述，往往能够带来艺术之外的社会影响力，对于城市形象和地方政绩展示起到较大的彰显效应———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地方话剧院团为什么在挖掘本土历史文化题材的“原创剧目”方面体现出巨大的热情和冲动。然而，这样的戏剧作品虽然耗资不菲，却常常回避当下社会生活的深层境遇和现实人生的幽微隐秘，出现只见宏大叙事不见人物形象，只有故事敷衍难有心灵震撼，自然难以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同。

　　当功利性合谋达成默契，则独立学术观点的戏剧批评在铺天盖地的颂扬声和自我膨胀的幻景之中彻底消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重大创作成果实际上很难在本土演出市场(更不要说全国市场)中真正立足，成为观众喜欢看又看得起的长期演出作品，而缺失了本土院团的戏剧演出，地方演出市场又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个城市演出市场的整体产业链来看，如果仅仅依靠外来剧目的不定期巡演，无论是成本高昂的大型国有院团的名作或明星剧，还是小剧场话剧剧目，在异地巡演的经营模式下势必会显著推高演出成本，造成演出票价的直线上升。所以，对于区域性的话剧演出市场而言，如果缺乏本土戏剧作品的常态化和低成本的创作生产与演出运营，其市场基本上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极易演化为个别巡演剧目带来间歇性喧嚣、实质上却“中空化”的长久贫瘠状态。长此以往，将难以建立起一个健康发展的地方戏剧演出市场。

　　三

　　与势单力薄的民营戏剧机构相比，国有话剧院团理应在地方演出市场中扮演主力军和引领者的角色，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提升民众审美鉴赏力和精神世界等方面尽责。

　　如何为之?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在剧目原创和经典搬演之间，我们能否找到一个适宜的价值平衡点?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惊诧于一些地方话剧院团对中外戏剧大师和经典戏剧作品的忽略。对于“原创”的概念，一些院团主创常常陷于一种狭隘的理解层面，以为只有从戏剧文本的一度创作出发，才能体现院团的原创能力和价值，而不理解移植改编以及对于经典作品的当代化和个性化的创新阐释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原创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演出市场上经典戏剧作品的式微和缺失，而正是这些作品，可以培养起观众较高的审美素养和艺术甄别力，只有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精湛艺术水准的经典艺术精品，才能维系和拉升演出市场的整体水平。这一点，从最近两三年间京津沪地区兴起的话剧市场的“二度西潮”上即可得到印证。所以，地方国有话剧院团应与民营戏剧机构的大量快餐式剧目形成鲜明的创作区隔，在创作真正体现精深艺术思想的原创剧目的同时，重新回到中外戏剧大师的经典剧目中。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不少戏剧文化发达的国家得到启发：长久以来，他们的戏剧机构和观众在对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大师经典的拥抱和坚守中完成了戏剧文化的普及和艺术审美趣味的不断提升。

　　其次，文化主管部门需要引导院团将更多的资源向戏剧普及和教育方面倾斜。很多地方的演出市场不景气，话剧演出市场风险极大，让剧场和演出经纪公司备感压力，即便采取各种营销推广措施仍然收效甚微———因为多年来我们总是懒惰地忽略基础性的培育工作，却又总是贪婪地透支市场的消费力。当然，目前的地方话剧院团也在做一些戏剧公益活动，但其出发点和实际效果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仅仅把政府的公益性艺术采购政策当作院团获取现实收益的手段，同时在普及推广的形式和手法上又缺乏更加科学有效的规划，那么结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对于广大青少年的戏剧普及教育工作，应该成为这项工作最为核心的部分。从演出市场的未来观众入手，培养他们的艺术消费习惯和积极健康的艺术审美趣味。就未来而言，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携手搭建相互协作的平台，以长效化的机制乃至地方立法的方式，使院团针对大中小学的艺术普及教育真正制度化、常态化。

　　再者，院团应该在享受公共财政扶持和获取市场经济利益之间有所取舍，切实履行社会公益文化机构的职责。地方国有话剧院团在当下必须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导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变成和民营戏剧机构一样的纯营利性企业组织。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国有院团在市场竞争中游走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之间，既享受政府的扶持，又攫取市场的红利，甚至比民营院团索取更加高昂的演出费用———这一点加上近年来众多新落成的高大上剧场的昂贵租金，成为阻挡普通观众走进剧场的两大障碍。这个问题的症结既有院团运营模式和财务核算的原因，更有院团对于自身公益机构定位缺乏深刻认识的深层原因。笔者长期从事演出经营管理工作，常常面对国有院团剧目动辄几十万元一场的演出费、声势浩大的舞美装卸运输费和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庞大差旅费用深感棘手，即便演出经营者在实际承担了演出的绝大部分市场风险且理论商业回报偏低的情况下，演出门票的价格仍然超出绝大多数观众的承受能力。当然，一般情况下，国有院团在剧目制作上的成本普遍高于民营院团，但如果将其转嫁到观众手中，既不合理更不公平，毕竟是来自纳税人的公共财政支持了国有院团的基本生存和艺术生产，那么院团有责任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剧目生产管控体系，降低演出成本，让利于民，而不是在享受了公共财政的供给之后还要追求商业市场的利益最大化。

　　最后，地方话剧院团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展自身的机构角色定位，积极介入当地的社会戏剧展演和比赛，也可以尝试引进国外戏剧演出剧目，开展艺术大师班、对话论坛等系列活动，把自身打造成一个包容力和执行力极强的现代艺术运营交流平台。

　　四

　　这是一个体验经济大行其道和市场壁垒日渐消解的时代，品牌与受众的长期、良性互动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价值。京沪等地的著名院团和高品质戏剧作品固然可以采用巡演、剧目输出和联合制作等手段不断扩大自己在全国市场版图中的份额，但是地理位置的天然阻隔，实际上还是给地方话剧院团留下了极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关键就看后者是否能够利用足够的创作实力和各种沟通传播手段保持和强化本土受众对院团品牌的黏性与忠诚度。因此，围绕地方话剧院团的创作生产和演出，开展形式多样的戏剧交流活动，可以增强院团在公众心目中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逐步树立起在地方演出市场中的品牌形象。

　　从边缘回归中心，从模糊回归主体，在地方演出市场蓄势待发的当下，国有话剧院团理应扮演好演出市场的重要角色，成为本土戏剧文化的策源地和区域性的公益文化中心，为市场的发展实则也为自身的生存和壮大储备后劲、抢得先机。

　　（文/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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