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全剧在南明弘光朝廷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大背景下，演述复社文人侯方域（字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情缘离合，勾勒出明末清初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和复杂多变的世态万象。自问世以来，《桃花扇》被改编成各类剧目，尤以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改编最为人所知。在纪念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之际，导演陈刚将话剧《桃花扇》再度搬上舞台，在向前辈大师致敬的同时，也以其大胆的创新赋予了作品新的艺术风貌。

　　在《桃花扇小识》里，孔尚任说道：“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这段话阐明了作者通过《桃花扇》诉诸民族大义的根本意图：明王朝消亡了，这段历史逝去了，那些作威作福、残害忠良的权奸也随波逐流，消逝于历史的烽烟中，唯有扇面上的桃花血迹历历在目，这血迹寓含着李香君反抗权奸、矢志守节的精神。1937年，欧阳予倩创作京剧版《桃花扇》（后又改编成话剧剧本），也是为了唤醒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抵抗日本侵略者；同时，针对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而进行辛辣的讽刺和鞭挞。可以说，欧阳予倩的改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故而凸显了剧中的民族大义这个基本点。尽管如今的情势不同于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的时代，但新编话剧《桃花扇》却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主题，在某些细节处理上，还强化了这一主题思想。试举两例：

　　在欧阳予倩的话剧剧本中，李香君出场时通过郑妥娘的话介绍李香君在楼上读《精忠传》：“看到风波亭岳老爷归天的时候，就哭了起来。”新编《桃花扇》则把这句话外化成说评书的方式，演员们在舞台上直观地演绎风波亭上岳飞父子慷慨赴义的英雄形象，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在增强戏剧舞台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香君出场时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她爱憎分明的性格，她对忠臣、英雄的爱和对奸臣的恨。

　　又如李香君雪天面斥权奸一场，新编话剧在原作基础上增加了一段李香君在雪地受罚时的内心独白：

　　八岁那年，爹妈被魏党所害，死在大狱，我一个人躺在街边快要饿死的那个晚上，月亮也这么圆这么亮。人间好苦，真想躺在雪里不起来了，就这么躺着，等到严寒过去，等到春暖花开，变成一缕风，变成一只甲虫，变成一棵桃花树都好啊。不，不，我不能这么没出息，我怎么能想到死？侯公子去扬州抗清，我说过我要等他回来。我可是等了十年，才等来了心中的英雄……

　　这段诗意盎然的独白配以舞台布景和灯光可谓情景交融，主人公的思绪在现实与过往之间穿梭，以回忆的方式补充交代李香君的身世遭遇，于是李香君何以对魏忠贤等奸臣恨之入骨，在人物所坚守的道德立场之外，又更有了现实的渊源和依据，并进一步丰满了人物的形象。

　　杨文聪（字龙友）的人物塑造也呈现了作品的主题。原作中，杨文聪是在混乱时势中左右逢源、和稀泥的角色，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新编《桃花扇》基本保持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和功能，又补充了对人物最终命运的交代：“杨龙友杨公受命于国破之际，驻守苏州。清兵随后攻陷南京，南明文武大臣除逃亡外，大部投降。清将曾派人往苏州劝降龙友，说客却被文聪所杀。杨公孤军奋战，做困兽之斗, 屡挫清军。终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劝降不从，与其子鼎卿同斩，以死殉国。”慷慨之言震撼人心；继而在舞台上虚拟出先后以死殉国的两位将士惺惺相惜，携手离去的场景，进一步烘托和升华了作品坚守民族大义的主题。只不过对杨文聪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剧作似乎还可再铺垫细节以增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逻辑性。

　　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宣明民族大义的同时，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由于时势所需，欧阳予倩在改编时强化了民族大义主题，而淡化了历史兴亡感，新编《桃花扇》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恢复，这主要体现在对侯朝宗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侯朝宗一介风流名士，在扬州跟随史可法守城时直面真实的战争杀戮和无数人的生死时，内心产生了恐惧和动摇，逃回南京寻找李香君的途中又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编《桃花扇》在结尾处补充了一段侯朝宗面对李香君质问时的回答：“香君，我从小遍读忠义诗书，一心要报效国家。可如今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臣又在哪里？你知道的，我也曾书生意气，想力挽狂澜！可是经历了这一切，我才明白，乱世之中，一己之力如同蝼蚁。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江山风云还谈它作什么！茫茫末世，我只想找到你，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管他什么家国社稷，这些都不重要，短短余生，只要有你我相伴相依就够了！”侯朝宗在民族大义上有亏，但在乱世中苟且安身，与香君在离乱中重逢厮守的愿望还是有其人性合理性的，新编剧本将对人性的理解放到乱世中，凸显了个人选择的不易，使得整部剧的美学基调深沉悲凉，以离合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

　　此外，新编《桃花扇》在艺术形式上也屡有创新，如苏昆生既充当了剧中的角色——戏班的师傅，又充当了击鼓说戏的“叙事人”。将苏昆生与大鼓置于舞台前景，鼓点在关键处响起，声声摄人心魄。他在剧中自由地“进进出出”，产生了布莱希特戏剧式的“间离”效果。剧中还安排了数位“创作者”角色，起到了类似西方戏剧中的“歌队”作用，发挥着介绍情节、评述人物的功能，这些都是新编《桃花扇》将现代戏剧元素融入传统戏剧的大胆尝试。同时，在舞美设计上，在全剧基本的风格上，剧作又强化了民族美学元素，使新编剧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在继承传统中的创新与创造。

　　（作者：饶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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