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深圳的散文创作并不陌生，仅最近一年，就先后读了李兰妮、南翔、王国猛、胡野秋、聂雄前、秦锦屏、虞霄、叶耳、时潇含等人的作品。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造就了深圳散文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散文和深圳的小说、诗歌一起，在潮平岸阔中百舸争流，书写着这座城市不甘平庸、务实包容的质地与品格。

深圳散文始终藏着她对这座城市的深情。

不妨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的深圳立于潮头，初闯经济特区的深圳作家“以建设者和艺术家的双重眼光”，或冷静审视，或热烈颂赞，所写皆与这座城市的活力相关。我印象比较深的作品，有刘学强、林雨纯合著的《深圳飞鸿》、李兰妮的《一份缘》、戴木胜的《望深圳·望香港》、郭洪义的《雨天里的太阳》、廖虹雷的《热土流苏》等，它们一方面记录改革开放和深圳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不忘对时代巨变而产生的各种冲突进行反思，在改革的新声中记录奋斗者的各种面影。同一时间，还有许多异地作家也留下了不少书写深圳的名篇，如范汉生的《隐没了的小镇》、叶君健的《蛇口一日》、黄裳的《深圳》、季羡林的《深圳掠影》等文，以他者视角打量改革开放之初的边地深圳，字里行间透着欣喜与希冀。这一时期的深圳散文，在新旧交替之际为时代进步、为城市发展疾呼，犹如季羡林在《深圳掠影》中所言：“我们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深圳掠影》给我的教训也就是这一点，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一点。”观念转变的背后，映照着一座城市的生机，更喻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凤凰涅槃。

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散文的写作又有了大的发展。代表性篇章有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胡经之的《唱晚岭南应无悔》、王小妮的《假设灵魂能够闪光》、邓康延的《每天的风都很年轻》、彭名燕的《月光小夜曲》、安石榴的《走在深南大道上》等。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篇梁晓声写的《有野心的深圳人》，他认为，有“野心”、不抱怨的深圳人，以敢为天下先的实际行动，教育着另一些当代中国人该如何奋发图强。而安石榴在《走在深南大道上》一文中说：“每次从深南大道上走过，我都会没来由地激动，我甚至觉得深南大道就是我身上最大的一条血管，那流动的血液一直是那么滚烫，充满生活与理想的激情。”——理想与激情，正是深圳千万年轻人在那个历史时期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写照。

或许由于散文是最亲切、平实的文体，每个人都可以是散文的读者，也可以是散文的作者，以致进到新世纪后，深圳的散文作者一下就多了起来。有高校教师，如南翔（《叛逆与飞翔》）、曹征路（《野草档案》）、徐扬生（《摆渡人》）、陈冬平《风从故乡来》；有媒体人，如侯军（《收起你的辉煌》）、尹昌龙（《别处的家园》）、王绍培（《概念深圳》）、聂雄前（《生命的底片》）、许石林（《清风明月旧襟怀》）、徐东（《作家的事业》）、王国华（《躲进南方的深夜里》）；还有如王石（《生命在高处》）、李鸿忠（《红树礼赞》）、李小甘（《祖屋》）、王京生（《共一城风雨》）等。更多的是专业写作者，如李兰妮、张黎明、苏蔓华、薛忆沩、王国猛、吴君、蔡东、秦锦屏、厚圃、远人、虞霄、范明等，也有大量从城市各个角落成长起来的“草根”作家，如王十月、塞壬、萧相风、郭建勋、戴斌、陈再见、叶耳、程鹏、李双鱼等。

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大体呈现出城乡纠葛、冷静沉淀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城乡纠葛主要体现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时的深圳，现代与传统、物质与精神此消彼长，让生活其间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复杂而矛盾的心绪。一方面，他们认同这座城市的价值观，如苏蔓华的《爱上深圳》、蓝艺的《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王十月的《总有微光照亮》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感觉自己生活在别处，身在他乡心系故乡，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乡愁，如叶耳的《从客里山来的孩子》、戴斌的《有祖坟的地方叫故乡》、齐霁的《故往三牵》等。吴君在《写到与命运狭路相逢》中说：“原乡与他乡，是横在深圳人心里的坎，扎在肉里的刺。”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城市一体化发展更加深入，作家在这座城市也扎根得越来越深，他们的书写中多了许多冷静与思考。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南翔的《最后的疍民》、杨争光的《我和深圳》、张若雪的《回乡记》、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凌春杰的《城里的村庄》、李玉的《墙角的父亲》、李瑄的《游园不惊梦》、张茂的《城中村》、虞霄的《三城散记》、马虹玫的《摇摇晃晃穿越城市的人》、陈瑛的《心安处即故乡》、赵倚平的《深夜记》等。和前十年的纠结、犹疑、爱恨交织这种情感不同，这一阶段，作家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和审视深圳这座城市，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姿态，深度融入这座城市，“忘了是从哪一天开始，拘谨、不安的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似乎我与所处的世界达成了和解。”（毕亮：《“深圳”的馈赠》）“我走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心生美好。”（程鹏：《南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也许扎根，也许流动，当我们跟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而离开故土时，城市的记忆会告诉我们，伴随着新的征程与心的投入，他乡终将成为故乡。”（陈瑛：《心安处即故乡》）这些冷静中沉淀下来的感怀，真实而动人。

2020年以后，深圳散文依然令人瞩目。邓一光主编出版了两卷本《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圳故事”。此外还有孙重人的《远山孤旅》、王国猛的《明月清风我》《江山犹是》、丁时照的《字里人间》《提笔应写放胆文》、聂雄前的《潇湘多夜雨，岭南多春风》《鹅公坪》、秦锦屏的《万木生芽》、时潇含的《无尽的远方》、赵倚平的《且从诗句看青史》、叶耳的《深圳的我们》、许石林的《到处逢人说故乡》、陈泽的《玩月记事》等散文集，从中也常能读到光彩夺目的篇章。

近年深圳散文还有一个突出成就，那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强劲生长。胡洪侠主编的《我们深圳》丛书，从自然、地理、人文、科技等100个主题层面重新发现深圳，目前已推出45部，反响比较大的还有杨争光的《杨争光：文字岁月》、谢湘南的《深圳时间：一个深圳诗人的成长轨迹》、王国华的《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街巷志：一朵云来》等。南翔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胡野秋的《深圳传》、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及近年刚来深圳工作的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等作品，皆成了国内非虚构写作领域的现象级存在，广受好评。

而当下最活跃的深圳散文作家中，王国猛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位。他的散文，集结哲学、历史、文学，是典型的学术散文，既是信手拈来的日常感悟，也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纾解。2019年以来，他出版了《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义》《别有根芽》《吹尽狂沙》《清风明月我》《江山如是》等散文集，或与先贤交流，或与自我对话，或直白其心，或沉思哲理，在观潮悟道、诗海钩沉、碎锦拾遗中，表达自己思考所得、人生所悟；在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心说物中，体察历史之美、文化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创新。王国猛多写短文，他也一直主张文章不可太长，“长则失去了主旨，失去了锐气”，这令人想起韩愈力主的“惟陈言之务去”。王国猛的散文篇幅虽短，容量却大，抒情饱满丰赡，议论了无滞碍，文简意深，言近旨远，笔墨间尽显作者的胸襟。

继《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之后，李兰妮在2021年又出版了她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前者作为精神病历的文学范本，将生理、心理及与病症息息相关的个人成长史、家族史逐一剖析并呈现，试图还原一个抑郁症患者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病相；后者真实记录了身患重度抑郁症十余年的李兰妮住院治疗的过程，以及她对精神病院内部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日常生活状态的幽微观察。李兰妮遭遇并承受的抑郁症更像是个隐喻，它承载着当今社会巨变下的丰富喻指，“借以烛照的，则是整个社会人心”。秦锦屏的文字里有一种质朴和诚恳，她记录现实、理解历史、体恤人情，亦不乏反思与追问。八百里秦川的浩荡长风，杂着南方碧海蓝天的清新和轻盈，这是她的散文集《万木生芽》所呈现出来的人生底色。尽管只是一些短章，但作者写出了俗世里的善良与忧伤，也借此重申了那些永不可被摧毁、一直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记忆。叶耳《深圳的我们》书写了他的精神原乡“客里山”，以及他自己的深圳故事。作为一个有语言自觉的作家，叶耳在城与乡之间往返，体察的是平凡生活的悲伤与亮色，尤其他对那些粗粝人生的逼视，既有一种精神痛感，也暗藏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以及探求新的散文可能性的叙事雄心。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则是一部类似于“浮生六记”式的自传体随笔，全书以朴实平静的语言，深情讲述了他的童年岁月、大学生活、基层工作、在美国学习、在巴东任县委书记以及转场公益三年多来的经历和感受，进而把他们这一代人的丰富经历连同他们的坚守与悲怆，都通过一个艰难前行的背影展露无遗。而1999年出生的作家时潇含，似乎也受感于前辈们对时代的热忱，将鲁迅的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作为自己的写作信条，他的散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无尽的远方》蕴含“生命的体验、悲悯的情怀、经典的气质、阳光的表达”，这种写作品质在众声喧哗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

散文多为写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心灵的实录。通过这些深具实感的文字，我认识了一大批深圳生活的在场者、记录者，他们分享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也咀嚼着身处其中的创伤记忆，没有他们的观察与思考，这座城市将失去许多意味深长的表情。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学，这不仅是从地域风貌上说的，它也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体现。正因为有了这些关于深圳的记录、想象与创造，深圳就不再只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不仅生活、奋斗，也热爱与感叹，并且心怀梦想。这个时候的深圳，是有血肉、有温度、有筋骨的，她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经济奇迹，更是中国故事讲述过程中的一个经典样本。

（作者：谢有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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