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两位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开始了各自的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他们是——胡适，鲁迅。在胡适，上海亚东图书馆（按：出版机构）重新点校的多种古典小说出版，邀约其写序，这给了他潜心研读、考索以契机；古典小说研究于鲁迅，大约主要是由于到大学授课，需有独自专业，边研读边写讲义，这就有了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这研究工作虽然各自进行，可研究的内容却有许多接近，甚至一致；胡适与鲁迅，又是“五四”时期掀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彼此间研究成果相互借重，想来也在所难免。这样的借重，除去作者自己注明，有些却不大容易见出。可是，凭着作者偶尔提及的线索，我们还是能够显明地感觉出这一点。近日，笔者在研读胡适这批有关古典文学论文时，比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希图从中钩沉出一些相关线索，以期见出两位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彼此联系。这工作，虽颇为烦难，却也很是引发人兴味的。

　　《红楼梦》谜团的实证破解

　　《红楼梦》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引发出种种正常或意外的看法，它的重要位置，也使其自然成为鲁迅，尤其胡适格外关注的作品。从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看，胡适对这部书下了极大功夫。几篇重要、树立观点的文章，写作时间也略早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发优势，使鲁迅对胡适这些文章的借重，无从避免。

　　一九二一年初，胡适花了很大气力，写出一篇幅达二万余字的《〈红楼梦〉考证》。此文以新的文艺观念主导，辅之周详、严密地考证，对先前有关《红楼梦》研究的种种穿凿附会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此之前，一些研究、写出文章者以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射之作。或说其“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即是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之间的关系。书中宝玉即顺治皇帝，林黛玉便是董小宛云云。或认为《红楼梦》为“政治小说”。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先生，其作品为《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认为：此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可是，“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索隐》一页)该书认为：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朝帝姓也，也就是说汉人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这就是说满人爱汉族文化;好吃人口上胭脂，即是说拾汉人唾余……;此外的一派，当时影响最广大，即认为《红楼梦》所记的是清代著名人物，康熙时宰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之事……云云。

　　这数派的观点、思路，在胡适看来，全都不对。“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那么，胡适是如何研究，破谜的呢?按他的说法：“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版本与可靠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由此入手，经过细致考索，胡适得出结论：《红楼梦》系曹雪芹所作。由此上溯，他的家世情况也渐渐浮出。由其本人及家庭情形，胡适得出六条结论。其中有关《红楼梦》本身的结论是第六条：“《红楼梦》是一本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篇长文发表之后，虽然还有蔡元培等人的反驳，可是，这样一种通过考证方法导引的观念，却指示了确切的研究方向。这之后，应者蜂起，形成了此后“红学”研究的最基本流派。鲁迅此时正值《中国小说史略》的《红楼梦》章节写作，胡适的研究当然是值得信赖的成果，借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胡适的考证的确多有借重，尤其对旧观念的评说及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家事方面，大都采信，并一一注出。例如介绍旧观点“纳兰性德家事说”，在引了一些材料后，鲁迅说：“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杨按：《文存》即《胡适文存》一集。鲁迅在这里引用的《红楼梦考证》文，收《胡适文存》一集卷三中。)待介绍“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时，认为此派观点虽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对胡适研究结果，十分信赖。在概括介绍了曹雪芹身世，家庭背景，个人晚年际遇，写作状况之后，鲁迅特别附一笔：“详见《胡适文存》”，因为这些全出自胡适考证。

　　当然，在《红楼梦》本身的文艺性方面，鲁迅自己是作家，体会深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自己独到的会心。例如说“宝玉亦见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概括十分得当。至于那节著名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更为后来研究者常常引用。可以说，在文艺性和事实考证两方面，胡适、鲁迅各展其长，融汇一起，便为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敞亮的新天地。

　　《水浒传》相互激发及歧见

　　除去《红楼梦》，胡适下最大功夫研究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文章，他先后写了六、七篇之多，而且几篇字数逾万。他的这些文章时间有先后，重要作品不可逾越，这个时期，鲁迅也在同时研究《水浒传》。因此他们之间，真正是相互发明。这还不是隐含在内容里，而是表达在彼此的文字中。

　　一九二零年七月左右，为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的《水浒传》作序，胡适铆足了劲，写出一篇长达二万余字的《〈水浒传〉考证》来。这篇大作，对《水浒传》的流变，形成，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讨论，并对七十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形成与变化，作了深入分析。这些内容，后来作中国小说研究者当然不能略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有数处借重。其中言及《水浒传》演变的缘由，鲁迅就有这样的表述：“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于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当然，鲁迅自己，对该书也下了很大一番功夫，有自己的研究收获。这一点表现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也为后来再写《水浒传》文章的胡适见重。

　　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也邀胡适作序。胡适又高兴地写下上万字的长序，将自己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充分奉献出来。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出版，虽然其中有引用胡适文字的内容，但独到之处却不妨由胡适借重。胡适此文中关于七十一回及百回本演变历史方面，有这样一节：“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接下来在“鲁迅先生的主张是”下面，胡适一口气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该小说各种版本的分析，内容介绍，尽数引出(仅节略去《水浒传》原文及涉及“胡适”的字眼)，大约有两千字左右。也许在胡适看来，因为看重，所以多引。录毕之后，胡适说明引用的理由：“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接下来，他又将鲁迅研究的内容，加以概括，形成七点认识。可以看出，他是颇为信任鲁迅研究成果的。

　　但是，胡适并不全然同意鲁迅《水浒传》简本近于古本，繁本是后人修改扩大的看法。他在引述了李玄伯的一些观点后说：“鲁迅与玄伯都主张一种‘多元的’说法。鲁迅说：‘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不同而违异。’这是说《水浒传》原本有各种‘话本不同’，……这个多元的长篇全传说，似乎比玄伯的‘四传’说满意得多。”“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

　　在分析之余，胡适说：“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他论金圣叹七十回本时曾说：‘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胡适认为：“故鲁迅先生‘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证明百十五回本之近于古本，也不能证明此种简本成于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张此说，同一错误。”这样的观念分歧，在研究文章里在所难免，十分正常。万不必因这里说了鲁迅“不是”，便觉得有什么大“了不得”。

　　在《水浒传》研究中，胡适鲁迅间彼此的资料、观点借重或激发，多处可见，这其实才是学术研究间配合得当的表示。一人无法包打天下，智慧在相互借鉴和激发中，才会放射出闪亮的精神火花。胡适与鲁迅对《水浒传》的研究可为一例。

　　《西游记》作者及神猴进口或国货

　　《西游记》是又一部鲁迅、胡适间相互借重资料、成果的研究作品。一九二一年时，胡适曾为《西游记》写出过一篇序言，可当时搜集材料较少，他自己也不能满意。一九二三年，他有了闲暇，同时又通过朋友(包括鲁迅)得到一些新的材料，于是又整理出一篇《〈西游记〉考证》来。到《西游记》再版时，他便将先前的“序言”与后来的“考证”合而为一，成了一篇完整的《〈西游记〉考证》。

　　胡适在写这篇《〈西游记〉考证》的同时，鲁迅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大约胡适向鲁迅询问某些问题，鲁迅便将手中的资料抄录给他：“适之先生：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鲁迅全集》十一卷410页)这些资料对胡适有很多助益。在考证孙悟空这只猴子是国货还是进口货时，胡适有这样一段话：“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枝祗’和‘无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无支祁故事的影响。我依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胡适的这些话，可参读鲁迅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胡适函。(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没有鲁迅征引这条资料线索。也许在成文时，鲁迅没有录进去。)因为是私函，胡适在行文时也未曾如先前一样，指出引自鲁迅何文。只说“指出”“指点”云云。

　　对于《西游记》作者的问题，鲁迅也给予胡适以帮助：“我前年做《西游记序》时，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转录于下……”参见前引鲁迅致胡适函。(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写得十分丰满。想来当时他讲义没有写出，不然胡适也许要如《三国演义》一样，借鲁迅讲稿去进行参考了。)为了研究，鲁迅也向胡适借了许多书：“适之先生：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由此看来，为研究学术，两位学人相互援手是相当无私的。

　　虽然前面鲁迅支援了胡适，可胡适写出的考证文章，给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无疑也具有参考作用。胡适在其文章的第七部分，认为《西游记》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还列举出许多证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借重此成果：“又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还特别指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这样的学问研究，才真正是共襄大举，又各自千秋。

　　《镜花缘》主旨及“博识多通”之弊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间，胡适写出一篇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镜花缘·引论》。在此文中，胡适除去详细考证了作者李汝珍的生平及相关情况，还从书中内容推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这些，今天看来，仍可认定是胡适的新观念映照的功绩。可惜的是，至今人们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该小说的这一层意义。

　　对于这方面内容，研究小说史的鲁迅却注意到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镜花缘》作者时，就将胡适对于李汝珍的考证内容概括地引述出来。当然，末尾有说明：“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

　　胡适在行文时，引录出一节泣红亭碑记的总论，认为：“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全数引录了此节，连引文中省略的部分都与胡适完全相同。虽未明确指出，但借重胡适的研究成果，仍可以看得很清楚。

　　胡适通过资料分析得知，《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多才多艺：谈弈、论琴、论马吊、论射、论筹算，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数叠韵的酒令……无所不通。可是，李汝珍却将这些内容大量带入作品里，给人有“掉书袋”的印象。这毛病，胡适认为：“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结论，鲁迅也接受了下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

　　胡适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之书这一点，鲁迅也接受了下来：“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详见本书《引论》四)。……”当然，鲁迅自己也有延伸：“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这样一来，《镜花缘》的更深切内涵被挖掘解读，作品意义更为显豁。

　　其它

　　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中，鲁迅对清代的讽刺小说做了介绍。谈到《儒林外史》的作者，鲁迅有这样一段文字：“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可见，这段介绍均出自这个新标点本的卷首文字。这篇卷首文字，正是胡适写的一篇《吴敬梓传》。汪原放标点《儒林外史》出版，求胡适作序，胡适因病不及为文，便以这篇不长的传记“顶账”。这篇文章的资料也是从前人那里翻出的。胡适老实，将前人的有关吴敬梓的几篇文字都作为附录置于文后，其中也有一篇《吴敬梓传》。在说明中，胡适有这样几句话：“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不能做文章，只能把这篇旧传来充数。手边恰巧有程鱼门的集子，就叫我的侄儿们钞出这几篇做附录……”幸好有这几句话预先放在这里，不然胡适就闹笑话了。原来，胡适侄儿们钞写的附录中，有“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几句，显然标点有误。我们看看鲁迅引用的句子：“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文选”即《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人所编的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诗文总集。胡适侄子们马虎，大约以为是文体，故断成了“文选诗赋，援笔立成……”云云。(笔者查阅手头三种版本，均此。可见这问题一直存在于大名鼎鼎的《胡适文存》中，不见有人置疑或修订。)可鲁迅功夫老到，一眼辨出，故引用时自行断句且不露声色。

　　当然，鲁迅也有不听胡适的时候。《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一篇，在《海上花列传》一书作者介绍中引述一种传说，即书中一真姓名者，原为对作者“时济以金”之挚友，后因“久而厌绝”，作者“遂撰此书以谤之。”胡适读到，在文章中“替作者辩诬”。引述了鲁迅的话之后，以为“可断定这种传闻是随意捏造的了。”接下来胡适分析了这种传说的“三大矛盾”，认为“这些矛盾之处，都可以教我们明白这种传说是出于揣测臆造”(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大约说得有些言重，尽管读来理由充分，可后来至今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此节，一字不易。鲁迅够“硌”的。

　　其余一些古典作品，胡适和鲁迅都研究并写出文字，但均各有见解，其中也许有所借重，可没有明白指示出来，因之我们较难悬揣。但是对于相互间研究状况的关注，又决不仅仅如此(虽然已经十分充分)。胡适日记中存有鲁迅一函，是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失收的。内容正与此有关，值得加以引录：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

　　此信较长，以下多是对具体问题的交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出后，鲁迅曾送了胡适一册，征求意见。胡适是老朋友，也没有客气，认为“论断太少”。(这一点在读《中国小说史略》前半时感觉明显)这意见，鲁迅欣然接受。那一代学人，因为自信，所以大度，不似如今一些浅浮之人，听不得一丁点儿批评的话。

　　还有一事与胡适鲁迅这段时间的研究相互借重援手相关。那是在鲁迅逝世后遭人攻击时，胡适以一个学人的坦诚，起而为鲁迅辩护。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引发各界人士的真诚悼念。这时候，女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去信，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并欲起而攻击鲁迅，希望胡适支援：“我攻击鲁迅的步骤如下：第一次发表《鲁迅论》根据鲁迅过去思想说明他假左倾，根据他十年来的杂感文检查他不近人情的性格，但措词不妨平和……”此时的胡适，虽多次受到鲁迅攻击，他却绝不同意苏雪林的做法。在给苏雪林的回信里，他提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给予高度评价：“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里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是“上等的工作”，这是他有亲身体会的。后来陈西滢却无中生有，以为鲁迅的这些研究是抄袭日本人的东西，令鲁迅悲愤莫名。此时，胡适的辩称是最具权威的。因为一来，他自己即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研究者;二者，鲁迅的研究过程他十分清楚。(见到手稿，还有赠送的手钞资料，鲁迅研究的深广程度，他都完全了解)此时他们对政治社会看法已大相径庭，鲁迅又以犀利之笔攻击过胡适，可对鲁迅学问的尊重，以及健全的人格修养，使胡适在旁人趁虚攻击鲁迅时，坚定地给予批评。这一点，值得后人领会和敬佩。

　　掀动新文化运动大潮的两位重要人物，几乎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这不能不算一个有趣的话题。也许，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的鲁迅和胡适，对于笼罩在古典旧文学上的种种迷雾，觉得有廓清、厘正的必要，这也许是他们宣传新文学观念的另一方面工作，所以乐意花费许多时间和心力。从结果看，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迁延至今，我们对这些古典小说的认识，许多仍须倚重两位学人悉心研究的成果。对于真正学者，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从前面介绍的研究过程看，两位学人之间对材料、成果，决不保守，相互提供，指示……对于不同看法，也或接受，或指正，显出为一致目标共同奋进的信念。后来虽然由于政治等观念分歧，鲁迅狠狠“刺戟”过胡适，胡适却在鲁迅逝世后挺身而出，为鲁迅的学术工作进行辩正，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学术研究和开展批评间应当充分借重的态度。即使仅仅因此一点考虑，谈谈胡适古典文学研究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值得领略的。

（文／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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