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传记主要有三类：一类着重传主思想、成就的梳理评价，学术味浓厚;一类则充斥着吸睛的八卦传闻，有很强的市场企图;还有一种传记的写法则试图兼顾史料性与趣味性——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也正是这类传记。陈歆耕的近作《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近于第三类。在这本传记中，陈歆耕试图用一种现代眼光去打量龚自珍的生平各个侧面，包括他的思想、诗文与情感，围绕“剑”与“箫”两个关键意象，力图还原出一个独具预见与批判眼光、际遇坎坷而壮怀未已的“时代狂士”形象。

　　一部传记的结构很能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传记最为常见的写法多是围绕传主生平而展开。这样写的好处有很多：可以最大程度展现传主思想、性格的生成过程，有较为清晰的脉络，既便于有心者梳理总结得失，一般读者只要跟着传主“命运交响曲”的节奏去聆听便可。而陈歆耕所写的这部《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在结构上无疑另辟蹊径，这一点从各部分、各章节的标题即可看出作者旨趣所在。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巨匠”，总论龚自珍思想、诗文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二个部分“困兽”以龚自珍的生平为主，分别写了他的家庭背景、交际的友人、在科考路上的坎坷以及因此坎坷而生发的性格当中的矛盾纠结。第三部分则是关于龚自珍的情感世界，以及他晚年的心境与遭际。通常传记会将该书的第二部分作为主体重点，至于第一、三部分，可能会被交织到第二部分里面去写。而作者别出心裁采取了这样的结构，实际上是凸显了第一、三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在全书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呢?

　　第一部分实际上是评大于述，是对龚自珍的思想、诗文成就及后世影响的一个总论。这部分的评析有为人物定调的意思，即将龚自珍最为杰出、非凡的一面，以及他在历史上的举足轻重的位置，都给一下子托了出来。这样写的好处是开门见山。尤其是第一章“惊雷”有一种史诗画卷般的效果。用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开篇，像拉开一幕巨型舞台的幕布，露出了“衰世”的绝望而狰狞的一角，显得十分气势恢弘。另外，因为是带有“总论”的意思，跟边叙边议的写法相比，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间距，避免了对人物评价的过分黏着。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是在用一个今人的眼光去打量那过去了的历史烟云，打量那个曾经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了不起的人物;“殿军”一章则着力写龚自珍的诗文成就属一流，但这部分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其诗文成就风格的评价，而是揭示其诗文中所流露出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及诗文背后不可复制的“人格、境界、性情”，使用的是“知人论文”的文艺批评方法;笔者认为，作者独具眼光的地方在于第三章“裂变”。这一章可能也是这一整本传记的一大亮点。陈歆耕不仅写出了龚自珍作为一个思想个案的复杂性，也写出了他的思想在延续、裂变上的复杂性，无疑是典型的现代视角。

　　作者在传记一开篇就突出了“剑”、“箫”两个意象对于理解龚自珍思想、性情的重要性，也突出了龚自珍的“狂”。“狂”是“剑”的狂傲，是批判的锋芒、敢言的精神;“狂”也是落魄消沉时的疏狂，两性情感上的任意流连。而体现后一种“狂”的，主要就体现在第三部分。这部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写龚自珍得到疑似赵飞燕的印时的欣喜若狂。就连美人用过的玉印也仿佛格外香艳，而成了被膜拜、观赏的对象，这样的“痴狂”，究竟是“好色”的表现，还是将女性审美化的文人惯性?似乎很难说清楚。不过，这或许恰恰是龚自珍之为狂士的重要明证。假如欠缺这么一段叙述，龚自珍的形象或许会高大一点，然而却缺了几分痴气、狂气与真气。后面的关于龚自珍“情史”的记述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沉沦”这一部分，作者写龚定庵辞官南返途中，“纵情于声色”，写其“选色”的癖好，以及他在一篇题为《京师乐籍说》中批评历代朝廷以官妓消磨士人斗志的政策。这一好一恶，言行岂不矛盾?这部分竭力突出这样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在以一种现代眼光去解读龚自珍的人格。就好比《浮士德》里面那个永恒的悖论——我们生命的第一义到底是追求真，还是追求善?轻易的倾斜与批评都未免轻飘，突出矛盾，也正是避免“轻飘”。

　　总之，在该传记中，作者以分主题写作的架构，让龚自珍生平的各个侧面以较为独立、鲜明的方式浮现出来，体现了作者评述历史人物独有的择别方式与眼光。

　　传记的写作当然要以传主为中心和主线，不过人物的人格与际遇都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生成的。作者在叙述龚自珍思想、成就及生平轨迹时，格外注重这一点。他一方面在许多传记点到为止的地方伸展开来，作深入地探讨，将史的叙述与对个体的探究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也用自己的个人体验去解读传主思想及生平。读来既感受到龚自珍作为“这一个”的魅力，也感受到“每一个”相关者的独特，更有时时闪现思想碰撞火花的作者“自我”的声音。

　　如“裂变”一章的写法，实际上既是写龚自珍思想的裂变，也是通过梁启超、柳亚子等人，从不同侧面去丰富历史中的“龚自珍”。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过这些不同的视点，突出了龚自珍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作者也并没有简单地将后来者作为传主的衬托去写，而是着重于关注历史中的人与人是如何发生关联的。也即是说，该传记关注的始终是“人怎样在历史中存身”、“人与人如何互相影响”之类的问题;此外写家族、写交游、写情感，都莫不突出“个人”的影响，“个人”的作用。即如写龚自珍之母段驯对他的影响，就用了大量篇幅作详细探究。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探究不只停留于表面。在这部分描写中，被突出的就不只是龚自珍的思想生成背景，还有“段驯”这个女性的才识与眼光。

　　关于传记的写作，福楼拜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当你为朋友立传时，应该写得像是在为他复仇。”在本书中，也能感受到作者因与传主思想的强烈共鸣而产生的那种“意气”。如在“引子”里就因为王国维的一首诗而对龚自珍进行辩护：“其时有人读此诗后，讥刺龚先生为‘轻薄之人’。这恰恰说明了，生活中很多人是多么的无趣啊!”甚至在后文当中又重复了一遍这样的意思。或许可以这样看，作者欣赏龚自珍的浪漫，正契合了他对于生活、人性与情感的理解，以至于他要两次为之辩护、为之鸣不平。

　　另外，作者在第七章写道：“有人说，龚自珍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士大夫型的人物，他虽然很伟大，但他的人生追求，仍然未能脱离传统士大夫的思维窠臼。脱离龚自珍所处的历史环境，要求其拔着头发离开地面，成为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大该过于苛求这位先贤了吧?龚自珍的先知先觉，贯穿其一生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已经足以使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矗立的丰碑。”作者将人物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中去评价，并指出龚自珍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先知先觉”、“强烈的批判精神”，评价得准确而客观，对于那些苛求的声音，无疑也是一种反驳。

　　在资料的翔实、评述的客观之外，《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也是一本兼具可读性的传记。或因为作者陈歆耕是作家，深谙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规律，在这本传记中，无论是传主还是出场的人物，都被写得骨肉丰满;而在结构的铺垫、展开等方面，也颇见功力。

　　第一部分“巨匠”为龚自珍的生平成就定调，很像是一部纪录片的导入语，对时代画卷的刻画，是以清末思想界的压抑、官场的庸碌无为，铺垫出了风雨欲来的时代氛围，引出龚自珍对“衰世”的判断与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他的诗文成就与后世影响。这一部分大气磅礴，虽只是提纲挈领，但点出了龚自珍思想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即“批判性的思维”和该思维展开的轴心：“人，人才，人格”。这跟通常传记将人物命运渐次打开的写法是很不一样的，对时代气氛的成功描绘，评价人物的自信，使得该传记能够在一开始就吸引住读者。

　　在叙事上的特点也值得注意。比如，无论是写龚自珍的科考之路的波折，还是写情感世界里的波澜，时而作慷慨悲歌，时而柔情低诉，处处凸显龚自珍“狂人”人格的两面。而在着力突出龚自珍人格中的“剑”、“箫”两面时，作者又重点围绕龚自珍身上的一些矛盾的“点”来写。

　　在语言上，该传记也比较讲究文采，而不是通常所见传记的那种严谨、中正得略有些无趣的文字。有些地方写得十分富有激情，洋溢着一股诗情。如“箫声在定庵四十八岁时，幽幽地吹来。先生是该迎着箫声而起舞，一头栽进吹箫人的怀抱，还是避箫声而远去?”“虽然喜欢佛教中的虚空的境界，但也难以忘怀‘幽情丽想’的世俗情感。在著述之余，便携美人徜徉于青峰湖波之间，倾听美人吹奏‘玉箫金馆’，迷途而忘返。与先生来往的没有那些骑‘白骢’的达官贵人，没有府衙的腐朽糜烂之气，只有古朴纯真的山中之民……”这些文字，本身就是文辞精致讲究的美文，无疑增强了该传记的可读性。如若要指摘这种写法的不尽完美之处的话，可能是某些部分的叙述略有蔓枝，如：“走笔至此，笔者先将电脑键盘搁置一旁，阅读了一堆研究龚自珍佛学思想的文章和龚自珍研修佛学的文章。看着看着，未免就开始醉眼蒙眬了。在下毕竟对佛学问题知之甚少，再加上佛学理论的博大精深，要在短时间入乎其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类的表述，似可更为简洁一些。

　　传记文学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类型，将传记写得雅俗共赏，应是所有传记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而这本《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就集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隐性的关联，体现出了作者的现实情怀;亦用现代的眼光深入解读传主的思想、生平与人格，赋予了龚自珍这位了不起的先贤、思想家以平实亲切的一面，应能引起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与思考的共鸣。

　　(《剑魂箫韵：龚自珍传》，陈歆耕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文/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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