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母题的延续与变异——“立嗣承祧”及其相关的小说（孟繁华）

2021-02-24

阅读：来源：“南方文坛”微信公号作者：孟繁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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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继或收养题材在传统戏剧，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中非常普遍。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过继刘封、关羽过继关平，《水浒传》中高俅过继高衙内，《说岳全传》中周侗过继岳飞等。但是，围绕这一传统母题，由于取资范围和演绎、创作的不同诉求，故事的指向自然也南辕北辙。于是便有了“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分野。其中“国家叙事”以元杂剧《赵氏孤儿》最为典型。《赵氏孤儿》故事取材于《左传》《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节士》《说苑·复思》等书。剧作家纪君祥作了提炼、改造和虚构。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三百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赵氏孤儿。赵家门客程婴与老臣公孙杵臼定计，救出孤儿。为救孤儿先后有晋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献出生命。二十年后，赵氏孤儿由程婴抚养长大，尽知冤情，禀明国君，亲自拿住屠岸贾并处以极刑，终于为全家报仇。赵氏孤儿被赐名赵武，救护赵家的众人受到封赏。《赵氏孤儿》影响深远，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被称为元杂剧的“四大悲剧”。这一叙事模式，在《说岳全传》中亦有痕迹。无人能敌的“双枪陆文龙”的身世通过“王佐断臂”得以揭晓，然后反金归宋。

　　《三国演义》中，刘备过继刘封，是“国家叙事”中的另一类型。刘封原本是寇氏的儿子，刘备初到荆州的时候，已近四十岁了还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刘封作继承人。后来刘禅出世，刘备依然器重刘封，将其培养成一员勇猛战将。据记载，刘备发动入川之战的时候，年仅二十余岁的刘封，随军入蜀，所到之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屡建战功。《三国志·刘封传》曰：“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后来益州平定，刘备又派他与孟达一起攻下了上庸，并让他和孟达一起镇守此地。这个时候，刘备和刘封之间，还是父慈子孝。刘封驻守上庸不久，先是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令他发兵相助，他拒绝之后，关羽兵败如山倒；后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恐刘备怪罪不救关羽一事，转投曹魏，并率曹魏兵马拿下了上庸。孟达攻城之前用书信劝说刘封投降，刘封拒绝并回到了成都。刘封没想到回到成都，等待他的是死亡。《三国志》记载：“于是赐封死，使自裁。”这个时候，刘封说了八个字：“恨不用孟子度之言。”他后悔没有听从孟达的劝告，不是后悔没有降魏，是后悔没有听从孟达的分析。孟达在写给刘封的劝降信中，是想让刘封明白，刘备虽然现在还重用他，但是有刘禅在，刘备很可能听从他人建议除掉他。刘封不相信此言，执意回到了成都。结果刘备果然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赐刘封自尽了。刘封的命运反映了刘备“仁义”性格虚伪的一面，同时更反映了帝王时代权力关系的本质。当刘封看透刘备本性为时已晚，只能悔恨交加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在“国家叙事”中，过继与民间的“立嗣承祧”没有关系，但与权力更替密切相关，因此可以理解为国家意义上的“立嗣承祧”。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

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但这种过继、送养并不典型。比较典型的是明清白话世情小说，如《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醋葫芦》等，都有过继的叙事情节。这类小说既有充满了虚构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特别是制度的原因，过继和收养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也是事实。其中“立嗣承祧”就是基本母题之一。所谓“立嗣承祧”，就是奉祀告庙，承继奉祀祖先的宗庙，如《儒林外史·第二五回》倪老爹和鲍文卿立下的过继文书是：

　　立过继文书倪霜峰，今将第六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改名鲍廷玺。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祧，两无异说。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今欲有凭，立此过继文书，永远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过继文书：倪霜峰。凭中邻：张国重、王羽秋。

　　二是由于财产继承制度使然，“承祧继产”也是这类小说常见题材。由此可见，过继、收养成为小说题材，与社会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这一题材为文学想象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从叙事角度来说，过继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与之相关人物的各种心理会引发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推动叙事的发展。同时，由于过继中当事人姓氏、身份等的变化，而形成变幻多姿的叙事可能，使小说的传奇性或悬念有极大的可读性，从而使世情小说达到笑花主人所说的“极摩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的文学效果。

　　另一种类型是明清白话小说的“市场需求”。“大团圆结局”是那一时代读者和听众重要的“心理期待”。于是，“复姓归宗”成为这一题材的另一种结局。《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临安城外卖油店的朱老板，过继了一个小厮。他原来姓秦名重，也是从汴梁逃难过来。秦重母亲早亡，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将他卖到油店，自己北上做生意去了。秦重过继给朱老板后，改名朱重。一年二月的一天，朱重为昭庆寺送油之后，碰巧看见了住在附近王美娘，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心想“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于是日积夜累，积攒了十两银子，要买王美娘一晚春宵。老鸨嫌弃他是卖油的，再三推托，后来见他心诚，就教他等上几天，扮成个斯文人再来。然而等到美娘之时，后者大醉，又认为朱重“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但朱重不以为意，整晚服侍醉酒的美娘。次日美娘酒醒后，感到歉意，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但“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回赠朱重双倍嫖资以作谢。朱老板不久病亡，朱重接手了店面。这时美娘生身父母来到临安寻访失散的女儿，到朱家油店讨了份事做。一年之后，美娘被福州太守的八公子羞辱，流落街头，寸步难行，恰巧遇见经过的朱重。朱重连忙将美娘接回青楼，美娘为了回报朱重，留他过宿，并许诺要嫁给朱重。美娘动用自己多年储下的钱财为自己赎身，嫁给了朱重，又认出了店里的亲生父母。朱重最后也与父亲相认，复姓归宗皆大欢喜。

（明）冯梦龙编著《醒世恒言》齐鲁书社，1993年

　　过继、送养题材小说的绵延不绝，归根结底还是与社会生活有关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宰制过继、送养行为的，除了生存条件不得已而为之外，“立嗣承祧”“承祧继产”的思想“观念”是重要的因素。档案材料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赵守忠过继文书——

　　立过继文约人赵守忠因三门胞弟无子，今情愿将三子小秋过与三门胞弟守和门下继嗣承祧。同本族人等言明，自过继之后，凡三门胞弟一应事体俱系小秋照理，凡三弟所遗一切房产地基财物树木等项俱系小秋为业。各出情愿，并无异说，恐后无凭，立过继文约永远存照。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潘门王氏取继合同：

　　立取继合同人潘门王氏，为故夫喜元乏嗣无人承祭，合同亲族说合，情愿将胞五兄次子花庭取为己子承先启后，以奉祀告庙，各无异说，立合同为证。①

　　到了民国（1924）年，仍有保留的过继文书。泾县茂林人吴报训同其妻商议将其次子吴桂林过继给本族吴报祥房下，其过继文书如下：

　　立承继字人□□房吴报训同妻□氏商议：方将亲生第二子名唤桂林年四岁，岁次辛酉年九月十一日子时生，情愿过继与本族本分伯元公房吴报样名下为子。过门以后，教育婚配归继父负担，日后长大成人，顶门当户祭祀坟墓光荣门闾与生父无涉。其子婚配后添生两子，长子归继父传宗接祧，次子归生父。倘生有三子四子，亦这有一子归生父接嗣。继父所有祖遗及自置屋产田房及一切帐（账）目什物，继父母身后归继子执业，他人不得争夺。承继以后无灾无害，度门庭之昌盛永远大发大旺。恐（空）口无凭，立此承继字为据。

　　立承继字人吴报训

　　妻□氏

　　介绍人吴彭椿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六日②

　　如是，过继、送养题材终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鲁迅的《长明灯》《孤独者》等，张爱玲的《小团圆》《郁金香》等，都涉及过这类内容。进入当代之后，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关于过继、收养题材日渐稀少。偶然出现也与“立嗣承祧”“承祧继产”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

　　吴君的《生于东门》③，似乎还是写底层人生活的小说：东门是深圳关内，因此作为父亲的陈雄非常有优越感，邓小平根本就没有把关外划在深圳的圈里。他发誓要把儿子生在东门。但是，陈雄的命运实在是太差了，他即便在东门，也只是一个拉客仔。孩子甚至阿妈都看不起他，被看不起的陈雄，还有谁会看得起他的孩子。所以儿子陈小根在学校也受尽了欺辱，回到家里再受父亲陈雄的奚落；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两人口角不断也多为生活琐事。所谓浑浑噩噩的日子，大概就是陈雄过的日子。但是，当儿子陈小根要过继给香港商人、儿子就要留在香港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父子、夫妻。陈雄也许第一次体会了亲人的感觉。小说写尽了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在一切即将改变的时候，人间的暖意徐缓地升起来了。这是吴君小说的一大变化。事实也的确如此，穷苦人也不是每天都泡在黄连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和欢欣。小说在波澜骤起处的设计与构思，大起大落摄人心魄。吴君将父子亲情写得如此真切，但她也必须置换空间环境。她将父子两人最后的关系一定要设计在香港而不是他们的家乡，这就是人之常情，所谓生离死别——也就是时间和机会不多时，人们才想到珍惜，想到相亲相爱。小说自始至终，一个巨大的焦虑在陈雄那里一直挥之难去，这就是身份的焦虑。他虽然人在东门，儿子也生在东门，但这并没有改变它“拉客仔”的命运和身份。他的所有遭遇都与他的身份相关。如果要改变这一切，必须改变身份。自己的身份已无从改变，那么只有改变儿子陈小根的身份。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过继给儿子早夭的香港商人。香港商人虽然没有明确表达“立嗣承祧”的诉求，但言语中隐含了这样的诉求。陈雄要改变儿子身份与命运，香港商人希望有继承者，双方都满足了各自需求，于是一拍即合。

　　与《生于东门》题材相似的，是东西《篡改的命》④，这是东西距《后悔录》发表十年之后的作品。小说封面介绍这部作品时说：“有人篡改历史，有人篡改年龄，有人篡改性别，但汪长尺篡改命。”主人公汪长尺要篡改的不是自己的命，是他的儿子汪大志的命。篡改历史、年龄、性别，尽管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但都有可能做到。命如何篡改？小说的题目充满了悲怆和悬念——究竟是什么力量要一个人冒险去篡改自己的命。

　　汪长尺是一个农家子弟，高考超过上线二十分不被录取。不被录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决定去找“招生的”理论，经过几天静坐示威抗议，汪长尺的大学梦还是没有解决。汪槐从招生办的楼上跌落摔成重伤。从此，汪长尺就命定般地成了屌丝命。为了还债、养家糊口、也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决定到城里谋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为他准备的。生存的艰囧使他践行了远远超出个人的想象：替人坐牢、讨薪受刀伤、与文盲贺小文结婚后，为了生计贺小文去按摩店当按摩师，然后逐渐成了卖淫女。破碎的生活让汪长尺眼看到，汪大志长大后就是又一个自己。于是他铤而走险把儿子汪大志送给了富贵人家。贺小文改嫁，汪长尺多年后死于非命。这是一出惨烈的悲剧。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权力关系和贫富悬殊使底层或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劣不堪。而底层边缘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承传性。贫困使这个群体的下一代少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汪长尺要篡改汪大志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但篡改汪大志的命，只是汪长尺的一厢情愿。且不说汪大志是否从此就改变了命运、是否就能过上汪长尺期待想象的生活，仅就汪长尺、贺小文失去汪大志之后的日子和心境，就是汪长尺想象不到的。不只他失魂落魄魂不守舍，贺小文压根就不同意将汪大志送人。当汪大志被送人之后，贺小文也弃汪长尺而去改嫁他人。

　　汪长尺是突发奇想地用“篡改命”的方式结束自己家族的命运。汪长尺当然是异想天开。但是，作为底层的边缘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缺乏或者没有实现自救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承传性。因此，东西设定的汪长尺“篡改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汪大志的命在汪长尺这里被“篡改”了，但是，汪大志真的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吗？作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东西对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掌控。汪长尺高考被人顶替、进城替人坐牢、讨薪身负重伤、被人嫁祸杀人、结婚妻子做了妓女、儿子送给的竟是自己的仇家……。一系列的情节合情合理，但又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这是小说充满悬念令人欲罢不能的艺术魅力。这方面足见东西结构小说的艺术才能。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说不出的才是真苦，搔不着的才是真痒”。汪长尺的苦就是说不出的苦。作为小人物的汪长尺既没有话语权又无处诉说。因此，东西是借汪大志“篡改命”的方式，隐含的是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图。是社会的不公平才导致了汪长尺的铤而走险异想天开。就汪大志被篡改的命而言，他“立嗣承祧”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抑或说，汪大志“被过继”之后，很可能走出了他父亲汪长尺的命运。

　　葛水平的《养子如虎》⑤，是一个典型的“过继”故事，也是与传统叙事原型最为接近的小说。故事的主要人物就“父子俩”：呼得福和呼延展。呼得福原本是呼延展的亲舅，母亲是呼得福的亲姐。呼得福家徒四壁，人长得很显岁数，没有女人看上他，三十五岁了还是一个光棍。姐姐将自己五岁的长子黄晓波过继给弟弟，更名呼延展。姐姐的想法是“人活一世怎能没有自己的后代”，这想法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当代白话版。呼延展的故乡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腹地。从地图上寻找，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毛乌素沙地东北边缘，故乡东与准格尔旗相邻，西与乌审旗接壤，南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交界，北与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隔河相连。地理上是亚洲中部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半干旱、干旱地带。水蚀沟壑和坡梁起伏的故乡，风沙肆虐。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是呼延展居住的村庄名字。因此，与传统母题接近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相对贫困闭塞的落后地区。过继黄晓波虽然没有过继文书，但仪式还是有的。

　　《养子如虎》的题材与“立嗣承祧”关系更近一些，但作为当代小说，其具体叙事有与话语的开放性，被过继者灰暗的人生经历，不再被遮蔽，特别是他们的心理感受，有了表达的可能。这一点与明清白话小说大不相同。明清白话小说由于讲述方式的单一性，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物的心理活动，完全由无所不知的讲述者掌控，被宰制的命运一如被过继的命运，是没有主体性的。后来“呼延展看着三岁的自己，感到很尴尬，心里怪怪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认为从来就没有被女人抱过，哪想这张照片上的自己被亲妈抱着。呼延展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很复杂，养父不想理清，姑姑不想理清，都有一个道理在里边，这种复杂的亲情关系恐怕自己也无法理清了”。是否进入人物心理，是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最大的区别。也只有进入现代，呼延展才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传统小说无论是被过继、被送养、被招婿，因其地位的低下，生活中大多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当人的主体性被唤醒之后，特别是作家将更多的同情赋予弱者或小人物的现代意识，作为弱者的过继者的心理得以全面表达。贫穷邋遢的继父呼得福在呼延展的眼里就是“一堆提不起来的淤泥，有点太伤呼延展的自尊了。贫穷带来的羞耻，连带养父搅和一锅难以下咽的感情杂烩，于一个青春年少的人来讲，唯一的是离家出走”，“通往学校的道路上，呼延展突然发现自己一点喜悦也没有，一点期盼也没有，对活着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甚至觉得人活着的意义，传宗接代的意义，许多问题在心里绞缠着、闹腾着，找不到头绪，看不清走向。这个寒假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像土坝上干枯的叶子，没有活力，没有水分，周围没有拦挡，只有风带着走，可是走到哪里才是头啊？”这些心理活动反复表明，呼延展通过对继父的不满，实际表达是对自己过继的不满。尽管它没有诉之于直接的反抗。

　　葛水平在创作谈《劳动人的情义》中说：“我被民间真实生活所裹挟，生活在底层的人，生存道路艰难，艰难而动荡的前途未卜，正是可以让人性所作的沉潜呈现绝望和反击。现实生活，每时每刻的发生，为写作者提供了永不干涸的创作源泉。也可以说，民间是寻找故事的一个富矿，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能洞见他们的人生轨迹。”呼延展作为养子确实做到了有情有义。他经历的那么多苦难和委屈，但他对养父呼得福能做的几乎都做了。生了儿子，续上了呼家的香火，养父生病，呼延展带着养父去北京看病，在天安门照了相，逛了故宫和长城。最后有尊严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小说结束的时候，呼延展和孩子们说，“爸爸要建一座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最好的房子。房子里安放咱们祖先的灵魂”。这个结尾终于接续上“立嗣承祧”的古旧主题。呼延展“成虎”前后判若两人，传统与现代的分裂统一在一个现代青年身上确实意味深长。

　　小说告知的是，民间仍然存在这种前现代的思想，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民间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事实上，一贫如洗的呼得福，既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亦没有祠堂可以供奉。但是，“无后为大”无论是对于姐姐还是对呼得福，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恐惧和焦虑。而呼延展最后对孩子们的宣示，完美地呼应了前辈的诉求。如果呼得福在天有灵，他该会是怎样的满足。

葛水平《喊山》，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

　　葛水平的小说创作，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人物心理、思想、情感洞悉的透彻。她的语言行文，都是贴着人物的情感轨迹，即便是讲述者旁白交代，也是设身处地，其对话对象一直在话语关照的范围之内。呼延展的经历不再带有普遍性，为了延续香火的过继现象也已经凤毛麟角。但是，只要这种方式并未彻底终止，那就是葛水平所说的底层人“生存道路艰难”的一部分。过继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但“生存道路艰难”是普遍的。一个极端的、个别的现象，深刻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或者说，千百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还有潜藏在生活皱褶深处的不变的事物。对这些事物，简单地用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没有意义。因为生活之流并不完全流淌在现代理性的河床上，历史巨大的惯性依然有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现代性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吉林作家金昌国的《秋分》⑥，讲述了一个偶然性事件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老于携秋分带着已参加工作的大儿子和小祺回关里奔丧，留下大女儿小吉照看家；老相和庄红的女儿小慧陪中学同学小吉看家。晚上两人煤气中毒同时惨遭不幸。相家除了女儿小慧还有一个智障儿子大头，相家因失去女儿小慧，母亲庄红也精神失常。于是秋分便决定将自己家的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以补偿相家失去女儿的痛苦。这是《秋分》的基本情节。

　　《秋分》与“立嗣承祧”或“承祧继产”，也就是香火和财产都没有关系。与之有关系的是小说“硬核”人物于家母亲秋分。小说两家有九个人物，于家老于、秋分、宝子、小吉、小祺；相家老相、庄红、大头、小慧。但小说用《秋分》做题目，不止显示了秋分在小说中的权重，重要的是故事是以秋分的视角和心理展开的。两家的家庭事故出现后，是秋分提出将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也就是过继给相家。理由当然不是因为小祺是女儿和父亲老于更亲，和自己差了一层。这主要是秋分的个人性格使然。秋分是什么人？她是煤矿道清沟的能人，不仅在家里是说一不二主事的人，在矿上作为瓦工，一分钟可以码十几块砖，与男瓦工一起比赛曾获得过矿上第六名。她男性化的性格起码在表面上鲜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但是，秋分毕竟是母亲。表面上她波澜不惊，但心里不啻为惊涛骇浪。小祺偷偷跑回家，她将小祺交给来找小祺的老相手里后，眼泪“大颗大颗掉落”下来，相家为了断掉小祺和父母的联系，要搬出矿区到县人参厂打更。搬家路过于家时，秋分和小祺不啻为诀别。秋分“回身朝着自家大门走去，她脚步踉跄地走着一边痛苦地自语道：小吉你为什么要死啊，你让我死了多好啊。”在秋分心理，如果小吉不死，就不会有小祺现在的命运。大头死后相家希望大头和于家的小吉结为冥婚，甚至把小祺还给于家也可以。老于想用死人换活人。可秋分说：“活人死人都是我女儿，我不拿死了的女儿作生意，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秋分作为母亲的爱，不仅在小祺身上，同样也在死去的小吉身上。小说最感人的是小祺结婚。老相说：“明天姑爷开车过来。秋分怔住了，如同在寂静的院子突然被一声呐喊唬住了似的，慌在了那里。”一个细节，将秋分对小女儿的思念写得一览无余——她手忙脚乱全然失了方寸，他要回家为女儿准备吃喝，要杀鸡。然后，她“兀自站在屋子中央，抻了一下衣角，习惯性地往上捋了捋头发，好像他们此刻就站在门外”。无论多少年过去，秋分从未与女儿分开过。小说对人性、特别是母女骨肉情的书写，令人潸然泪下。

　　《秋分》与《篡改的命》《养子如虎》的旨意都不相同。无论是于家还是秋分，没有因小祺命运问题过继给相家的诉求。其实于家的家境还要略好于相家。小祺过继给相家，与秋分的性格或东北邻里相处的方式有关。两家男人同在一个矿上，两家女儿是中学同学。两家的关系已远不是“远亲不如近邻”，其亲密性胜过许多沾亲带故。小说关于东北工人家庭日常生活关系处理的书写，其真实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岁月。那里确有令人追怀的真情，邻里、同事如亲人般的诚挚。但是，它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也从一个方面控制了秋分，这就是她理解的做人的原则。她决定将小祺送给相家的直接理由是：相家“就这么一个健康孩子还因我家走了”，她说服老于的理由是“咱不能这么做人啊，人家那是唯一的女儿啊。老于说：我们也就剩下一个女儿了。秋分看着在炕上已经睡熟的小祺说：就这么定了”。当小祺几次跑回家里，秋分坚决地将其送回相家，理由也是：“既然把女儿给了人家，就得讲信誉，邻居们都看着呢。”这时我们发现，秋分为了同情相家失去唯一健康的孩子，不欠相家的情分，小祺是作为秋分解脱心理歉疚和失衡的筹码付出的。她宁愿自己承受再次失去女儿的痛苦，也不情愿相家承受的痛苦。因此，秋分作为母亲有无疆的大爱，但也确实有不能弥合的性格分裂。当然，这个日常生活伦理也有它的不真实性。比如，每年家家都要淘坑洞，秋分不待老相吱声，便到他家后墙，打开一个洞，把坑灰扒出来。当老相要到街里买些酒菜，老于拉住他说：干点活买什么菜呢，晚上还是去我家喝酒。这时秋分说“可真实在，那个庄红我说不吃她真就不做了。老于在厨房里忙着说：他家有个病孩子，平时都拱不拢嘴，哪有闲钱请吃饭。秋分说：就你大方，就你有钱”。当小祺和男朋友回道清沟要看母亲被庄红发现时，“庄红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早晚的事，女儿大了，该回去找母亲了”。这当然不是小祺要“复姓归宗”，她是真想自己的生母了。这些情节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另一方面，秋分的愤愤然，并不是一定要吃老相家一顿饭，那里也隐含了她对相家收留女儿的复杂心理。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内心的纠结、矛盾和难以取舍。即便做出取舍，内心的痛处依然难以平复。秋分就是在这一心境中度过了十几年。小说发现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并无法化解，是《秋分》的一大发现。

　　但是，小说有明显的戏剧化成分：相家女儿小慧煤烟中毒死去之后，她的大头哥哥也因脑梗死去；于家的小吉和小慧一起煤烟中毒死去之后，哥哥宝子也因疲劳驾驶冲下栏杆死于非命。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情节的极端化，而在于人为的痕迹过于明显。接踵而至的不幸，使心理和精神不堪重负的两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死亡事件的不断发生，只是强化了小说是悲情色彩，而对人物塑造或情节推动并没有实际意义。这与东西的《篡改的命》对偶然性和戏剧性设置并不相同。汪长尺高考被人顶替、进城替人坐牢、讨薪身负重伤、被人嫁祸杀人、结婚妻子做了妓女、儿子送给的竟是自己的仇家……。一系列的情节在逻辑上合情合理。那里也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但使小说充满悬念和令人欲罢不能的阅读期待。这方面《秋分》戏剧化合理性的不那么缜密，还是需要讨论的。

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

　　80后作家马小淘的《骨肉》⑦，无论是作者的预设构思还是故事本身，都与“立嗣承祧”相去甚远。除了话语方式，小说内容与马小淘的个人经验没有太多关系，因此这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小说起始于母亲和亲生父亲的私奔。养父张老师直言不讳——“你不是我亲生的”，“你妈和你亲生爸爸跑了，我被甩了。”“你也被甩了。还他妈甩给我了。”母亲原本和一个叫刘雨刚的青梅竹马，俩人家住得不远，小学、中学都是同学。二十二岁时俩人就出双入对。张老师作为群众艺术馆的画家到工厂体验生活，正好赶上了刘雨刚出事，刘雨刚偷车间的配件拿去卖，而且是惯犯。犯案后被工厂开除。时逢“严打”，刘雨刚怕开除后再蹲大狱，于是跑路了。痛不欲生的母亲这时遇到了暗恋自己已久的张老师，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嫁给张老师时，母亲已经怀了刘雨刚的孩子，母亲没有隐瞒，张老师因迷恋母亲美貌并不介意其有孕在身，因此张涵的出生也有了合法性。但是，那个跑路的刘雨刚并没有从人间消失，他幽灵般地又浮出了水面。母亲与前恋人死灰复燃重新建立了联系并果断抛夫弃女私奔了。

　　《骨肉》中“过继”关系的奇异，就在于这里只有“当事人”，没有一个“过继”主体：母亲是“弃女私奔”，共同私奔的对象是弃女的亲生父亲，这两人与弃女张涵有血缘关系，但父母之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因此张涵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未被宣告的“私生女”。张涵的养父因爱慕张涵生母的漂亮，当初没有计较她已经怀有刘雨刚的孩子。但当张涵母亲与前男友私奔时，张老师便不得已被动地接纳了张涵。如果说张涵的母亲还是张老师的妻子，那张涵的身份和家庭地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张涵母亲私奔之后，与张老师没有血缘关系的张涵，其身份危机也如期而至。接下来就是张老师和张涵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或者说，在当代的生活环境中，在血缘关系之外，他们是否还能成为一个“家庭共同体”，是否还能父女相依为命。当然，这里的关系主体是张老师。首先，他是受害者，是被旧情复发的妻子抛弃的；其次，妻子在，张涵是女儿，外人不知情，张老师也愿意视为己出。但是，妻子私奔后，张涵应该与他没有任何法律或血缘关系。他可以按个人意愿处理张涵。这时的张涵只有十二岁，尚不具备个人生存能力。因此这是一个各方面力量悬殊的关系。马小淘就是要在这一不平衡的关系中考量人性，处理非血缘关系是否能够建立真实的父女情感。

　　这时的张涵，是地地道道张老师的养女了。小说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故事原型，这里既没有张老师“立嗣承祧”“承祧继产”的诉求，张涵最后也没有“复姓归宗”的要求。这对养父女表面上冷硬荒寒唇枪舌剑，但他们相安无事地继续一起生活的事实没有改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坦诚地交流、由衷地理解和心地的善与爱。这是《骨肉》的当代性，这个当代性是马小淘用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如上所述，当母亲私奔之后，生活虽然“郁郁寡欢”，但父亲张老师每天照常接张涵放学，虽然“别别扭扭”但还算“默契”。但是，张涵的处境决定了她的机警和敏感。她首先感觉到的还是“身份危机”。她问父亲，“奶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张老师的回答是：“算了。让她多骂几句窝囊废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挺喜欢你的，这个让她知道了，比你妈跑了打击大多了。她本来也不喜欢你妈。告诉她对咱俩都没什么好处，不仅你，我也会更艰难。咱俩就忍辱负重吧，别给你奶奶添堵了。”一句“忍辱负重”，透露了张老师的全部心思。父女俩坦诚地交流私奔那一对的情感史，交流张老师的感受。这种交流方式虽然直奔主题，但流淌的还是父女间由衷的体贴和关爱。马小淘说：“一个朋友说这个故事不可能发生，没有人愿意给背叛自己的人养孩子。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我想文学不是再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而是构建看似不可能的人物和情感，并且想办法让读者相信。所以我试图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女相依为命，总结起来就很像晚会串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个人不是十分喜欢老实巴交的温情脉脉，我觉得很多深挚的情感其实埋伏在坚硬、淡定的日常里，这也是一种含蓄。”⑧《骨肉》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命题，它颠覆了“血浓于水”的固有观念。小说的最后，张涵的生母和张老师去世了，刘雨刚“依然安康”。但是，张涵的自述是：“我心里空茫一片，切实感到双亲死去溃不成军的悲恸。从此，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了。”这一独白表达的是，张涵对刘雨刚从未认同过，他们的血缘关系形同虚设。小说让我们思考的是，现代生活情感关系基础的改变早已完成。

　　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对社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血缘关系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下降，不断被其他利益关系如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所替代。传统文化重视血缘关系，主要是家庭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即便今天的乡村中国，血缘关系仍是形成体认亲疏的重要依据。也正是源于这一现实环境，一个时期以来集中出现了与过继相关题材的小说。这一现象既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的“立嗣承祧”“承祧继产”“承祧告庙”传统题材在当代的变异后的回响，本土文学传统和谱系关系仍在不同的轨迹向前延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传统题材中的“国家叙事”业已终结，现代国家没有世袭制度。即便这一题材的“民间叙事”，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或者说，当代生活仍有过继、送养现象的存在，被作家表现理所应当。但作家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完全离开了明清白话小说的传奇性或大团圆结局。而着意表现的是当代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如果我们稍加延伸解读的话，也可以将这类题材的小说整体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寓言，这就是当代人的身份危机以及对所谓人的主体性自我确认的危机。读这些小说时，正值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几万人被确诊，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大半个地球惶惶不可终日。封城、封路、封村庄、封小区、封街道甚至封楼，所有的人宅在家里寸步难行。被封闭在家里的人们如同囚徒，构成了人的巨大困境的一个隐喻，人的无所不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和嘲讽。这时，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性、人的身份等引起了巨大的惶惑和焦虑。有学者谈到，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另一种是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而年轻一代作家似乎没有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他们对人际关系和身份的焦虑，以及对小说创作和生活关系的理解及其创作实践并非突如其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不约而同的感受，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吧。

　　【注释】

　　①姜春晖：《继嗣文书：立嗣大事有凭证社会文化信息丰》，《洛阳日报》2013年7月4日。

　　②叶彩霞、吴小元：《民国时期泾县民间的一份过继文书》，《宣城日报皖南晨刊》2017年1月9日。

　　③吴君：《生于东门》，《中国作家》2015年第7期。

　　④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⑤葛水平：《养子如虎》，《北京文学》2020年第2期。

　　⑥金昌国：《秋分》，《民族文学》2020年第4期。

　　⑦马小淘：《骨肉》，《收获》2019年第6期。

　　⑧马小淘：《有一对父女》，《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