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珍：热血铸就经典：红色戏剧的回顾和思考

2016-06-06

阅读：来源：作者：宋宝珍收藏

“每一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开宗明义地讲到。他以75岁高龄重走长征路，体验艰难险阻中的悲壮历程与英雄传奇，认为长征是“考验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20世纪“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1]。当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冲破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纵横11个省区，走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壮举之后，毛泽东曾总结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2]。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从此嵌入人们的记忆。

如果时光之翼逆向飞动，带领人们重新回到80年前的历史时空，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了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的豪情让他们无私无畏、向死而生？要知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瑞金到陕北，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四名红军战士牺牲，大约每12人中只有一人能够走到陕北。长征确是一种征象，一个讯号，它表明在血与火中涅槃而生的新政权终将不可战胜，毛主席所说的“新局面”终将不断扩大、发展，直至取得全面胜利。要了解新政权和红军队伍的本质，就必须去探究其在艰苦卓绝中锻造的精神品质；而要了解这种精神品质，应当去探讨其精神的重要载体——红色戏剧。

一

红色戏剧在狭义上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期，红色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瑞金建立之后，为巩固政权、宣传革命、发动民众、扩大红军队伍、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而演出的现代话剧。而广义上则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为题材而创作的戏剧。红色戏剧在苏维埃的旗帜下萌芽长大；在长征途中历经磨难，始终彰显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豪情壮志；在全国解放后，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戏剧继续发挥着缅怀先烈、鼓舞民众的重要作用。

史料记载，1927年南昌起义后，革命军队挥师南下途中，军事参谋团的几位女同志，就利用战斗和行军间隙排演小话剧，她们自编自演的《老祖母念金刚经》，有情节、有人物，开启了红军部队演剧活动的先河。[3]剧中的老祖母是个农村老妇，她与世无争，信佛念经，期望过上平安日子。可国民党军队强行拉夫，夺走了她的儿子，家中失去依靠，孙子又因病而死，老妇与儿媳凄苦难言，痛断肝肠。此剧揭露了国民党统治欺压人民的社会现实。

1928年1月红军攻占遂川，党代表罗荣桓将连队分成若干小组，打着写有“宣传队”的红布旗子，到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动员，这是最早的红军宣传队的创举。1928年元宵节，红军在于都演出了当地知识分子陈子才创作的小话剧《收谷》，此剧取材于当地的真实生活，表现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和欺辱。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庆祝大会上，文艺积极分子主动上台表演。此后红军宣传队正式列入部队编制。宣传队员可以不背枪，不服勤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呼口号、写标语、教唱新民歌、化装演讲、演出活报剧等。在井冈山、遂川一带，红军宣传队演出过《活捉肖家璧》《毛委员的空山计》《打狐狸精》《打土豪》《二羊大败七溪岭》等活报剧和小话剧。

1929年1月，方志敏创作了表现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方志敏自己扮演张三，此剧结构比较完整，人物虽然是类型化的，但是却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其现实作用十分明显：当戏剧演到农民斗争地主的情形时，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声。

红军部队建立之初，军事斗争任务紧迫，因此有人认为宣传队是“闲杂人”“卖狗皮膏药的”，认为干革命还是要靠枪杆子。为此，毛泽东专门写文章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他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1929年12月，红军在福建上杭举行古田会议，制定了政治部设立艺术股、健全红军宣传队、以大队为单位设立俱乐部的方案。彭湃、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肖华、邓发、萧劲光、徐特立等都成为红色戏剧的活跃分子。

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一批精力旺盛的戏剧人才汇聚到苏区，他们不仅带来苏联等国的外来文化气息，也从上海引来了左翼戏剧的种子。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的李伯钊，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沙可夫，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对话剧颇为熟悉的钱壮飞，吹、拉、弹、唱样样见长、很有文学功底的胡底，能写戏、演戏、画得一手好画的赵品三等人成为红色戏剧的骨干。“每逢打了胜仗，进一城，占一镇，总要召开群众大会，祝捷大会，演几台话剧。另外，部队在利用战争空隙来休息和休整时，除了洗衣服、打草鞋、擦拭武器，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以外，还以驻地为单位，举行晚会，‘演他几个戏’，这样，话剧就成了部队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了。”[5]红军宣传队演出的《明天》《骑兵歌》《燃萁煮豆》《父与子》《旧世界》《阶级》等小话剧，深受群众欢迎。通过演戏，他们向老百姓宣讲了革命道理，老百姓与红军不再隔膜，共同感受着戏剧的事理人情，哭在一起，笑在一处。

1931年11月，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钱壮飞、李伯钊、胡底等负责文娱活动，演出了钱壮飞执笔的话剧《最后的晚餐》和李伯钊执笔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前者表现一个青年画家找到一位樵夫做模特，要画出世上最美的男子，十年之后，他在一座监狱里发现了一个面目丑恶的男子，想以他为模特画出世上最丑的男子，可是囚徒却认出了画家，原来他正是当年的樵夫，他撕毁了画家的画，反问他：“说我最美的是你，说我最丑的是你，天地间的美丑、善恶、真假，凭的是什么？”此剧揭示出邪恶的社会吞噬了美，将人变成了丑陋的怪物。《黑奴吁天录》则是李伯钊根据她在苏联看过的一个戏剧改编的。此剧反映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和对残暴的奴隶主的反抗。此剧由胡底扮演黑奴，李伯钊扮演黑奴妹，李克农扮演奴隶主，钱壮飞扮演侯爵，何叔衡扮演法官。演到黑奴暴动的情节时，台上台下一片喊打之声。

1932年9月，“中央工农剧社”在瑞金沙洲坝成立，它的前身是“八一剧团”，剧社章程规定：“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其社歌唱道：“我们是工农革命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指示新社会的光明。”[6]张欣、倪志侠、洪水（越南人）、赵品三先后担任社长。1933年5月，“汀州、叶坪、红军学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以及一些单位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发展社员六七百人”[7]。当时苏区的报刊如《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上，还出现了一些戏剧评论。

1932年12月，李卓然等构思了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当时来不及写出剧本，就拿故事大纲进行排练，红军将领罗荣桓、林彪、罗瑞卿等参加了演出。此剧对蒋介石进行了讽刺，在12月30日新年夜上演，红军战士们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十分解气。

为了壮大红军的宣传势力，1933年3月，李伯钊创立蓝衫剧团学校，着手培养苏区的戏剧人才。1934年经瞿秋白建议将剧校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由李伯钊任校长。学校面向苏区的红军和群众招生，这是革命根据地创办的一所新型艺术学校。学校隶属于瑞金工农剧社总社，并直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领导。该校集中了许多文艺人才，组成了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李伯钊、石联星、王普青、刘月华、施月英、施月娥等任专职教员，沙可夫、赵品三、钱壮飞、李克农等来校兼课，开设了政治常识、唱歌、活报剧、舞蹈、文字课等等，学期五个月。这所学校先后为红军部队和苏区培养了一千多名戏剧人才。

“工农剧社总社和各地分社、支社的建立，形成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红色戏剧’运动的大繁荣。这一阶段，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创作兴旺，演出频繁，已深入、普及于广大群众之中。当时经工农剧社和教育部编审推荐、油印出版的剧本数以百计，其中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剧目有：《我——红军》《松鼠》《战斗的夏天》《为谁牺牲》《活菩萨》《沈阳号炮》《武装起来》《一起抗日去》《无论如何要胜利》《最后胜利归我们》”，等等。[8]演出时没有灯光，演员就把松树枝放进铁丝网里点燃，创造了舞台照明用的“松光”；演员化妆没有油彩，就用红纸泡水、掺和猪油当化妆品使用，用木炭当眉笔；乐器不够用，他们就上山抓蛇，用蛇皮做二胡。到前线演出时，演员们自带武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苏区红色戏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奠定了延安乃至新中国戏剧的人才、思想和艺术基础，它继承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光荣传统，带有左翼戏剧的革命属性，追求鲜明的政治目的和现实意义。团结民众、教育民众、投身革命、英勇斗争始终是其艺术宗旨。二是这些戏剧在艺术上虽然显得简单、粗糙、不讲究形式美感，带有“急就章”的性质，但它所凝聚的革命感情十分真挚，它是带着战士们的体温和革命理想的豪情创作出来的，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三是红色戏剧是“舶来品”——话剧艺术本土化、民族化、普及化的有益尝试，参与者官兵一致，观演统一，戏剧变成了部队生活的重要内容，部队也仿佛在与戏剧一起举行着一个伟大仪式，在这种仪式中，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得以教益，心灵得以陶冶，情感得以沟通，理想得以树立。

二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悄然从瑞金出发，渡过于都河，开始了悲壮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大部队离开瑞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胜利结束。据统计：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山脉，其中五座位于世界屋脊；长征渡过三十多条河流，多半是汹涌险峻的大江峡谷；长征走过了吞噬生命的大片湿地，其面积几乎和法国国土相等。

长征途中，湘江之战红军牺牲惨烈，在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和凶猛屠杀中，很多红军战士喋血沙场，血染湘江，当地老百姓甚至流传着“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建立于中央苏区，隶属于红一方面军、成立于1930年的战士剧社，“过湘江前，还在湘江岸边设立了宣传鼓动棚，用布搭起棚子，插上红旗，宣传员为过路的红军指战员唱歌、说快板、用硬纸壳做成的喇叭筒喊口号，鼓舞士气。军号一吹起防空号，队员们马上把红旗一拔，就地疏散、隐藏；飞机一走，红旗又竖起来，宣传员们督促大家奋勇向前快过江。”“进入贵州山区后，当地群众常常围拢在宣传员身边听宣讲，听‘送郎当红军’的歌子，有些青年马上参军跟上队伍走了。”[9]“长征是宣传队”之言可谓不虚。“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概念”[10]。这一新概念即是国民党的统治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形态必须改变，共产党的政权是为普天下劳苦百姓谋幸福的政权。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色戏剧发挥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宣传队往往跟随先头部队出发，在大大小小的战斗间隙和临时宿营地，战士们暂且休息，宣传队员却要跑前跑后，振奋精神，为战士们说快板、跳舞、唱歌、演剧，让战士们放松心情，增强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心。翻越雪山时，有宣传队员来鼓气：“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红军战士真英雄，奋勇向前进，创造新的根据地，大家要努力！”过金沙江时，有宣传队员来呐喊：“铁的红军勇难当，胜利渡过金沙江，帝国主义吓得大恐慌，蒋介石弄得无主张，我们真欢畅！”[11]敌人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让战士们不断流血牺牲，红色戏剧家钱壮飞、胡底等就牺牲在长征路上。但弹尽粮绝、衣不蔽体的艰苦卓绝却无法消磨红军战士们的意志，相反，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始终充溢于他们的生命之中。

在长征途中，戏剧爱好者截取身边的生活，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演出活报剧和街头剧。其中的《北上抗日》《我当红军去》《破草鞋》《扩大红军》《亡国恨》《宁死不屈》等很受红军指战员和沿途老百姓的欢迎。甚至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当地群众存在语言上的接受障碍，但是这些戏中人物带有类型化的特点，动作比较夸张，情节简单易懂，因此不懂汉语的群众也能看得明白，受到感动。

《我当红军去》是由红二方面军集体创作的四场小话剧，角色是青年雇农和财主。第一场，雇农受不了财主的欺压、毒打，他愤怒了，决定离开：“我当工人去”。第二场，雇农当了工人，可是老板一出场，他一看还是原来的东家，他决定离开：“老子吃粮去”。第三场，雇农跑到国民党部队，当了一名哨兵，站岗时因未向长官敬礼，被狠狠打了耳光，他仔细一看，这人还是原来的财主。此时枪声大作，群众高喊：“红军来了！”国民党军官吓跑了。哨兵觉悟了：“我当红军去！”第四场则是在革命队伍中，这位青年受到了热烈欢迎，感受到回家般的温暖。此剧情节简单，通俗易懂，从典型性的人物关系入手，开启民智，宣传革命道理。由一个演员扮演地主、资本家、军阀，一方面可以简便易演，另一方面也明白地告诉群众，这些人沆瀣一气，欺压穷人，骨子里是一路货色，只有在红军部队里劳苦大众才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实现翻身做主的社会理想。

《破草鞋》的出现与红军战士们的转战经历密切相关。1935年，在长征途中，红军机智灵活地甩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先头部队继续前进，沿途扔下一些无法穿用的破草鞋。有战士说，蒋介石的部队追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就给他几只破草鞋吧。红军宣传部长黄镇来了灵感，与战士们一起边走边构思了一出小喜剧：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要了解剿共情况，招来心腹薛岳和吴奇伟密谋，蒋介石大骂贵州军阀王家烈无能，委派此二人亲自出战。蒋介石在电话里听到他们虚报的战果，还十分高兴，谁知传来红军渡过赤水，穿越娄山关，进驻遵义城的消息。蒋介石大为恼怒，此时薛、吴二人提了一双破草鞋上场，垂头丧气地来向蒋介石报告。此剧诙谐幽默，生动有趣。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时，此剧首演，后来成为长征途中的“保留剧目”。

长征中，李伯钊三过草地，当粮食断绝之后，她就带领宣传队员采集可以吃的野草做成标本，送给战士们作参考，以免误食毒草。据王震回忆：“无论在云雾缭绕的崎岖山道上，还是在茫茫草地的宿营处，伯钊同志经常不顾疲劳，唱革命歌曲，增强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那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许多同志因伤病、劳累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但伯钊忍受着冻饿劳累，常常拿出自己的一点给养帮助别人，还为红军指战员教唱革命歌曲，表演舞蹈，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增添欢乐，就士气振奋。”[12]有一天正在挖野菜的李伯钊和队员们遭遇了二三百人的国民党骑兵，李伯钊急中生智，对身边的一个小号兵说：“敌人来了!快吹号！”小号兵吹响了集合号，其他部队的号声也开始响应，顷刻间，号声此起彼伏，敌人不知就里，竟然慌忙逃去。

在主力红军踏上长征之途时，一部分红军战士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政治上抵制王明路线，被迫留在苏区。在历史的并置时空里，他们坚持斗争，以奋斗不息的方式奏响了另一部红军长征的悲壮乐曲。

1934年秋冬，主力红军长征离开江西苏区，国民党部队先后占领宁都、兴国、瑞金等县城。陈毅、项英、陈潭秋、瞿秋白等带领留守在苏区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瞿秋白将文艺战士重新组织起来，组成“战号”“火星”“红旗”三个剧团，每团二三十人，继续宣传革命，号召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不给国民党军队留下一粒粮食。1935年初，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瞿秋白召集三个剧团在于都举行汇演。他们与群众对山歌，宣传共产党好，参加红军光荣，抒发对北上抗日的红军的思念之情。观众们挤在山坡上，人山人海。三个剧团的节目展开了比赛，演出了《牺牲》《非人的生活》《女英雄》《我们的队伍来了》《摸哨》《抢粮》等等，留在苏区的红军指挥员都来当观众。在红军的文艺史上，这是一次最为悲壮的演出，万千观众冒雨观看，谁也不肯离去，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晨起鸡鸣。演出结束不久，根据地便被国民党占领。

瞿秋白十分重视战火中产生的红色戏剧，他选出汇演中五个比较优秀的剧本，编成集子，油印出来，他为之取名《号炮集》，意思是这些革命的戏剧像军号与火炮一样，本身具有战斗力。他还曾经想拿到上海去出版，可惜的是这些剧本在战火中散佚。瞿秋白、刘伯坚、何叔衡、项英等人也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三

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长征的亲历者李伯钊，决定把这一举世闻名的壮举表现在舞台上，她与于村、海啸等人合作，完成了三幕九场歌剧《长征》，这是新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长征题材的戏剧，也是第一次把长征壮举和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推上舞台。

为了探索歌剧民族化的道路，《长征》融入了红军战歌、根据地民间小调以及长征途经地区的民谣，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担任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审读了剧本并提供意见。李伯钊选定焦菊隐来做导演，于是之扮演毛泽东。为了演好革命领袖，李伯钊不仅让于是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还为他安排了一次进入怀仁堂、观察毛主席的机会。听说于是之在话剧《龙须沟》里扮演过程疯子，毛主席还风趣地说，疯子好呀，干革命就得有点疯子精神！

《长征》凝聚着李伯钊的革命激情，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英勇不屈的伟大历程。剧中的主要人物是红色苏区叶坪的小通讯员谢富贵，他跟随部队北上抗日，一路上历经磨难，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见到了毛主席。舞台上的毛主席，面向这位小战士，背对着观众，在进行作战动员。剧中表现出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气概、革命豪情深深打动了观众。

8月演出时，舞台上的毛主席一出场，观众欢声雷动，激动不已。这让毛主席有所警惕，观剧后不久，他托人带话给李伯钊：“写革命，写长征，都很好，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做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吧，大小380余次战斗，有几个方面军啊，还有那么多领导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13]李伯钊决定继续修改，把歌剧改成话剧，可是话剧还未上演，一系列政治运动已经开始，由于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长期幽禁。恢复自由后，李伯钊历时三年，八易其稿，将歌剧《长征》改成了话剧《北上》，于1981年在建党60周年前夕由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上演，此剧主要表现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内部团结与分裂的斗争，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表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

表现长征的另一部大戏也是长征亲历者写的，这就是陈其通和他的话剧《万水千山》。作为15岁参加长征的小战士，陈其通以自身的体验，带着满腔的热诚，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艰苦的长征写得惊心动魄，雄奇悲壮。此剧原名《铁流两万五千里》，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广受好评，它气势恢弘，构思雄伟。《万水千山》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营教导员李有国、副营长罗顺成、第一连连长赵志方等作为贯穿人物，以红军过彝族区、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重要场景为戏剧表现对象，艺术地展现了伟大长征的真实足迹。蓝马扮演的李有国在艺术上十分成功，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英勇乐观的革命英雄形象。

《万水千山》于1975年和2011年两度重新排演。2011年的演出，陈其通之子、总政话剧团一级编导陈嘉陡成为导演，为了真实再现自然环境，演出时还增加了一块宽14米、高6米的LED显示屏，“在保持话剧《万水千山》原有的高度写实主义表演风格的同时，此次复排的《万水千山》加入了全新创作的七段大合唱、三段集体舞，以写意的画面来展示部队行军、打仗，战斗画面与轻松歌舞浑然一体，把不同艺术形式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14]年轻演员在饰演红军战士的过程中，自身的精神也得到了净化和陶冶。

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许多长征题材革命历史剧依然保持了对于长征壮举的景仰以及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弘扬。1997年，唐栋编剧、傅勇凡导演、广东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天籁》，以“战士剧社”所经历的长征为主线，表现了红军文艺的重要贡献以及文艺战士的理想信念。

戏剧的主要内容是，湘江之战，负责鼓动、宣传的战士剧社损失惨重，队长牺牲，其恋人朱卉琪带领队员转移，负责接应他们的营长田福贵留在剧社，对此他心有不甘。朱卉琪曾经留学苏联，苏联红军送给她的留声机她一直带在身边，留声机所传播的天籁之声，鼓舞过很多红军战士，因此，在战场上，宣传队员周月儿为抢救剧社的留声机奋不顾身，战士李槐树为掩护她而负伤失明。在长征路上，朱卉琪与田福贵身为剧社社长和协理，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农民出身的战士，文艺专才和军事能人之间不断产生矛盾和争执，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的，让他们逐渐接近、了解、钦佩对方，田福贵教朱卉琪学会了射击，朱卉琪教田福贵学会了识字，两人成为了能文能武的好搭档。周月儿在照顾眼部受伤的李槐树的过程中，两人互生爱意。可是在剧社为俘虏兵演戏时，被俘的王来德认出演戏的月儿是他逃跑的童养媳，为了追随月儿他也加入红军，但是他不想吃苦，他让月儿跟他回家成亲，为此偷走了留声机，还以毁掉留声机来要挟月儿，两人争执中被国民党追兵发现，月儿中枪牺牲，一直靠声音辨识月儿的李槐树眼睛复明，可是却再也见不到月儿的音容。戏剧的最后，战士剧社经过各种考验到达陕北。此剧结构完整，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文艺战士在长征途中的情形，以留声机这一贯穿道具的反复出现，象征革命文艺的浴火重生，革命精神的不散不灭。

2012年，赣南采茶歌舞剧院演出的《八子参军》，由温何根编剧、张曼君导演。此剧是真实历史的现代改编。1934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老汉杨荣显，先后将八个儿子全部送上革命前线，这八个热血男儿都先后英勇牺牲在“反围剿”的战场上。《八子参军》发挥了采茶戏专擅抒情的特点，把送子参军的杨老汉变成了杨大妈，在母子情深中表现儿子牺牲的英勇，母亲失子的怆痛。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寡母杨氏带着八子生活惨淡，苦不堪言，红军来了，他们有了田地房屋，快乐幸福，他们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因此八子一起报名参军，把“扩红模范”的大匾扛回家中，可是如何对母亲开言，他们犯了难。母亲支持儿子参军，可是按照红军的规定，必须有一子留在家中。满崽因为有了心上人兰花，因此只能看着其他兄弟整装出发，母亲送别儿子们，殷殷叮咛：“老娘缝了红肚兜，兜里装着一把土。老娘要你牢记住，生你养你靠红土。”在红军的辗转征战中，七兄弟相继牺牲，满崽跑上前线，要求参加红军，为兄弟们报仇，被指挥员拒绝。回到家中的满崽被母亲认作逃兵，严厉痛斥，他被迫说出兄弟们牺牲的事情。母亲一面感受肝肠寸断的痛苦，一面忧心国民党白军的疯狂报复，她明白满崽不能留，他必须跟红军走。匆忙跟兰花圆了房的满崽追上红军队伍，开始长征，不幸牺牲在雪山上。戏剧结尾时，母亲独自面对八只空空的小竹凳，却不见凳上生龙活虎的八个儿子，她感慨万千，思绪难平。怀孕的兰花劝慰婆婆，她们心里仍然有梦，有希望，为了红军的根苗和未来的愿望，她们活着，盼着。此剧把母亲怀胎生子的艰难与革命政权的孕育生成进行比照，形成互文性关联，形象地表明革命政权与中华母亲的血脉相连，正是因为无数母亲剖心沥胆般的痛苦牺牲和无私奉献，才换取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新时期以来有关长征题材的戏剧创作，创作者不再是长征的亲历者，但是他们或是出身军旅，或是具有浓厚的革命历史情结，因此在戏剧构思和形象塑造中，延续着对长征精神的自觉弘扬和对红军先烈的深深景仰。如果谈到创作心理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李伯钊、陈其通等前辈剧作家所着意表现的浪漫主义、乐观精神有所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对红军战士“虽九死其尤未悔”的艰苦卓绝、惨烈牺牲的历史还原，以及对其信念追求的体悟与表达，特别是对处在生死边缘、极端情境中红军战士的抉择、行动、心灵、人性的探寻，给今天的观众带来历史的感悟和思想启迪。

在当代舞台上，表现红军长征题材的戏剧还有很多，如1959年首演的评剧《金沙江畔》、1991年根据电影改编的歌剧《党的女儿》、1996年空政话剧团演出的《湘江，湘江》、2007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马蹄声碎》、2009年风雷京剧社演出的《长征路上》、 2013年由著名音乐人三宝、编剧关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2014年四川凉山州歌舞团演出的歌剧《彝红》，以及2016年6月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原创歌剧《长征》等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征程，是无数革命战士书写的英雄传奇，是凝聚着牺牲精神和奋斗意志的人类壮举，也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铭刻的历史记忆。关于长征题材，已经写成的文艺经典将传诸后世，尚未写成的文艺作品还将继续。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静媛）

[1 ]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2 ]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 参见郑邦玉主编：《解放军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4 ] 毛泽东：《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5 ] 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6 ] 中国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

[7 ] 《工农剧社成立各地分社》，《红色中华》第81期，1933年5月20日。

[8 ] 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88页。

[9 ] 高励：《我所了解的红军长征途中的“战士剧社”》，《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

[10 ]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99-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