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长征题材文艺创作，首先关涉到一个前提性问题，这就是对于题材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如何认识？过去曾经有过“题材决定论”与“题材无差别论”之争，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各有其片面性。不能说题材决定一切，但题材在文艺创作中又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为题材是文艺作品意义生成的重要来源。而题材本身的意义显然是有差异的，不同的题材自有其意义价值生成的不同指向。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必然指向对历史真实和历史理性的追寻，这与日常生活题材创作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红军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更是应当充分重视其题材特点与意义价值。如今我们正处于消费主义时代，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中的消费主义，而且也表现为精神生活领域的消费主义，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打造成娱乐至上和快乐主义的消费品，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在笔者看来，历史题材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应当以比较严肃甚至是敬畏的态度来对待，显然不适合用来“戏说”和满足鄙俗化的娱乐消费，否则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然而，题材毕竟只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写”和“怎样写”的问题，这甚至比前一个问题更重要。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创作观念和价值取向等，不仅决定他会如何选择题材，而且还会制约他怎样来对待和开掘这个题材，以及往什么样的意义向度上去创造生成作品的价值。对于红军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今天应当如何来回望和反思历史？又如何让历史告诉今天和未来？从以往的文艺创作中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从以往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怎样选取这一题材进行创作，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就取材而言，有些作品是全景式反映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如《万水千山》《长征》等影视作品；也有的是截取长征过程中的某些片段或重要事件加以表现，如《突破乌江》《金沙水拍》《四渡赤水》等。就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而言，有些作品是对长征历史事件纪实性地加以反映，也有的是以长征为历史背景进行虚构性创造，还有些作品是纪实与虚构兼而有之进行兼容性创作，等等。本文着重关注和探讨的，是从创作立意的角度，来看创作者“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以及文艺作品意义价值取向的不同。在笔者看来，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立意和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还原性或纪实性的写作，如各种长征题材的回忆录、报告文学、纪实性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等。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在于作者的创作立意及其追求的目标，是力求真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和还原历史事实，注重作品的真实性品格及其认识价值。如果细而分之，其中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写作取向。一种是偏向于史实性叙述，力求以朴素的情感和朴实的文笔，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把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并不过多地考虑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应当如何认识评价，这样的作品显然更接近历史文本的意义价值。另一种则是更多具有文艺创作特性的写作，即作者对于选取题材的角度和意义开掘的方向，有自己的自觉思考和追求，而且叙述手法和风格也比较讲究文学性或艺术性。这类作品同样具有比较严格的真实性要求，并不刻意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去裁剪历史事实，而是让题材本身的特点以及叙述的独特视角来显现某种意义价值。也就是说，作者把自己的历史认识和思考，潜藏在题材选择和故事叙述的背后，从而引起人们的历史反思，从中获得某种历史启示。像卜谷的《少共国际师》《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以及将要问世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等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写作立意和创作追求，具有某种独特的意义价值。

        二是歌颂性或纪念性的创作，如大型史诗《长征组歌》、电影《万水千山》《突破乌江》、小说《七根火柴》等。此类作品的创作立意和价值取向比较明确，也比较单纯，就是歌颂伟大的长征精神，即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领袖人物的英明智慧和丰功伟绩，红军指战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品德，等等。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中，无疑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和感人故事，值得文艺家对这类题材进行深入发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把伟大的长征壮举艺术地展现出来，使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当代得到歌颂和传扬，使之成为激励当代人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样一种创作立意和价值取向，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过问题在于，这种类型的创作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比较容易导致简单化和模式化，成为某种单一性的歌颂，这意义价值就会比较有限。而且，这种类型的创作如果在题材处理和表现风格上过于趋同，在同样的主题意义层面上不断重复，也容易导致审美疲劳或引起心理逆反，这显然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是融合了历史真实性与反思性，更富有思想和艺术“张力”的文艺创作类型。如魏巍《地球的红飘带》等小说作品，以及同名电影和电视剧《长征》等。与上述两种类型的创作相比较，此类作品的创作立意和价值取向就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一些，即并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真实和提供某种历史认知，也不只是单纯地歌颂某种精神，而是融入了创作者更多的理性思考，使作品具有更丰富的价值内涵和启示意义。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好评，不仅在于某些艺术上的创新探索，而且更在于对题材内涵的开掘，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历史反思，真正成为了“有思想的艺术”。 这既值得作为文艺创作经验来进行认识总结，同样也值得文艺评论来对这些作品的价值内涵加以阐释，揭示其历史启示意义。

        应当说，以上几种类型的作品都各有其特点和意义价值，然而，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从文艺创作本身的更高要求来看，后一种类型的创作追求或许是更值得重视的。如果以这类作品为主要对象来探讨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其中就有一个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的“张力”关系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当今，我们是在长征已成为遥远历史的时代条件下，在已经有了一大批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基础上，来重新讨论长征题材文艺创作问题。这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方面，显然不应当简单重复过去的创作模式和套路，而应当努力寻求自我超越；另一方面，无疑也不应当曲意迎合当下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盛行的现实，而应当有更高的艺术追求。那么这种寻求自我超越和更高艺术追求的趋向，理应寻求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的统一。然而实际上，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之间并非自然趋同，而是存在一定的内在紧张关系。毫无疑问，真正严肃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都应当尊重历史真实。文艺创作中所要求的历史真实，当然不必等同于历史文本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它的基本要求在于：一是历史大事件的真实，包括作品中写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二是历史氛围的真实，即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和场景，能够让人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实感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三是细节真实。“细节决定成败”这个说法，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同样适用的。巴尔扎克曾说过：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就毫无可取了。细节真实更主要是一种“真实感”，它要符合特定的历史场景与情境，如果文艺作品没有生动的细节描写，或者细节描写不真实，就难以做到使人物故事血肉丰满，所谓历史大事件的真实也要大打折扣。然而，文艺创作显然不同于历史书写，它的目标不只是“还原”历史真实，它还应当给人们提供比历史真实更多的东西。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说当代人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总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出发，用当代意识去观照和解释历史。历史叙事尚且如此，文艺创作就更是需要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为了更贴近地了解和认识历史事实，在创作中更好地达到“历史真实”的要求；而“出乎其外”则是要从历史事实中跳出来，从当代意识的高度来回望和反思历史，从中获得某些认知感悟和历史启示，这也就是“历史理性”的要求。真正的艺术创作，必然要求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统一，这样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才能获得它应有的深刻性，在给人艺术感染和震撼的同时，也能够启人心智，成为“让历史告诉今天和未来”的艺术启示录。当然，在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即彼此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如果过于注重历史真实而忽视历史理性的观照与反思，文艺作品就会仅限于歌颂或还原，缺乏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感悟和思想的力量；而如果过于强化历史理性而忽视历史真实，也容易造成理念胜于史实，思想大于形象，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上面说到的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普遍的好评，也正是在于融入了更多的历史反思，努力寻求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统一，能够给人们更多历史启示。比如，与过去那些纯粹还原性或歌颂性的文艺作品不同，这些作品是把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作为“悲壮的史诗”来表现的，突出地反映了它的“悲壮”性。具体而言，这种“悲壮”性，一方面是“悲”即悲剧性，另一方面是“壮”即壮烈性。过去歌颂性的创作立意，所注重表现的“长征精神”，都显然是偏重于“壮”的一面，而对于其“悲”的一面，却较少触及或有意无意地予以回避。而后来以同名电影和电视剧《长征》等为代表的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则比较全面地表现了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壮”性，其中对于悲剧性一面的展现，似乎更体现了历史的反思性，因而更具有历史理性精神。

        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再现和反思，我们可以比较强烈地感受到这样几个方面的悲剧性。比如，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国民政府居然还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要将民族内部的异己力量赶尽杀绝，把“主义”之争和党派矛盾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把权势之争演变成为生死之战和血腥屠杀，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来反思和展现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既能激起国人悲愤的民族情感，也可以引起人们的理性反思，让历史告诉后人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再重演。再从红军的命运方面来看，这种悲剧性还在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居然要听命于远在国外的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要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外国人按照外国的经验和军事教科书来指挥红军打仗，这种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陷入困境，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转移。长征途中遭遇湘江之战，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后来在生死攸关之时被迫做出选择，改变了这种教条主义瞎指挥，按照毛泽东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打法，才使红军得以走出困境绝处逢生。人们常说“教条主义害死人”，这在许多情况下或许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说辞，而从这种血的惨重教训中获得的认知感悟和历史启示，则无疑要深刻有力得多。与教条主义“相辅相成”的则是专制主义与压制民主。政治军事的最高决策由个别人说了算。更为严重的是掌权者抱着教条主义不放，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压制民主，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即使遭遇失败付出血的惨痛代价也拒不认错，仍要一意孤行按照错误的既定决策拼到底，有多少红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实际上是在为这种独断专行的错误埋单，真可谓悲莫大焉！只是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党内的正义力量奋起抗争，才终于改变了这种专制主义的决策机制，更多发挥民主与集中领导体制的作用，党和红军的命运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把长征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和血的经验教训反映出来，不仅能让人们感到震撼，更能够引起人们的理性反思：其实岂止在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中是如此，在其他任何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与集中的领导机制，任凭执掌权力者独断专行与压制民主，又怎能不导致严重错误和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长征的悲剧性还关涉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与派系斗争，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有的人还纠结于自己的权势地位，无视党和红军将士的命运，坚持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这对于党和红军来说又是何等的悲哀，这也无疑增添了长征的悲壮色彩。

        由此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中感悟到体制与人格的关系。有人说，一切战争都是人性的战争，这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反映红军长征这一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不仅可以引起我们对于战争本身的反思，同时也能引发我们对于体制与人格关系的反思。如果一种比较健全的体制，由人格比较健全高尚的人来践行，或可使其发挥最大的正面效益；而如果由人格有缺陷的人来践行，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制的扭曲，或使这种体制的正面作用大打折扣。反过来说，如果是一种有缺陷的体制，由人格比较健全高尚的人来践行，则有可能克服这种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从而避免一些错误或灾难；而如果由人格有严重缺陷的人来践行，就有可能使事情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从而带来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像长征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是对某种体制利弊的检验和拷问，同时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格高下的检验和拷问。实际上，长征途中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显现出这些人物的人性品格：有的勇于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有的顾全大局胸怀坦荡，有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有的担当重任却缺乏主见，有的据理力争却力不从心充满自责，等等。一些文艺作品较好地展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人性品格，让我们看到了长征这一悲剧性历史情境中，那些崇高人格精神的闪光，以及某些悲剧性人格的展现，从而使人们受到历史的启示和人格精神的洗礼。

        总之，长征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悲壮的伟大历史事件，与长征事件本身的巨大影响相比，目前对于长征题材的开掘及其艺术表现显然还远远不够。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既需要有还原性的写作，力求比较客观真实地再现长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面貌，为人们提供必要的历史认知；无疑也需要歌颂性的文艺创作，满腔热情地讴歌长征的英勇壮举和伟大的长征精神，使人们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激励；同时，可能也还需要更加富于反思性与历史理性精神的创作，把长征作为“悲壮的史诗”从多方面加以观照与表现，从而给人们更多的历史启示。应当说，长征事件无论多么伟大，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它都是悲壮的，其中充满了悲剧性。红军长征是被迫的战略转移，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付出了数万人生命鲜血的惨重代价，它本不应该这样发生，这样的历史更不应该再次重演。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不应该毁灭的东西毁灭了，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性。长征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其实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历史事件，长征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为什么会如此惨烈如此悲壮？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或“合力”构成了这样的事件？它给这个国家民族以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人的命运带来了什么？这些都是值得反思和追问的。

        我不太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只要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思想性自然就有了，文艺创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突破。在我看来，当今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待突破。把长征的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可能只是解决了真实性问题，并不必然解决了思想性问题，或者说，那种不言自明的思想性可能只是一种表面性的东西。真正有一定深度的思想性，显然是需要对题材加以深入开掘才能获得的。当然，在此基础上，艺术上的创新突破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适合题材要求的独特艺术表现，那么再好的思想性也无法打动情感深入人心。因此，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既需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需要处理好题材意义开掘与艺术表现创新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使当今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真正成为有艺术的思想，有思想的艺术。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韩宵宵）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