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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评众筹:艺术公共化对“个体中心”的消解

2016-06-17 阅读: 来源: 作者:邹文 收藏

  所有艺术门类中,美术的视读优势十分明显。只需较短的审视或读取时间,一件作品便可完成呈现或陈述。这一优点足让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等“时间艺术”的创作者、鉴评者羡慕。文学家看同行的小说、传记、剧本;音乐家听同行的歌曲;演员看同行的表演,都得花去不少时间,但美术家欣赏同行的作品却可能不消片刻。这一特性带来美术的一大特质——出新周期短。美术工作者于是成了职业创新者,同时也是个体价值的守护者。他们曾经贡献了文艺复兴,让人类所有美好的心愿呈现为画面——宏图或蓝图。美术门类的特性,有一个“尊私”的内核。因为,共性需要靠个性的附丽,才能呈现多样;新意需要通过反常求得对常态的突破;大众往往依赖精英带来启示。社会的动能源自个体。强调个体意义的“尊私”,既然是社会的合理需要,一直巩固着个体意义的美术家,便一直被文化史宠幸。

  比如一棵树的树干,是基本的共通的共性,如果不分叉,只算一根单一的主干。主干分叉,才形成差异化。分叉越多,差别就越多,枝干再分枝再次干再枝桠再树梢直到树叶出来,终端的这部分表现了差别多样的最大化。真正的丰富,形成于叶片,体现为叶片。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才是丰富和生命力旺盛的大树。在这里,叶片恰如个体,代表差异即多样的终极成因。美术家承担着叶片的角色,他们坚持个性,制造风格,勉力创新,无不为求差异。为了不被共性吞并,他们致力于拉开与主干的距离。他们所有创新尝试就为证明想象力不绝,挣脱常态和共性的能力犹存!美术家们的个性,代表人类守望创新,簇拥着与众不同的豪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美术家可能更会反感 “众筹 ”的概念,而极端强调个性。他们一个个的真相是自我中心主义者,表现得不苟同于人,与他人差异明显,通过想法、样貌、风格或经历,不怕各色、另类、奇葩,要的就是行为或故事的与众不同。

  许多画家苦于无法与众不同而极端地拔尖,就以解衣磅礴、蓬头长须、形容枯槁、离经叛道的装疯、装单纯、装无辜企图抄捷径偷渡到天才或大师席。在常人眼中,美术家不少神经病,事实上美术家犯神经病的几率的确高于常人。米开朗基罗、梵高、高更、毕加索、高迪、达利、蒙克、苦瓜和尚、八大山人等大师、天才,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也同时被视为文化英雄。人们对美术家发疯不仅只有原谅其实还蛮欣赏和期待。于是,美术家得到一种文化史的怂恿,纷纷亮出疯癫或怪癖,以证超凡和苦心孤诣。

  中国的文人画家,将自我中心的个体价值推向极致,形成了一种“尊私”的传统,或是神化特立独行,往往爱离群索居,卓尔不群,离经叛道,故意与公众拉开距离。他们是个体价值的象征,构筑了一部以文人画家为中心的中国美术史。这部美术史分明表示,文人画家的私人情趣,就是时代审美的标准;他们的个人专擅,统领流派风格;零零散散的际遇和故事,拼出画史的叙事;私人而小众的行为,特写又放大了他们的文化贡献,随便轻描淡写,也会生发重大内涵。自娱自乐怨愤难张的作品产出以后,却还是多供权贵圈内专享。

  这样的文人画,依附着封建文化和农业文明,虽然高度强调了个体价值,但并不同于现代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定义。须知,现代社会的个体价值,是个体对社会整体的正能量反哺。极端“尊私”的传统,滋生个人大于公众的概念,具有几方面的消极性:一是遮蔽了其他个体价值;二是往往与公众无关只是自娱自乐,满足一己的宣泄或表达;三是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难于承担先锋实验和引领。以往的传统生存状况,鼓励了绘画题材的圈地专享,纷纷据守某种自留地,持有画猫画狗画马画驴画虾画牡丹画荷花画仕女或画竹子的一种排他性专利,导致绘画题材的狭窄。许多作品只有他自己懂,只有他自己认为好,只在乎圈内沙龙化、知音群、小集团的观看、评价、吹抬,基本上把公众忽略在一旁。

  但是,在现代社会,一切艺术都实际上已离不开社会关切。一只属于私人的风筝只要放上了天空,这个风筝就不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而被公开,成为所见即所得的公众化后果。这即是说,现代社会,已不能不是一个文化公开并被迫共享的社会。忽视共享的作品必然缺氧,脱离公众的文化必然失道寡助。我们尊重的对象,也许需要转向具有公共精神的作者、作品或其行为。

  这种公共精神,早早包含在许多传统文化中。半坡文化的先民们,一起制陶一起捕猎一起分配,连死了都会埋在公共墓地。在古希腊、罗马遗址以弗所,现在还存有公共厕所的原迹,人们在厕所顺墙并排围成的十几个坐坑上,还会边议国事边出恭,不误交流。古希腊百乳女神阿尔特密斯,即罗马人所称的荻安娜,用她身上长出的一百个乳房,来表达普惠共享的思想。而中国封建时代传统艺术中尊私的风气,却指向专享特供。皇家园林的主人,希望足不出户,就把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攫进自己的产权范围,关起院门来独自享受。大自然本来很难私有化,但这尊私传统,竟然忤逆到可以独占并豢养大自然。显然,这与众筹时代的精神相违背,但它恰恰却是“艺术家中心主义者”的向往。

  众筹时代,意味着社会成员,最大化地共担社会建设的成本,也共享文明进步的成果,形成共促社会整体进步的普遍动能和机制。以前的社会产品总有稀贵、精品、普通、劣等的四级分配,都集中向力求精品一级。庶民百姓,背靠现代社会,由于工业文明的洗礼,众筹机制的形成,经过艺术设计的优化,得以普遍享受以前王公贵族才能独享的品质。反过来说,某种社会欢迎的品质,正是因为经过公众的检验和成本分摊,才越来越优化。众筹,帮助集中最好的智慧研发,实现以最好成果,回报全体成本分摊者。在这样的机制下,单件产品的精良正在失去意义。

  一棵小树,也会有分枝和叶片,但不如一棵主干更大的树枝叶繁茂,原因是,更大的树的主干更粗壮,可以供应叶片更多营养。众筹强调了主干的丰富和重要,但并不抵触和消减叶片的价值。现代社会公共性越被强调,反而越能释放个体的能动。这就是我们在国外许多地方,经常看到无名无姓的普通人,会在公共场合中,极力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体育技能或探险勇气的原因。

  2015年的8月,我在德国魏玛的一处广场,还看见了一件独特的行为艺术作品,艺术家在广场中心设了一个四面玻璃站台,号召人们献出自己的隐私,走进其间,将私人的尊严或隐秘,献祭给公共环境。于是,有裸妇,有孕妇,有父女,有虔诚的教徒,有战争的批判者,残疾人,不同政见者,轮流走进了这个玻璃屋,表达在现代社会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私人观点。这种公共至上的观念表达,旨在寻求个体价值与公共精神相谐和共融。极端自恋的美术个体创造,开始为公众的参与腾出空间。一些经典作品,也可以被公众解构或演绎,实现文化延展的二度创作。比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被其他艺术家进行各种改编;成为引发众筹化再度创作的因由。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或各种各样的变体。

  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一位艺术家制作了1992头“牛”,借着奥运的宣传,向世界各地派发。许多地方,为了响应奥运,而购买了其中的一件。艺术家原创一头“牛”,被本土化地乘上1992,完成了一个众筹大手笔。

  美国新泽西州特伦敦国际大师雕塑园,也有类似的作品,是著名雕塑家约翰,将梵高、马蒂斯、雷诺阿等人的名作,由画面再度转制为雕塑,形成连片的雕塑化的世界名画集锦,令人震撼。

  纽约的时代广场,有一块电子广告屏,在周遭的数十块广告屏中最引人注目,引起共鸣。原因是,该广告屏设置了一段以爱为主题的镜头捕捉。当出现心型图案和LOVE的字样时,屏幕下的观众,会被屏幕上方内置的一个镜头摄入,即时进入屏幕里的实况播映,于是,很多观众便争相站在特定的位置,等待被捕捉的“开奖”,然后在期待和狂喜中,拍下自己出现在心形图案里和Love字样上方的幸运。这些镜头还会随着自媒体时代手机传播的巨大潜能,向世界扩增扩散。

  众筹时代就是这样。有意忽略个别的异质而相信人们的大同小异,比如爱,比如亲情,比如优美,比如和平,一定有广泛的共识,体现着价值的同质。于是,最大公约数被现代艺术奉为第一优先。不同于以往故意离群索居的艺术家,现代艺术家更懂得众筹——切合公众话题,代言公众心声,釆纳公众支持,主要针对公众去表达与传播。基于这样的尽量最大化最广化的宽口诉求,现代艺术总是在寻找广泛的知音。

  在迈阿密的一处酒吧,天花板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纸币。来自不同地方的顾客,为了表达对该酒吧开放空间的赞赏,临走时都会把自己国家的零钱贴在那里,表达一种又幽默又极端的力挺。整个酒吧就形成了一种国际化的众筹景象。

  现代的很多大企业也是这样,利用该酒吧的工作原理,打造企业文化和经营之道。印度的塔塔集团,开发产品时致力于降低成本,实现最大施惠面而不是最大利润的销售,以吸引更多人,让更多的人买得起。这些企业并不是在慈善,他们研究透了其实众筹是一种生产力,公众的购买其实是参与了资金贡献。股民都是某支股票发行公司的投资及其风险分担者。越是讨好他们,越是扩大服务面与供应面,越能确保资金源、销售面和利润率。当然,不二法门就是要彻底贯彻公众化和全球化路线。公众化意味着不在乎批量化和标准化以外的盲区弃守;全球化意味着不必恪守某种本土风格,不仅仅为某个地区某一类人服务。

  苹果公司正是秉持众筹理念而成功的。打开IPHONE的产品,最让人震撼的是竟有几十种语言菜单的选项。说明苹果产品的开发者,一开始就考虑到人们不管持有何种语言,一定都可以共享苹果的产品。于是,苹果借助于全世界人的共筹,赢得更多的资金,更广的生产基地和市场,反过来搞更频繁的研发提升,形成难以匹敌的全球性助力。

  显然,众筹帮助了很多人类行为和活动,是某种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欧美各地,都能看到集市上私人出售的陶艺作品。在中国引为自豪的陶艺,现在已经广泛进入了欧美的家庭,许多人家里有窑炉,创作陶艺成为人们休闲养生的一种方式。孩子从小学习制陶,学校经常有交流展览。这也是一种陶艺文化的众筹,不再专擅,不再小众,陶艺的普及,就构筑了陶艺创新的庞大社会根基。陶艺的丰富多样,比任何时候都有机会。

  美国非常重视这种众筹。在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幅夜景照片令人震撼。它是美国60年代升空的宇航员,从太空拍的地球景象。在美国最强盛的时期,夜晚的地球上,地面灯光更多密集地出现在美国的领土,竟然镶嵌出了一幅灯光版的美国地图。美国国境以外的地方,相比都在黑暗中,只有美国灯火通明,一片繁华。这样的审美角度,显然过滤了小众的、个体的、私人的情趣,凸显出某种集合而规摸化的意义。美国举办的几届奥运会,政府都没有出资,全靠社会的众筹机制。几处奥运现场,都能看到地砖上刻满了美国捐款人的名字。每个人捐款40美金或更多,就积少成多地汇集起举办奥运的经费。这种众筹精神,似乎已在美国成熟为社会伦理。美国两次战争,都有一幅广泛发挥影响的招贴画,是山姆大叔用一只食指,指向画面以外的你——当然这其实是指向了每一个有兵役义务的美国人,在开启保家卫国的众筹机制。当你并未丧失纳税、兵役、投票的能力时,国家从不会忽略和无视你的存在,因为你是众筹的一个因素,一股力量,他们总会找到你。

  对每一个个体参加到群体力量中能动的调取和采集,决定着社会的活力与效率。当然,这要以公共资源和公共成果能够普惠为诱因。日本箱根附近有一处温泉,被开发成市民福利发放点,任何日本人只要走到此处温泉共享的地方,便能在那里泡脚。有一个日本人去内蒙古的恩格贝,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金钱,购买树苗,默默地在一片戈壁沙漠,为自己的理想植树。现在他已故去,但他种的树已经蔚然成林。他把福利献给了日本领土以外的邻国,展现了关切人类的大爱,想是受到了众筹思想灌输的结果。当初,诺贝尔遗言所有奖项,都要面向全世界的候选人。曾遭到一些瑞典人反对,认为他不是一个瑞典爱国者。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正是因为诺贝尔将颁奖对象设置为全人类,才使瑞典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在这个众筹的时代,什么东西才是最艺术、最为关键、最核心的呢,当然是艺术的人民性,文化的人民性。众筹,孕育着平权、普惠,目的是均好。理性忽略差别,不是一味地强调差别的个体意义,而要看这种个体价值,能不能反哺于公众的主干。因为树干粗大,枝叶才更茂盛。中国文人画驯化的尊师的艺术传统,正是短缺众筹的基因,而在当下捉襟见肘。走向艺术为人民的时代中心时,艺术的自私,势必经历反省。个体能动,是为公共利益而发挥的。专享,集中向少部分人和圈子,提供作品的价值观,也受到了轻视和颠覆。新的时代发出这样的强音:人人尊严,多数优先,普天关怀,交互发散。人民性是现代艺术、现代文化的核心,人民性的新理念正转换成众筹的哲学依据和逻辑出发点。

  20世纪60年代,德国艺术家博伊斯认识到了艺术已经由小众不得不走向大众,提出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早就蕴含着众筹的资源和力量。如秦兵马俑,被证明是分户组件预制承包,釆用原始流水线工艺完成的。汉代的耳环,也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众筹成果。设计者将使用者类推和折衷到了一个基本而广泛适合的需求范围,形成多数视角,排除了个体的差异,尊从大众。新石器时代慢轮或快轮制陶,民间年画、窗花剪纸的复制性生产,以及兵马俑反映的流水线创制,蕴含着文人画缺乏的众筹经验。这种生产机制,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启示。每一种民间美术都是原创,加接受、加修正、加完善,再加扩展的结果。在这里,原创并不等于作品结束的状态,原创以后,还要有多环节的改进、增删、重构、完善或传播。这种原创者私有中心瓦解的艺术合作,当然就是一种众筹。艺术职业的权力在泛化,重新回到社会分工前人人可以参与艺术的那种时代,使得作品的优化更有压力,也更有源源不断完善的机会和条件。

  众筹于是形成跨文化、跨国界的效应,最终凸显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即人民是一切,众人决定一切。艺术也要追求人口红利,一个人口大国凸显出众筹的绝对优势。1949年,中国通过宪法确定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宪法为众筹提供的法治基础,意味着依托职业艺术家涵养个性,孵化原创,先锋实验,启示哲理的时代已经结束,万众创业,全民创新,艺术家个体中心千年老店的危机来临了。自我和个性,当然有助于丰富多样。但在众筹时代,大众创新产出原创的机会,多于依赖艺术家职业化原创的机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新解读,揭示三方面的真相:首先,人的进化已经停止在高度趋同阶段,个体差异正在缩小,缩小成了大同小异。人很多地方是一致的,正是人的相对一致性,确保了多数优先、人民至上的法理。就该针对这种一致,去创造,去提供服务,去采集力量;第二,全球化导致跨国依存成为人类新常态。人们不再只局限于自己的国界中,独善其身,自给自足,但求发展,必须相依为命,群策群力。某一种产品,某一种艺术,仅仅强调只为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圈子而生存而创造,出息不大,既然有了就应该让人类共享;第三,互联网时代开启了传播的大交互,所谓全媒体,就是信息的发出与接受的密度增加。人们的个体关系,已经不好坚守于孤芳自赏,离群索居,寻求卓尔不群的怪癖或孤高。

  联合国的统计已确证,全球一半以上的人类,都生活到了城市。城市的集中,使得人与人的关联空前密集,相互帮助、相互给予、相互采集,也成了新常态。没有理由仅仅强调艺术家私人的中心思想。对中国来说,更应该面对全世界去完成众筹。因为,人口第一多的国家,更需要全世界的资源,全世界的技术,全世界的经验成果来纾解压力,采纳助力,扩大影响力。以众筹的眼光看,最多的人口并不是最大的负担。中国的意义在于,十四亿人实现温饱或者幸福,便意味着人类的每五个人中的一个有了温饱和幸福。中国的意义显然更具有人类的总价值。如果不在更大范围里去看中国,中国的发展就会被窄化。可见,众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人口不是包袱,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机遇、能量。

  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事艺术,不能不以公众的利益至上,不能不尽量让粗大的树干长成去补益每一枝桠、每片叶子的丰富。叶子也应该反哺主干的粗壮。有了这种众筹的意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一定可以助益民族的复兴。

  *邹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公共艺术家

  *责任编辑:程阳阳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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