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领域我是外行，最多可以算是粉丝。我上中学的时候曾是文学青年，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诗歌之类的东西。后来觉得光看小说诗歌还不够，就开始看文学史和文艺评论，再后来就专注于理论，特别是哲学了。“久违诗神觅智神”，慢慢地弄得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了。但我在哲学中重点是搞价值研究。价值论，是在传统的伦理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经过变革提升，形成的一个新的哲学基本原理分支，专门来回答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的共同问题——价值问题。

　　文艺是负载人类价值和价值观念的高级形式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我觉得，同西方传统哲学相比，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特点，它更是一套伦理政治哲学，也就是价值哲学和价值思维方式。而西方哲学则主要是存在论和认识论，或者叫真理论的哲学。价值思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势之一。所以我说，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当然，这个自信不应是自我封闭情况下的自我欣赏，自高自大。而应该是建立在一种自觉自省基础上的自信。

　　那么，我们的传统价值思维有什么特点?它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主要区别在哪里?可以用两个词的关系来代表：一个叫“应然”，一个叫“实然”。或者说，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描述与评价的关系，等等。

　　而从哲学角度看文艺，就认为它是负载人类价值和价值观念探索与表达的高级形式。与科学体系主要揭示“实然”不同，文艺(价值和价值观念)主要代表人们生活中的“应然”。当然，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每项作品的本身也都有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的实然与应然，通过作品实现交叉的双重表达。

　　当年促使我研究价值问题的一个案例，也是与文艺有关的：曾经流传很广的“最好还是最坏演员”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两大戏剧理论流派，在创作思想导向上的一个差别：戏剧对生活的再现，是应强调实然，还是更注重应然?似乎斯坦尼派更强调前者，布莱希特派则更强调后者。但二者之争也告诉我们，实然和应然并非简单地、界限分明地、一次性地划分清楚的。我经过多年的研究，深感弄清楚个中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目前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多年撕扯不清的情结，也往往与如何把握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有关。

　　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价值思维的特色

　　一般说来，人类的早期思维是不大区分这两个方面的。从古希腊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是把“真”和“善、美”混在一起说的。到了17世纪，西方哲学在休谟那里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和反思。是休谟发现并提出来：我们讲的道理，本来一向是讲“是什么”问题的，怎么忽然就跳到“应该怎样”的问题上去了?这是怎么来的?属于什么理论?有什么根据?遵循什么逻辑?这个问题震动了整个哲学界，各种回答和争论此起彼伏。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认识也不是很统一的。有一大派坚持以“实然”为主导，主张只解决“是”和如何认识“是”的问题(知识和真理体系)，这一大派里包括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学派;另一大派则是以“应然”为主导，主张多研究和应用实践中的价值理论，包括实用主义和其他人文主义的学派。简单说就是一个“真理派”，一个“价值派”。两大派的具体人员和名字都有很多。

　　虽然到现在也没有争论出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是他们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区别及其意义。而且依据柏拉图以来的学术传统，西方哲学总体上还是注重“是”即实然的问题，主张首先弄清实然，然后再讲应然，追求在弄清实然的基础上探索应然，从“是”走向“应该”。他们的正义观，也有“以正为义”的特点。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开始也不区分实然和应然，并且在不加区分的同时，较早地逐渐形成了一种主导思维方式，就是“以应然引导实然”，有时甚至是以应然取代实然。例如儒家学说，在讲仁义道德的时候。就是把人“应该”怎么样，当作“是不是”人的标准。比如人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而不大关心人实际上本来是怎样的。比如讲为什么应该孝敬的时候，喜欢用羊羔跪奶、乌鸦反哺等自然界的实然现象，来论证人伦上的“应然”规范。在很多传统艺术形式中，我也有这种发现。比如咱们的传统国画，有的画家画的山水和眼前的山水不是一回事。因为他是受了眼前山水的启发，构成了自己认为美的那样一种形状。这叫做画出自己“胸中的丘壑”，并不强调对眼前的真实做多么深刻的把握。

　　我去希腊看神庙的人体雕塑时，偶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希腊人对人体和人体美的把握，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那么充分，那么准确了。他们就是通过观察人的实际，从中去找什么是人体的美。反观我国传统对人的描述，恐怕就不那么注重表现人本身的原初形象，尤其是不能展示裸体。我们形容美人时，也不说她鼻子长什么样，眼睛长什么样，只说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讲佛祖神仙长什么样，也只说“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就是和他的地位身份相称的、应该具有的那个模样气质。具体啥样，给每个人自主想象留足了空间。国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用个头大小，或用服装服饰来表明他们的身份地位。《陌上桑》描写妇女之美，笔墨多用在她的服饰穿戴上了。至于本人到底长什么样，言行举止的特点是什么，总是挖掘的不深，琢磨的不是很透，说的不具体。但是，一旦说到人“应该”怎么体现仁义道德时，则总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说的很实在、很详细。这就叫做“用应然引导实然”。我国传统的正义观，也明显地带有“以义为正”的取向。这也是我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一个“实然”特征。

　　学会理性地区分“应然”和“实然”

　　“用应然引导实然”的思维习惯，至今仍有很大作用。有些人用他认定的“应然”来检验历史，选取他认为有意义的重要的东西。比如昨天的历史书说得不够清楚、完整、准确，引起了怀疑。于是今天我就完全挑相反的事例来否定以前的东西。这是我说的用应然剪裁历史，必然虚无了历史。目前较多的是从以前的“童话史观”，轻易地滑向了另一种虚无——“碎片史观”。

　　谈论任何事物，都需要首先懂得区分实然和应然、描述与评价。有时候，认认真真地把事情看清楚，是第一重要的。你先不要判断好坏、说长道短，要先弄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那样发生的，后来的经过如何，等等。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楚完整了，也就是了解实然了，这是前提。而评论、评判好坏、说长道短，即价值判断，则总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一般不会众口一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对实然的把握不足，评价就会根据不足，基础不牢。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你的立场再正确、动机再高尚，你说的也多半是理想主义的，主观化的、一厢情愿的。

　　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明白，或不太自觉。你跟他谈实然的情况，他认为这不是应该的，所以反对你的陈述，说你浄添乱;你跟他讨论应该怎么样，给他提比如改革的建议时，他强调现在还没达到条件，无法做到，实际是放弃了努力。可见，过分强调应然，会导致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或唯意志论、强迫主义;过分强调实然，则会导致宿命论，犬儒主义、消极主义等等。

　　对实然和应然，我们都要防止独断主义的孤立化、静止化。真正有效的应然，只能是从实然中找到的。怎么从实然中去找应然呢?马克思是个榜样。马恩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曾指出过这个毛病：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句句真实，针针见血;但说到应该怎么办，将来应该什么样的时候，他就不管实际了。他是靠拍脑袋，尽力往好处想。“真理、正义、自由、幸福”等等什么样，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这样，他想的越多越详细，就越是陷入空想。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之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现有的缺点和弊病的时候，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在造就改变这些东西的条件，包括主体工人阶级，包括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等在内。而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推动这一历史过程向前进步。

　　所以说，马克思为什么自信?马恩两个人就敢面对全世界提出挑战?这么高的理论自信度，原因有二：第一，他坚持科学的态度，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资本主义，清楚描述了资本主义。他在实然问题上是站得住的。第二、在应然即价值取向问题上，他是站在全人类的利益一边，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着想的，并不是为自己的一家一户，一帮一派谋利益。因此从道义上讲，面对任何人也都可以问心无愧。这两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以主体性担当去立足实然，争取应然

　　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各种自信，都不是来自自我标榜，盲目自大，而是来自踏踏实实地观察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充分的自觉、决心和自信。正如中国传统艺术比较讲究意境。并不是满嘴“我自信”之类的词藻，而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像贾岛的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反而显得自信。

　　我觉得，理论自信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找准自己的立脚点：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基础。充分的认识理解从过去发展到今天的现实，对现实和实然有充分的理解：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是这样的?有什么不好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有一个名言，大意是说：历史从来只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什么东西作为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解决那个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就已在现实中酝酿着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它们。这也就是我国成语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在产生问题的地方，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因素和条件在酝酿发生着。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它们，支持、扶持、推动其自我发展。

　　另一个，就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提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一个大的误区，或是困难，就是有人总想以各种方式解构、瓦解、分化人民。说是为人民服务，却总是看不见人民在哪里。自从中央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概念就一直受到一些人的置疑。“人民”到底是谁?有人老想用什么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甚至意识形态来分化、消解、取代人民，不承认“人民”是一个神圣的、独一无二的最高主体。

　　而我们说的人民这个概念，是历史地形成的。过去“人”和“民”是分开的，“人”是高贵的、掌权的，“民”是低贱的，被奴役的。自从近代“人民主权论”形成以来，“人”和“民”两个词才合成一个词，并且是“合‘民’以从‘人’”。它的意思是，把所有参与人类正常生活的人归于一体，叫“人民”，不再按身份地位、宗教和种族等标志来划分内外高低等级，只将极少数的个别的反人类者、专门害人杀人的变态分子排除在外。只有他们才不是人民。其他的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是在担当人类的正常生活的人，就属于人民。

　　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讲人民内部矛盾时，人民就是包括四个阶级在内的一个整体，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从此以后，上述这些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要在人民的范围内解决，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解决。但是，当时有些理论问题没有解决透，可能是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有所转变，觉得还不如抓阶级斗争更重要，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来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又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分成敌和我、好和坏，然后两者死掐。这种思维方式现在还阻碍着我们理解现代的人的生活和人类的需要、人类的前途。

　　主体定位问题，是我们在应然层面上要自觉的。社会本来是多元的，让不同的人说应该怎么样，肯定会不同。那么大家如何形成共识?就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承认只有人民才是最高的价值主体，我们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员，是从人民的高度想问题。这样多元之间才能找到对话的目标，确立公共话题上寻求相互结合、公共一致、公平合理的平台和结合点。

　　所以说，从实然怎么走向应然，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我们自己要自觉。我们自己就是人民，要学会怎么样说人民的话，为人民说话。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0期 总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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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顺：价值观念与文艺表达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0期（总第13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