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是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传承、发展的，以一种薪火传递的接力式形式演化和递进。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经济类型(游牧和农耕)，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丰富辉煌的文明和经久不衰的凝聚力。

　　关 键 词：中华文明 草原文化 游牧民族

　　草原文化[1]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是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传承、发展而来的，并以一种薪火传递的接力式形式演化和递进。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

　　近些年来，随着对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文化界已达成一种共识，即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经济类型(游牧和农耕)，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丰富辉煌的文明和经久不衰的凝聚力。草原文化以其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刚劲气质和精神风貌，与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相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变革、充实和更新，并长期保持着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草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为中华文明输送着养分，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探讨，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并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诸如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在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近年来，随着学界对草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在考古中发现，几乎在黄河、长江文化兴起的同时，远古时期的北方草原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从大窑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数十万年的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北方草原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由此，北方草原文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在学界，研究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史学观点，逐渐认识到，除了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源头，即草原文化。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界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做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做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2]

　　从北方草原的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址不难看出这一认识的正确和重要意义。

　　最具影响力的大窑文化遗址，是在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发现的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33公里的保和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30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是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石器工具制作场。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堪称远古文明的奇葩。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石核、石片、石斧等石制工具，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之后，又有许多外国考古工作者先后赶到这里考察。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科学研究，以及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和吕遵愕先生的鉴定，这里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一个保存较完整的石器制造场，距今已经有70万年的历史了，相当于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的时期。大窑遗址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石器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同时也说明中华文明是多源的，不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华古老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也是远古人类劳动和生息的地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也是我国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还有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有晚期智人化石和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产。20世纪20年代中外学者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包括45个种类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以及被称为“河套人”的几件失去原生地层的人类化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萨拉乌苏河一带的地层堆积、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石制品等文化遗存，做了多次的综合考察和分析研究，将原先的“河套文化”分别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和水洞沟文化，认定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期，并确认河套人创造的文化是萨拉乌苏文化。据科学断代，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万至3.5万年。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一些原始的特征，属于人类进化中的晚期智人。

　　在内蒙古东部的扎赉诺尔地区通往达赉湖的达兰鄂罗木古河道下的东露天煤矿土层中，1933年发现了第一个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迄今已陆续出土16个。考古学家研究定名为“扎赉诺尔人”。经对出土的人类头骨化石和相伴出土的人工制品石核、骨针等进行测定，扎赉诺尔人生存年代距今约11400年，属于旧石器晚期或中石器时代，与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一样同属蒙古人种，由此证明，扎赉诺尔是古人类生存的故乡。

　　1948年，我国学者裴文中在《中国史前之研究》中提到“扎赉诺尔文化”一说，指出了中国北方文化起源于扎赉诺尔文化。法国学者德日进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写道：“扎赉诺尔是东方太平洋沿岸与西方波罗地海之间古文化桥梁的拱心石。”日本学者林谦在《福井文化与北亚文化关系》中称“扎赉诺尔文化可能是福井文化的发祥地”。我国学者刘后一在《追踪扎赉诺尔人》中谈道：“两万年前，西伯利亚还没有人类踪迹，人类起源于南方，在掌握了取火和缝制衣服方法以后，才逐渐向严寒地带迁徒，扎赉诺尔是中转站。”古人类从中原来到扎赉诺尔，西往蒙古、北往西伯利亚，东往朝鲜、日本，再往东越过了万年前还是冰原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创造了古老的印第安人文化。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到达阿拉斯加的移民的后裔。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南北美洲是在约10000年以前。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彻底修改了这一估计。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在大约30000年以前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在3000年以前。接下来是爱斯基摩人，他们不断往返于海峡两端，直到现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美洲离亚洲最近的地区，这时的人口已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对于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渡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460英尺，于是露出了一座宽1300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路桥。如此大的“桥”实际是一块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范围。而且，这一地区由于降水不足，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种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麝牛、驼鹿、麋、山区野羊和石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由于这些动物越过陆桥来到美洲大陆，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在气温回升使海面增高、淹没这块连接地之后，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更为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天的所谓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就种族特征而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可以归类为蒙古种人。他们以颧骨高凸、头发硬而粗、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为特征。[3]

　　新石器时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环境考古资料表明，1万年以前我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4℃左右，在北方草原阴山脚下黄河岸边和东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森林茂密，水草肥美。由于人口增长，渔猎狩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前4500年左右农业人口增多，各部落财富得到积累，成为中国最早出现原始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

　　最具盛名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距今5500年左右。除引人注目的大型祭坛遗存、丰富多彩的彩陶遗物外，玉龙和成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向世人展现史前时期北方西辽河流域灿烂文化。早在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法国学者德日进、桑志华和中国学者梁思永等，就开始了对赤峰远古历史文化的调查和探索工作。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人在赤峰红山前、红山后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并于1938年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称这里的远古文化为“赤峰第一期文化”。这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早在5000至6000年前，就有一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猎的先民，在红山附近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

　　1954年，我国学者尹达将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1958年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刘观民先生进一步提出红山文化“分区域”的研究思想。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字纹陶器、细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具石鈻和桂叶形双孔石刀为基本特征，此外还有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出土，这说明它是一种属于北方农耕经济发达的原始文化。其标本经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距今在5500年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至3000年之久，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期，其分布范围广阔，西起洵河，东至医巫闾山，北到乌尔吉木伦河，南达渤海北岸，其中，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尤以敖汉旗地区最密集，仅文物普查就发现有500余处。

　　红山文化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苏秉琦先生把它称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指出：“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4]

　　二、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某种文化,应该对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人们说起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经常认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族群，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所相同的地方只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在北方地区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的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其来源和组成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田广金、郭素新结合气候变化对内蒙古地区史前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们指出，在最后冰期结束后，从公元前6千纪末至前5千纪末的适宜农业发展期间，北方长城地带从东到西均发生和发展了农业文化。一个是东南部的兴隆洼——红山文化体系，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由于离海较近，雨量相对较多，所以旱作农业传入较早，文化发展较快，是全国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区之一;一个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公元前5千纪末，由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溯黄河北上，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同时，太行山东侧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人群经张家口地区西进，首先来到了岱海地区;稍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人群又经晋中地区北上，也来到岱海地区。这两个系统的文化碰撞，融合，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一次农业文化人群的组合。

　　公元前4千纪末期，起源于华山脚下的以重唇口小口尖底瓶和变形鱼纹盆为代表的半坡一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人群也来到岱海地区。经大面积发掘的岱海王墓山坡下遗址，代表了该文化类型的社会发展水平，故称之为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该类型的聚落遗迹布局，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聚落布局不同。王墓山坡下遗址位于山脚，靠近坡上中间有一座大房址(87平方米)，房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下部按等高线分布有一排排小房址。大房址居高临下，显然是氏族部落首领居住或议事的地方。在多数小房址中，出土了成组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显示每座房子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说明原始氏族制度的平等原则开始被破坏了。

　　在上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人群来到了内蒙古中南部，与当地仰韶文化人群角逐、融合，形成了当地的“海生不浪文化”。其代表性的器物组合为：仰韶文化的尖底瓶系，大司空文化的小口双耳罐系，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系(包括龙鳞纹彩陶)，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二次人群组合。这种组合是以“姻亲”为主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前叶，早已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开始西进，与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国北方迸发出第三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其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在岱海地区距今4300年的降温事件发生后，老虎山文化开始东进和南下。向东，石城建筑技术和鬲文化因素渗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向南，构成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另一支沿汾河谷地南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成为进入文明阶段的陶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

　　纳西族学者和士华考证，纳西族的祖先是4000年前从内蒙古凉城岱海老虎山迁徙到丽江的，他们已经到老虎山考察，找到了东巴经中记载的神山、神海、神石，只是神树没有找到。纳西族古籍中记载的“居那若罗山”(巍峨的厉虎之山)，就是位于凉城县永兴镇的老虎山。所称的神海“美利达吉恨”(天地间的达海)即位于凉城县蛮汉山与马头山之间的岱海。所说的黄色的龙海，就是位于凉城永兴镇的永兴湖。神石就是位于永兴镇的黑老夭山顶的一块巨石，高40余米，重200吨。这个考证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古籍的记载。二是民俗的印证。古籍中有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记载，一共64站，都有具体的名称。民俗中有人去世后的送灵魂回族地的仪式，一共33站，倒着往回走，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居那若罗山”——老虎山。[6]

　　进入青铜时代，在岱海中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地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甚至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此后气候向干冷期转变，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变化最为明显。人们不得不缩小农业的比重逐渐向畜牧业转变，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的特征的器物开始出现。考古专家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重要遗址朱开沟遗址(距今4200年至3500年)各文化层所含植物孢粉的分析，以及对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植被变化而复原的降水曲线研究，得出朱开沟遗址早、中、晚期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不断恶化的结论。进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铜时期以后，随着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方式逐渐由原始农业、渔猎定居转向游牧。北方草原地区的部族有的南下到相对温暖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在草原上开始游牧生产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可以看出，北方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所以变成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生态环境、族群变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中国北方戎狄诸族，由于其畜牧业本身就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仍然遵循着中原农业民族的礼制，在朱开沟遗址中就发现了商式铜鼎和铜爵等礼器。《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的记载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同种同根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草原文化在经历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等几个高峰期的发展延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长河。这个长河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江大河，使中华文化汇江成海，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海洋。

　　三、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核心内容

　　游牧文化起源于何时，学界说法不一，较普遍的说法是肇始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内蒙古西部的朱开沟文化。从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北方草原转向干冷期，受气候的影响，原始农业开始衰退，大规模的畜牧业——游牧经济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开始了由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的过程。

　　据田广金、郭素新考证，在距今5000年时因普遍降温，红山文化突然消失，在岱海地区亦出现了300至500年的农业文化空缺现象，从此，中国北方文化的中心，逐渐由西辽河流域转移到内蒙古中南部，这就是以石城的出现为标志的老虎山文化。这时因东、西部干湿环境异相发展，西部的朱开沟文化由农业逐渐向畜牧业转化，东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发展至“方国”文明阶段。在距今3500至3000年冷干气候发展阶段，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畜牧业文化南移、东进，又顺大小凌河北上，与多种文化融合发展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发明了骑马术之后，进入了半游牧阶段，在距今2500年气温回升后，趁列国逐鹿的机会又从东向西回移，南下至明代长城沿线。生活在草原环境中的狄和部分西戎人，发展成纯游牧民族，即后来的匈奴族，其余的部分山戎、西戎人随农业民族北上逐渐被同化。[7]

　　据专家推断：中国出现青铜器的时间，大约在商代以前。青铜铸造出的各种器物，替代了原有石制工具，对人类生产力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代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青铜器，由于这些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又最具特有的风格，因此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游牧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并不限于鄂尔多斯高原，在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及辽西等草原地区，都包括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的范围之内。它在发展过程中，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周边文化的精华。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选用了草原上习见的猛兽、猛禽及食草类动物形象，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手法，加上大胆的构思，做成器物的装饰图案和花纹。它的设计和制造也很轻便小巧，以适应畜牧、狩猎和骑射的需要。其中特别以青铜短剑和青桐饰牌的种类为多，极富形式的变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就发现了大量的铜镞和短剑，器具和史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马是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先机，马既是他们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各式马具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便于驾驭马的节约、防护马要害部位的马面饰。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头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出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骑马术的出现，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从畜牧经济向半游牧、游牧经济转化的界标。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当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共同构成了北方青铜文化，也就是游牧文化的开始，其范围之广东到辽海，南跨长城、殷墟、渭河和黄河流域，北到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及蒙古，西越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达里海。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游牧文化成为草原文化的重要内容。

　　草原文化经历了细石器文化、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游牧文化以及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之后，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草原文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1]　“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了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见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草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收入《草原文化史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见《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4]　苏秉琦：《中华文明新曙光》，《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　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30页。

　　[6] 和士华：《纳西族的迁徙与融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116页。和士华：《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59—267页。

　　[7] 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31页。

　　*巴特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内蒙古文联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杨静媛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期 总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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