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诗文本的诞生与完型，因其与潜意识、意念、直觉、智性相联系，造成颇多艰涩、跳脱、变幻之面相。上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崛起”,使现代诗文本的客观“承载量”遭遇巨大挑战，更教主观接受的无边开放性愈演愈烈。本文认为，现代诗终端接受可以用“阐释共同体”作为接受前提，以“哑铃”模式保持接受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接受终端的心理响应可以细化为好诗接受的“四动”，在心理响应细化基础上，展开接受的坐标与接受的品级梯度，达成接受的辩证实现。

　　关 键 词：现代诗 接受前提 “哑铃模式” “细化响应” “品级坐标”

　　百年新诗,渐成一套写\读\评体系，而处于新诗前端的现代诗，则充满更多实验、探险的意味。现代诗文本的诞生与完型，因其与潜意识、意念、直觉、智性相联系，造成颇多艰涩、跳脱、变幻之面相。百年来，尤其后40年，微词与指摘接连不断。上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崛起”,强化了接受终端的话语权重，使得现代诗文本的客观“承载量”遭遇巨大挑战，更教主观接受的无边开放性愈演愈烈。为纠正某些偏颇、偏离，本研究侧重拎出四个问题：现代诗的终端接受响应，需不需要某种前提条件?如果需要,如何认领接受过程中的动态平衡?而接受终端的心理响应可否做进一步细化?在细化基础上，又如何展开接受的坐标与接受的品级梯度?达成接受的辩证实现?

　　一、接受前提：“阐释共同体”

　　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打开了新诗、现代诗接受的无边开口，它一方面抑制作者中心、文本中心的长期“主宰”，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在个人“重口味”驱使下，所谓“只要你认为好就是好”的通行认证，正在把人们引向接受的“迷津”。那么在尊重个人千差万别的“胃口”面前，我们是否有必要找到一个基本共识的“平台”以避免无序的混乱?费什在《阐释集注本》提出的“阐释共同体”(又译阐释团体)应是可行性方案之一。

　　“阐释共同体”虽然没有显示老康德的鉴赏判断的审美心理遗迹，却有“共同”认知的面影。严格意义上，阐释共同体只对趣味相近、相似的读者团体、社群、圈子起作用，因为背景、经历、教养关系，他们拥有相对连锁的“共感”基础，即拥有“家族相似性”的血缘。远祖、近亲、同乡、朋友、上司、下属，在宽泛意义上都可组成“家族相似性”群落。他们千丝万缕或若即若离——在文本关系上至少保留某种亲和性，容易完成沟通交流。换句话说，一旦阐释共同体(或家族相似性)得以形成(不管以何种方式)，就意味着个别成员对文本意义的决定权开始削弱，而多归属于共识性的“趋同”。

　　阐释共同体不是绝对稳定的，纵使它维护相对一致的策略，但阐释策略会因各种因素起变化而需加以订正。其生机在于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对话协商基础。或者说，为克服个体差异，人们应更倾向接受冲突中的“和解”部分，在接受妥协中争取最大公约数。平息与妥协，是阐释共同体应有的“调解”机制。

　　客观说，费什这一共同体观念是比较理想化的，“从阅读中抽取差异和问题，复将它们投射入阐释团体之间的差异，这样就肯定了每一读者与每一团体的程度及经验的统一和同一性。”[1]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又会落入到连费什本人也不愿意看到的接受的同一律?而实际上，号称共同体的内里，根本上还是无法排除个体差异的，所谓的“共同”，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可供弥补的调节与缝合。这无疑也暴露出“阐释共同体”自身的脆弱与破绽。

　　阐释共同体的盲区无疑分布在艰涩玄奥地带，从事多年写作的诗人与诗歌研究专家也不时会叩问无门，知难而退，这是无奈的事。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上述类似的“反例”和盲区，就轻易踢开阐释共同体——否认它作为一种接受前提的可能。毕竟，多数人在现代诗这一“特殊知识”氛围里，在“集体无意识”场域下，以社会化或个人化触须，经由“家族相似”的对话争辩，还是能够部分营建共享温床的。倘若连这样一个脆弱的、藕断丝连的前提，都无法接纳而弃之门外，那么现代诗接受的混乱，就不是“溃堤”两字所能形容的了。

　　不管你承认阐释共同体的效应有多少，是公开挂牌抑或临时经营，实际上它既是一种“虚拟”的平台，又是一种现有的实存。仿佛是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又是暂时搭建、雁过留声的驿站。精神、立场、观念、趣味的倾向，或多或少都会自然“结盟”，无论整体宏观或枝节细末，都会留存某些相对共识的理解，而相对共识的理解，总能多少弭平彼此沟壑而趋于求同存异。在共同体内部，经过碰撞、协商、妥协，进行自洽性寻找与选择，至少在最小公约数方面不至于完全落空。举凡两三人的年度编选、三四人的流派编辑、五六人的评奖委员会，操持教材教辅的编写组、撰写诗歌史的联合团队，即便半月见上一面的诗沙龙、读诗会，从未谋面的粉丝团、微信群、诗友圈、俱乐部，更大范围内的同人研讨、在线圆桌——都可以装入这个大篮子、大平台。下面的单哑铃图示所代表的文本接受世界,实际是由形形色色的阐释共同体组成的：

　　宽泛意义上的共同体内部，无数单位成员自由出入，不断诞生又不断消失，不断群集又不断离散(甚至极端到像黄礼孩一人集编辑\出版\评奖于《诗歌与人》“这一个”身上，或者像万里之隔的发烧友，彻夜刷屏争论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他们对峙又交集，赌气又缓解，诗歌接受特有的“春秋战国”，让共同体内部布满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公开与隐秘、成熟与幼稚、威权与乌合、先锋与保守、西化与本土、激进与中庸等大大小小的团伙。每一种各有侧重的阐释团伙，可能造成一时倾斜，但整体趋势都会促成文本“总质量”提升，否则怎么解释在漫长的历史阐释中留下的经典?没有这些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共同体的努力，诗歌发展到今天简直无法想象。即便对它的功能有所生疑，就目前状态而言，它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作为一种相对松散的“控制机制”，它没有完全丧失阻止过分主观、随意的调节功能。理想地看，特别成熟而威权的阐释共同体，还是能召唤独来独往的个体，重返文本意义的基本层面，给予漫无边际的接受，留下“回头是岸”的机会，为“无限有界”说提供一份保单的。

　　二、接受的动态平衡：“哑铃”模式

　　如果说，“心得意会”是打开诗歌接受的古老钥匙，那么个人“趣味”与个人“偏爱”的结盟，就是加快通往现代诗接受的大堂。它们一方面给诗歌接受带来增值几率，另一方面又加剧诗歌接受的即兴随意。在此，接受的主观性向文本的客观性发出了严峻挑战，原本偏向文本客观性的天平迅速向接受的主观性“反转”了。为克服过度倾斜，笔者尝试引出“哑铃”模式。

　　伊瑟尔在《阅读过程：一种现象学方法的探讨》中指出，文学文本有两个极点，所谓艺术极点就是作家创作的文本，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实现过程。两个极点既不能与文本本身等同，也不能与文本实现等同。[2]等同或不等同意味着什么?双方在什么情势下可以趋于等同?西德学者G.格里姆在经过一番“算计”后，给出了文本意义的接受公式：

　　S(意义总量)=A(文本客观意义)+ R(读者接受理解)

　　具体展开为：

　　S(意义总量)=A(作者可能的原义) + T (文本潜在的意义结构) + R(读者接受理解)

　　然而，G.格里姆很快就发现问题而改变主意，重新给出第二个公式。他的修订有一定道理：从广阔的时空看，A几乎没有变化，且读者阅读中不一定能完全领会客观意义，而R则随着阅读历史的加长，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幅度，结果R趋向无穷大。根据函数原理，R的值太大，A可以忽略不计，因而 S(意义总量)几乎取决于读者。于是，他推导出来的最后结果变成：

　　S(意义总量) ≈ R(接受变量)[3]

　　显然，接受主体的能量变成决定一切的因素，仿佛是对此前文本主义的一次报复或反扑。如何缓解两者之间的深刻龃龉?我们试图勾勒文本实现过程的动态平衡——“哑铃”图示。

　　先看横截面：

　　文本结构的自足性与文本接受的开放性可比作左右两个哑铃，连接哑铃中间的“把柄”或“通道”具有隔离的一面，也有打通的一面。打通状态时，即张力所体现的贯穿功能，将文本的客观结构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进行动态的、张弛有度的弹性调节;不打通时，文本与接受处于各自孤立的状态。

　　纵剖面：

　　当横截面做90度转向，通道被“压扁”“消失”，两环前后“重叠”，便成了“同心圆”。假设我们站在外环的接受终点上，往里看，我们将看到内环的自洽自足的文本部分，有机会被接受外环吸纳或抵制。这样，同心圆的趋同性愈大，内环与外环重叠愈多，接受程度愈具一致;同心圆的趋同性愈小，内环与外环的“间距”愈大，接受的分歧也愈大。

　　内外环都带有膨胀系数，尤其是外环。比较而言，内环作为文本客观自足性相对恒定，如果不须考订、修正、改版，它的膨胀系数近乎等于零，这正是它的客观性。而外环则完全不同，如果受众的人数、心理、频度、环境，因某些原因(行政推行、市场制导、通俗流行、时尚引领等)被大大激发，意味着它的膨胀系数增大，这样，接受外环不仅不会与内环重叠，反而拉大间距，甚至远远超出内环的“地盘”，表明文本接受的有效性远远大于文本客观自足性。反之，接受外环遭到压制，膨胀系数减弱，乃至为负，接受外环便缩到比原来内环更小的“面积”，表明文本接受的有效性远不如文本的客观自足性。任何接受，都是一次内、外环的“拉锯”博弈。不过，过大的膨胀系数，不一定证明文本价值就高，过小的膨胀系数，也可能表明文本暂不为人们所认知。一般而言，内外环的动态关系呈现为三种情状，前提是在内环不变的条件下——

　　内外环基本重叠：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大抵“持平”。

　　外环小于内环：文本的客观性愈加“闭合”，接受主观性愈加“缩水”。

　　外环大于内环：文本客观性愈加“发酵”，接受主观性愈加“溢出”。

　　换言之，内环密度较大(如文本紧致、含蓄、适度晦涩)，容易让外环(接受)随之撑大、放大、扩大;内环密度较小(如文本稀松、清楚、过于明白)，容易让外环(接受)随之缩水。当然，稳定得多的内环也会出现“波动”，通常是内环(文本)自身要么过于浅近，要么过于奥涩，必然导致外环(接受)的“不屑”或“拒斥”。而外环如果过于“膨胀”，主要是文本太吻合特定时尚培育太多的流行胃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外环溢出的范围越大，并不证明价值就越高，恰恰许多一时蹿红的文本是短命的;同理，外环的缩水越厉害，也并非证明文本价值越低，因为许多“坚硬”文本需要经过漫长时间得以消化。

　　古典诗歌由于拥有较大的客观稳定性，内外两环的“间距”一般不会过大，审美系数相对“老成持重”，很难出现云泥之别的接受大偏差。现代诗的文本元素不断处在推陈出新的生成中，趣味主宰使得主观接受系数变动大，内外两环的“间距”不仅很难“贴近”，反而呈拉大趋势，故而现代诗接受的开放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放得开”。两难的失衡在于，以文本为中心的接受一旦过于“羸弱”，它只能受制于强大的客观文本的支配，接受增值将有所保留;以趣味为主导的接受主体如果过于强势，接受效应将大面积疯长，导致无边的相对主义。

　　解决这一两难，取决于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这两环能否有序平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张力通道的弹性调节。因为“作品的意义生成，既不是文本对象的客观反映，亦非接受主体的主观引申，而是分布在两极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张力场内，应以开放的动态建构把握它。”[4]由此推开：文本结构的自足性越丰沛，张力通道撑得越开，流量越大，接受越丰富，接受效应越高。反之亦然，接受一方偏弱，说明张力的通道受阻，流量偏少，文本增值的可能性受损，接受效应偏差。这种动态“势能”颇像人体的心肺循环，心脏的血液搏出量(文本)，经过冠状动脉通道(张力)，灌注到体内外循环(接受)。三个环节中，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循环就要被打折扣。如果搏出量少，加上通道粥样硬化，外周阻力增大，灌注面积肯定削减。如果搏出量正常，通道弹性虽不错，但外周毛细血管出现大面积淤积，循环也会出现不畅。

　　上述哑铃模式的建立，应该说，是对此前文本中心主义的相对“抑制”、对接受主体开放性的相对“宽容”，至少有望让双方接近“平分秋色”的同价地位。此消彼长的膨胀系数，也恰恰反映了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动态平衡。乐观地看，这一图示不仅适用于现代诗，或许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文类。

　　三、接受的细化响应

　　传统诗歌接受，向来都定位在“感动”“动人”“打动人心”的心理层面上。笔者承认，感动不失为一个重要尺度，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涉及到人的情感世界。不过，一味横亘着“感动”的标杆，千年不变，也会显得单薄贫瘠，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新诗的发轫、现代诗的推进，已然添加了许多迥然有别的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的、体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荒诞的、怪异的因素，部分改变了现代诗的质地。这样，现代诗的接受尺度，势必要有所增补。

　　具体说，新诗、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来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来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来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笔者想对原有的诗歌接受尺度做些调节，将好诗接受的“一动”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笔者以为，传统好诗靠“感动”安身立命，如若再掺合、调适其他“三动”，可能更靠拢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与心理响应。

　　诗歌接收总体上可用一个“动”字涵盖。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是微动、小动、大动，只要出现“动”——“有所动”——“能够动”，就取得诗歌接受的准许证。再将“微心理”的响应稍稍整理一下，我们发现所谓笼统的“心动”，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可以进一步细化：

图4

　　“心动”作为发射器，显然不止于上述八种“射线”，心动完全可以形成N次方的扩散涟漪，我们只是找出其中重要的四种，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响应“表情”，学习当年郭沫若与王独清所出示的诗歌“公式”[5]，给出一个理想化的“框架”：

　　好诗 = 感动 + 撼动 + 挑动 + 惊动

　　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响应“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象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新诗、现代诗的接受，并非上述简单的一对一“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牵头”，混合着其他“两动”“三动”，形成其他多元的“配对”：

　　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或者是其中“两动”的交集，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的多种接受可能。[6]

　　有人不买账，所谓接受的“四动”响应，完全起源于生理学上的“心动”，充其量只是个心理标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接受标准。果真是这样吗?人类一直以来都把心、脑器官“捆绑”在一起，心脑是一起“并列”工作的。换句话说，心动是脑动的替代物，这使得表面上是心动的心理反应，内里依然可以指向科学意义上的脑动——关乎精神、意识、情感的活动。既然心动的心理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脑活动的真相，表达了精神、意识、情感上的整体倾向性，那么通过“四动”大小、强弱的不等反应，完全有可能出示接受的最后判断。

　　也由此可回应部分人所认定的：有一个“感动”接受的大框架就行了，何必搞得那么琐屑。我们要说，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现代心理学分支可以细致到神经、心灵、实验、统计、遗传、变态、残疾、工程、人机、数学的“末梢”，所谓感动，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心理冰山的一切裂隙了。感动只是代表和显示了明显的部分，那些突如其来的噩耗，难道不是首先指向震撼吗?那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难道引发的不是悸动吗?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连锁触动，那些大起大落、转瞬即变的悚动……这一切，不也多少游离出感动的接受范围了吗?

　　在定性与细化的基础上，我们初步摸索心理层面上的响应，是精神意识和诗性思维的历险，经由语言中介，显现成以感动为征象的接受型构。故而有如下图示：

　　以张力理论审度，这种棱台结构，是现代诗的形式化结构，也是好诗的理想接受状态。三切面所支柱的“纸上建筑”，分别是情感经验张力、精神思想张力、诗性思维张力，它们是建立在第四切面——诗语张力的基础上的。没有诗语张力这一“基座”作为载体，其他三切面只是空中楼阁。同样，三切面张力相互共同作用，使基础性的诗语张力更为丰富与牢固。总之，情感、精神、诗性思维的历险，是在历史现实的“夹合”下，经由文本形式，在诗语张力的基座上留下的“投影”。这些“投影”在接受者那里，最终转换为“心动”的势能与“踪迹”，并且体现多种取向：

　　情感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感动为主导的接受;

　　精神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撼动为主导的接受;

　　思维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挑动为主导的接受;

　　语言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惊动为主导的接受。

　　同时，四个层面(切面)形成张力统摄作用下相拥相济、相辅相生的“拉伸”关系，经由心灵的二度创造性历险，探向新诗最可宝贵的“发见”。在某种意义上，心动其实就是对“发见”的认领，分别指涉——情感历险中的感动：人性隐秘幽微之发见;精神历险中的撼动：经验体验之发见;思维历险中的挑动：智慧灵性之发见;语言历险中的惊动：陌生化言说之发见。

　　这就是对接受响应的细化“夯实”，是不是比笼统的“感动”，在复杂性与丰富性上推进了一步?

　　四、接受的品级坐标

　　细化接受响应，为品级坐标与梯度打下了铺垫。但由于接受的难度和由趣味主宰的法则，诗歌的接受场域不断出现对诗歌尺度的抵制。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持有一个隐形的接受坐标存在，由此坐标来“想望”接受的品级图景：

　　纵轴与横轴的关系反映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矛盾统一。纵向轴列指示诗文本的客观物质性，其生成性体现为文本的形式化结构，是由文本内部各要素合成，相对独立，也相对恒定。横向轴列则指示接受结果，以“心动”的响应程度表明它的效应。如果说前面已论及到“阐释共同体”属于虚拟中的接受平台，那么现在的纵横轴列，可以推进到具体的、可操作台面。

　　纵轴的生成性标杆，主宰着文本形式化结构的质量，任何现代诗类型都服膺其“领衔地位”。横向轴列表明受众的接受走向，“心动”是其实现的心理表征——在心得意会和趣味的牵引下，总体呈现为“四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的接受交响或“分延”，就此对应于品级梯度。由“心动”引发的品级有可能成立，是意识到诗歌背后，“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心灵的学习或者说学问。诗歌的起源是感于心动于情，其过程是从心出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而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从而不断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安心。好的诗歌作品能让他人读了以后感到动心，体验诗中情感，领悟诗中意境，同样达到安心的效果。”[7]

　　必须说明的是，“安排”在纵向轴列的形式化结构，即文本生成性——由文本形式化结构的各元素质素，多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递进线性关系。横向轴列呈现的接受“心动”响应度，总体也多为混交、融汇，无法量化，所以借用明晰的坐标指示，难免要冒很大风险。但考量到现代诗接受的失衡与混乱，与其放弃任何努力，听从无序，随波逐流，毋宁在不可能中寻找一点建构间隙，尝试给出某种理论轮廓，总比无数次重复那些空而疏的“完整性”“超越性”追求，来得踏实些。

　　下面分别讨论两轴。

　　在纵向轴列上，承载着文本的物质形态。如果没有文本这一客观对象物，所有堂皇美妙的接受说辞都是空穴来风。经验体验是占据形式化结构的头把交椅——即诗质，是诗文本最重要的生命能量，是精神、意识、情感、思维的聚合物、沉淀物。但这种对象化必须经由诗语与诗形来呈现，否则将成为水中之影。而诗语作为外露的底盘，借助诗形的脚手架，才得以让隐含其内的经验体验，搭建纸上构筑。三者相铺相成，生成诗的活体。

　　除诗语外，诗形是诗的又一外在呈现。最小的外在呈现是由具体的分行、跨行做出充分诗意化的排列，最大的外在呈现是趋于某种共识度较高的格式呈现(如“豆腐干”、双行体、截句、半格律、十四行等)。这样，由诗质(经验·体验)、诗语(诗性话语)、诗形(排列·格式)共组的形式化结构，经由诗人一次次的心智活动，最后抵达文本的完型。

　　当所有这些大小、虚实、轻重、厚薄、隐显的基质或元素化合、凝定为诗文本结晶时，我们说，诗文本的客观形态完全可以抽象到纵向轴列，成为可供“建模”的一部分。现在，将形式化结构作为“观照”维度，“移植”到纵向轴列上：

　　这样，相对客观性的纵轴列与主观性较强的横轴列便处在相互“投射”、相互“映照”的“视界交融”里，有条件为诗歌接受的辩证实现及品级，提供虚实并存的支柱。

　　在横向轴列上，是对应着纵向轴列上文本结构的接受主观性。它是由一系列“心动”变现为接受响应度的——从“无动”“微动”到“大动”“恒动”。其中重要的四种：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并形成某种梯度响应关系。

　　在横向轴列上，可以看到，居中的“心动”对应于较好的诗，那是带有特点、有亮点的诗。“心动”犹如钢琴键盘上的“中央C”，愈是右移，愈是朝向有所发见的好诗，直至最靠右端的“大动”(含“恒动”)则接近于恒久常新的经典文本。而居中左移的，愈向左移愈趋向接受响应的“微动”及至“无动”，那便是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庸诗;再继续左移到端点，则是劣诗非诗。横向轴列的五种梯度，对应于古人在艺术裁定上长期积累的“五品”：非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

　　当然，这是就一般接受情形而言。对于缺乏基本训练或过分弱质的心灵，无论是浅显或深奥、明白或晦涩，他们处于“无动于衷”中，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了。我们讨论的范围，是以触动为起始的。在横向轴列上，五种响应梯度实际上构成了品级共同体，以“中央C”为界，右移的好诗梯度，形成叠加(较强向更强发展)的升值关系，左移的差诗梯度，构成衰减(较弱向更弱流失)的降值关系。人们可以在这一把内化的或外显的“游标卡尺”之间，应对现代诗文本的接受现实。

　　[1]　[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2] 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3] [德]G.格林：《接受美学简介》，罗涕伦译，《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

　　[4]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5] 郭沫若：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王独清：(情+力)+(音+色)=诗。

　　[6] 参见陈仲义：《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7] 李少君：《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人民日报》2015年4月7日。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诗歌审美接受研究》(14FZW005)36万字之主要观点。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届研究员

　　*责任编辑：史静怡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总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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