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如何继承中国文论空灵、生动而又意象博大的悠远传统，如何合理减少百年来较多吸取的欧化文风，如何消弭在一定程度上沿袭而成的中外八股流弊，凸显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特色，进而逐步形成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话题，更是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表征。

　　关 键 词：文论传统 文艺评论 话语特色 理论体系

　　一

　　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稳妥对接传统文论的悠远传统和诗性特征，加快建设我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这是当下中国文艺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传统文论从春秋战国的能言善辩、各立学派，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体系建构，臻于唐代便百花齐放，以诗论诗也成为话语体系中磅礴大气、吞吐日月的一部分。晚清以来，随着以“天朝上邦”自居的盲目虚荣与自我崇拜，在一再挨打的现实悲剧笼罩之下，文化自信、历史语码和语言体系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终于痛定思痛，开始睁开眼睛向外看，从西洋和东洋翻译过来的文章越来越多。欧化和“东瀛化”的语言，有若洪水猛兽一般冲刷过来。传统的文言文主体系统，便逐渐消解转型并重构为近现代白话系统。

　　从王朝的兴衰替代看，近千年来元明清三代都有因为异族入主、开国皇帝原本文化程度不高所导致的圣旨、上谕口语化的倾向。尤其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指令洪仁玕颁布《戒浮文巧言谕》，废古典文言，重晓畅口语，务使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就从制度和观念上极大地推进了口语的文字化，也推进了半文半白的打油诗类的白话诗文的发展。从此之后，文言的废止和白话文的勃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从新兴的时代变革和文化思潮来看，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之称的大诗人黄遵宪，在《杂感》中宣称“我手写我口”，甚至连俗语也可以引入诗坛;裘廷梁不仅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而且认为语言是政治导向不可缺少的思想表达，因此白话才是维新之本。陈荣衮率先主张最具备大众传媒意义的报章应该废文言而用白话，这就将大众与传媒的关系，在白话文媒介上得到了最为合适的结合。

　　于是，四位思想启蒙和文体革命的大家次第涌现出来。一是梁启超，以其新锐的思想、畅达的表现、语法的欧化构成了滔滔雄辩的新文体。二是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纲领性文章，将白话文学称为文学之正宗，1920年将《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首创。钱玄同甚至在《尝试集序》中充满激愤地将主张文言文乃正道者称之为“独夫民贼”。三是陈独秀，他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并与同仁们从1918年 1月起，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四是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这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小说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特别是在其中篇小说《阿Q正传》面世之后，中国现代的白话体小说，开始具备较高的声誉。

　　这四位文体革命的大家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和艺术品鉴的大家。关于文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于文学的改良乃至革命，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他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加以了论证，从而重建了脱胎于传统文艺评论体系、基于白话文基础之上的新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

　　二

　　但是，随着铺天盖地的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引入，随着洋学生们的次第回国并掌握了话语权，新的文艺评论话语系统中食洋不化等种种问题，也显露无遗。鲁迅和毛泽东都从不同侧面予以了坚决抵制。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曾经专门批判洋八股云:“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1]毛泽东于1942年2月2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中明确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2]

　　当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八股风评论文体，也随着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评论、基于核心期刊和CSSCI刊物的学术评论铺展开来。

　　网络评论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尽管许多文艺评论也不乏犀利和精彩之处，但是在表述上大多不够规范，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粗痞化的谩骂倾向。这一新的语言系统大量夹杂着现代八股文的东西，大量夹杂着西洋、东洋乃至南洋的一些并非放之中国而皆准的基本原则和习惯表述。

　　21世纪以来的当下，英语缩语、翻译缩语、网络语言、游戏术语乃至各个学科中半通不通的理论术语，都成为部分高校师生、白领阶层和青少年趋于普遍化的习惯用语;至于痞子语言、港台流行歌曲中种种半通不通的表述，都成为日常生活中一部分年轻人的最爱。

　　凡此种种，当然是缺乏语言修养、抛弃语言传统、缺乏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纯洁性的表现。究其精神实质言，则是体现在语言文化层面上的高度不自信，这也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

　　基于核心期刊和CSSCI刊物要求的学术评论，也形成了一些惯例。从内容摘要到关键词，从文本的审美分析到意义解读，从原点的运用和思考，从注释的规范化到外语类注释的形式化等等，不一而足。只要能够满足这些惯例和规范，一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便都可以在论文枪手的专业公司当中如法炮制出来，而且可以保证不会在查重类软件当中被红笔标注出来。真正有创见但缺乏所谓规范的文章，未必能够如愿地发表出来;而一些职业公司的老练枪手们所堆砌制造出来的论文，却可以非常堂皇地发表出来。但是很不幸，这些文章有好多是缺乏灵气、缺乏原创性的一般性文章。

　　如前所述，在当代文艺评论的诸多层面，近百年来我们运用的多是东洋或者西洋的话语体系、论文体裁和思想体系。欧化的句式犹若翻译过来的文论一样，佶屈聱牙，表达抽象，以艰涩为务，因难懂为高，把过度引用当成博学，把缺乏新见当成是立论周正，以西方理论家的几个理论模式作为文章的内核与框架，充其量是举几个具体例证来印证西方人的信条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包括文艺评论在内的传统话语体系，大量引入了西方古往今来的诸多理论系统与各色主义和论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并阻断了中国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及诗性的表达方式。类似《诗品》品诗的优雅，《文心雕龙》论文的周正，《录鬼簿》的哲学思考，《闲情偶寄》的整体美学观，金圣叹说剧评小说的绵密思辨，都没有能够在现代文艺评论中较好地得到继承，这不得不说是文论传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评论中的充分体现。

　　我常常在想，如果严格按照当代人学习西方人写作论文的做法，从内容摘要、关键词开始，到引证时铺天盖地的注解，再加上英文提要在内，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基本上不合格;即便博学如钱钟书，其《管锥编》与《谈艺录》，也很难符合今天文艺评论与理论的基本规范。那么，他们的论文与专著是否能够得以顺利通过，给不给他们评上高级职称，这都可能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的词学论文，颇有点灵光一闪、诗性感悟的感觉，但许多杂志未必特别认可和欣赏这种拟古式的随感路数。

　　三

　　中国文论、诗论和曲论的基本特点，首先表现在吉光片羽的灵光闪烁，集腋成裘的整体丰赡，披沙拣金的点点富贵，聚沙成塔的庄严华妙。诸缘汇聚，便可以成格局，建堂庑，立规矩，聚系列。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是具备体系的骈文，又是极深刻的文论。该书共十卷，五十篇，上、下两部，大体上可以分为概述、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板块。从《原道》至《辨骚》论“文之枢纽”，从《明诗》到《书记》分论文体。从《神思》到《物色》剖情析采，论析创作过程，至于《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论及文风乃至批评之批评的基本规则。其体大思精，剖析绵密，说理丰沛，令人叹为观止。

　　哪怕是《原道》开篇，每一段每一行，都耐人咀嚼：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这些精妙的文字，对于我们现在从事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是精到的评论，而且评论文字本身就是极好的文章，评论文字同时又是创作本身。至若史论评的相映成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流畅表述，文史哲经典的统一关照，表述层面的生动精警，比喻修辞上的绘声绘色，熔铸辞藻的严谨和规范，都令人叹为观止，击节赞叹。当代人往往以轻巧搏厚重，因简陋而轻繁复，以单向的思维而避开思维的周正和文章的系统，这正是对传统的大不敬，对经典的无视乃至无知，所以才形成了自大自诩的现代八股之文风。

　　再如，古代文论多用比喻，每一比喻皆有对照，令人在鲜明的视觉形象之间玩味无穷。花间美人、苍松翠柏、危岩绝壁、西风残阙等无数比况，都令读者在想象中完成了对作品的领悟，从而意象无穷，韵味无穷。

　　就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而言，其实就是沿用了《诗经》的体例，用四言诗的做法，分别探讨了雄浑、冲淡、纤穰、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种审美风格或曰追求的境界。其论及“含蓄”一体，便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比况“清奇”，便是“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屟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一切只在意会之中，绝不说破但又繁华照眼，意向葱茏。以事论诗，因景说境，情景交融，生动形象。看起来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样的中国式诗品诗论，倘若用西方的诗论来加以规范，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妄加比照。

　　同样，中国文论讲究诗文词曲的“滋味”，滋味从味觉到了审美的层面之后，一方面阐扬其玩味无穷的回味之感，另一方面直接通向了境界和意境的深远审美层次。读李商隐诗，品《西厢记》的长亭送别，用西方文艺法则和现代文艺评论来规范，毕竟有削足适履的感觉，远不如中国文论看起来贴合和适宜。

　　当然，孟称舜、孔尚任、王国维等人基于怨谱、苦戏和哀曲等提法上的悲剧观，从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观，进而论及到文学的悲剧，从文学意义上的悲剧论及到戏曲当中的悲剧;后者从元代的大悲剧进而与世界悲剧之林中的经典相比照，甚至提出《桃花扇》和《红楼梦》乃是悲剧之中的悲剧，这既是传统的文论，又是具备国际眼光和现代意义上的文艺评论。

　　金圣叹、毛声山等人的层次观和人物分析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说，在很多方面可以与西方类似的审美体系相暗合，但是却又不能完全等同地予以比照。他们对经典名著的批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就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而言，尽管文字半文半白，但却风行水上，裹挟波浪，自然流畅而具备雄辩的气势，尤其具备深邃的宇宙观和哲理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所以要恸哭古人，批刻《西厢记》。这是讲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无意义当中的大意义。

　　至于论及典型人物的中心位置，金圣叹又用了诸多的笔墨：“《西厢》第一折(《惊艳》)之写张生是已。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然双文，国艳也。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岂止如此，《西厢记》写其他所有的人物，都是为了刻画崔莺莺的心理和个性。即便是该剧的层次论和过程论，金圣叹也描摹得分外精准。这样的典型人物观，领先于西方文论和剧论，甚至领军于西方文艺评论话语体系之建构，这又是有别于《文心雕龙》之外的又一种体大思精和评论系统。

　　当然，类似刘勰、王骥德、李渔、金圣叹这样具备文艺评论系统的大家，毕竟是少数。从形式论来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的点、线、面各体俱备，但是大部分评论家不大具备类似东方圣人或者西方文论的立体化或曰体系化的建树。只言片语，要言不烦，言不尽意，点到为止，得其味道便可，偈语论诗也可，以诗说诗亦然，在小说戏剧中点发出其文艺评论原则与态度，亦是风景之所在……也许这种千姿百态的文艺评论方式与整体发展态势，才能构成文艺评论百花园中的洋洋大观。

　　四

　　我们不能永远把西方的话语系统与全部学术规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东西，面不改色地长期沿用下去。我们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国家的核心凝聚力，我们文艺评论的鲜明特色，应该是来自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诗论与文论千姿百态的基本系统在内，当然也应该适当包容西方的文艺理论审美精神在内。这样建立起来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才能在本位、本体和本味的基础前提之上发展提升，才能有助于建立良性的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文化自豪感。

　　在欧美的著名大学里，每个学期常可以看到包括能乐等在内的日本文化展示，看到韩国艺术的推广。日韩在推广他们的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其介绍与展示从介绍文字和鉴赏风格来看，就比较富于民族特色。他们是在把本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及其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文艺评论特色，当成全人类人文精神与评论潮流的一支，无比自豪地在引领、弘扬和推广。

　　我国目前在全球建设了那么多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学院，目前还在各大洲布局、系统地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中文教学、艺术展示、戏曲与歌舞杂技演出等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如何使得这些文化交流更加有成效，值得更好地研究。是动辄在介绍、评论和鉴赏中不由分说地言必称希腊罗马好呢，是一开言就要拿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做比较好呢，还是更多地回顾中国的圣贤例如先秦诸子、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戏曲自身的成就和本体的气韵更好一些呢?这两者之间的砝码应该怎样摆才不至于太倾斜，都要好好地研究。

　　归根到底，一国之话语权既是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文化历史与现状的前提之上。一个大国的表述方式，要有其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基本的自信与情怀。在当前，我们不仅需要更好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遗产介绍给国外，更要把今天的文艺作品介绍给海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介绍、弘扬和推广这些经典之作，学会如何讲述中国的精彩。一个伟大的时代，迫切需要我们从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与评论的话语体系着手，真正讲好中国故事，阐扬中国文明，体现民族文化自信，展示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这样才能让中外人民听得有兴趣、有好奇心，有基于中国式文学艺术、文艺评论与评论表达的好奇与兴趣，以及由此而生的特色认定。如果过多地运用西方文艺评论的话语，好处是可能会令西方人产生亲切感，不足之处是给人以因循守旧乃至鹦鹉学舌的反面印象。

　　因此，加快建设我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尤其是逐步建树我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主旋律多声部审美品评，同时又体现东土神州独特的话语风格和价值体系要义，很有必要。历史地看，在一般性地兜售转口文化、贩卖舶来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翻译太滥，跟风太甚，失语太久，自信太少，八股太多，充满灵性、诗性和独创性的文艺评论偏少。如今，我们提倡基于文化传统和诗意表达的中国风的表达方式，加快建设当代文艺评论体系，才能从文化战略的整体推进上，逐步建设有特色、有系统、有历史、有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文艺评论话语系统，也可以看成是在逐步重建和新建有尊严、有自信、有特色的文化传播之审美表达。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胸怀和语境内涵才会更加独特而丰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会从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审美表达开始，改变话语系统的相对弱势，进而转型为与文明大国、历史大国和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相称的主流文化传播态势。

　　[1]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3-106页。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

　　*谢柏梁：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何美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5期 总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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