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在某一社会群体中高度集中的形象投射，即构成这一时代的精神偶像。当下，科技创新被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种时代召唤下，无数中国科学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潜心研究，倾情奉献，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作为民族崛起的重要力量，这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故事值得被铭记，科学家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理应被褒奖。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科学工作者为表现对象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科学人物传记片数量并不多，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作品更是屈指可数。

电影《钱学森》剧照

探究科学人物传记片创作式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学人物传记片的创作门槛较高，要求主创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储备、充沛的学习热情、较高的学习能力，以及相当的艺术造诣。尤其是那些处于科技前沿领域和学术顶端的大科学家，只有花大力气将深奥的理论和技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让观众真正理解这些科研项目的艰辛和科学事业的意义。另一方面，创作者对此类电影的认知定位有些模糊。比如究竟是历时性地深入挖掘科学工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各种人生亮点，彰显科学工作者的丰硕成绩，以及他们对国家，甚至是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是围绕他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关系，展现人物的人性弧光；是照搬平移人物的生平轨迹，还是在此基础上加入必要的艺术想象，将现实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此类问题搞不清楚，创作就容易出现生硬拔高人物精神境界，使人物塑造扁平化，以及剧情囿于“成绩罗列”“忘我工作”“与病魔抗争”等程式化模块，缺乏创新之类的问题。比如《人到中年》把更多力气花在反映科学工作者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坚毅品质的渲染上，作品虽然感人，却没有充分反映出科学工作的特殊性。《超导》则过于专业，无法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因此，如何运用电影艺术手段更好地讲述科学工作者的故事，让更多闪耀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科学之星成为时代偶像，是新时代对电影创作者提出的新创作命题。

要创作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首先是在讲述科学家的故事，表达理性的科学精神，并在表达过程中涉及科学概念、科学事实，以及理性思考时，尽量避免科教片式的过程演示与概念阐释。无论是科学家抽象的理性思维，还是相关科学概念和事实，都应该服务于塑造人物、表达情感，作为情节发展的一种变量，构成叙事表达的结构性要素。让创作始终围绕人物的情感、动机与目标追求，进行戏剧化的叙事建构。既表现科学人物理性的存在状态，更要表现他非理性的情绪与情感的冲动。既要表现超然物外的执着一面，更要有平凡世俗，甚至是迟钝的一面。通过反差、吸引、冲突与转化等一系列艺术手段，所塑造的科学人物才能具备丰富个性和温暖情感，才能更接地气，更有生气。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能艺术化地表现其作为科学工作者异于常人的观看世界、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此外，电影叙事在根本上是有关“关系”的叙事。其中，既包括人与自我的关系，更包括人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机制间的关系。因此，仅仅是深入挖掘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对于科学人物传记片而言，还远远不够。没有天生有趣的人物，人物的人性弧光需要在互动关系中得以呈现。对于那些有着明确科学目标追求的科学家而言，在他们所要面对的“关系冲突”中，最重要的是与自我的冲突，借用一句京剧的行话，即“不疯魔，不成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疯魔”状态，影片中科学探索的荆棘之路才会彰显出人物真正的精神。

除了解决创作层面的问题，高质量科学人物传记片要批量涌现，也与整体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发挥好引导、规划、组织、调控的主导作用，吸纳更多具有制作实力的组织机构参与科学人物传记片创作。通过强化政策扶持，推出重量级、标杆性的作品，在电影行业掀起创作热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着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有了对科学家精神的深入理解，以及更多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创作者和受众才能在更高维度上形成共鸣并且互相激发。总之，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更有希望。希望越来越多优质科学人物传记片能涌现出来，用感人的科学家故事激励引领越来越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紧随他们的步伐接力奋斗，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孙承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多模态互动：数字媒介时代作为社会角色的电影（孙承健）

《流浪地球2》《满江红》：在历史与未来中“对话”（孙承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