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 急与缓 情与理

——略谈主题性创作的三组关系

　　不论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作家都及时拿起手中的笔，面对重大社会现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大批围绕特定主题的作品。此外，近年来书写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国重器、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一系列新题材、新人物、新故事为当代文学史注入了新元素。这既反映出广大作家的目光和笔触从狭小的书斋延伸到宽广丰厚的社会现实中，在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了读者关切，也反映出主题性创作正在形成新的创作潮流。

4月7日，被湘雅二院国家医疗队救治痊愈出院的祝先生，来到驻地为医疗队送行。刘宇 摄（来源：“中国艺术报”微信公号）

　　主题性创作指的是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的创作，既有情节丰富完整、题材和人物具有典型性、讲求创作技巧等一般性要求和特点，又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主流、彰显现实主义精神，在今天更加入了寻求中国经验的美学表达、追求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等时代内涵。它要求作家具有真挚的情怀，关注人的存在和命运，又不矫饰、不滥情、不虚伪。

　　当前主题性创作在作品数量上已经颇具规模且佳作不少，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也存在着概念化图解政策、空喊口号、脱离实际的“大团圆”、为迎合形势而写作等现象，不仅导致了作品质量、格调、品味、可读性低下等文学性薄弱的问题，也造成了主题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污名化”，似乎写当下时代主流就意味着不是好作品。这也使部分读者对主题性创作有天然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影响了优秀作品在泛媒介场时代的传播。以挑剔的眼光看，这些美中不足确是需要作家共同努力的，针对当下主题性创作存在的问题，把握好三组关系尤为重要。

　　其一是大与小的关系。

　　时代主题为大、作品主题为小；全景式展现为大、历史细节的切口为小。

　　美国文学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包括作品、作者、世界、读者，套用这一理论，世界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在主题性创作这里，就是时代主题与作品主题的关系。如何囊括宏大的时代主题，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穿透表象的迷雾，抵达潜藏在琐碎背后的时代精神内核、把握住时代律动，需要作家拥有较高的历史站位与总体性视野。这需要文学家们拥有史家独到的眼光与历史意识，准确找到当下变革中哪些是前所未有的、哪些是影响深远的、哪些是广泛深刻影响人的。这些内容应该是广阔的时代主题中最适合于文学表达的。

　　文学表现的内容不放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量便无法安放，《白鹿原》《笨花》写一片土地几十年的变迁，《长恨歌》《主角》写社会激变和转型期个体命运的遭际，当代文学史上更有为数不少的长河小说，意在全景式展现历史的风云际会。但这不意味着全景式表现某个文学主题时可以忽视视角的选择与细节的处理。没有合适的切入点，表现大时代的宏愿也只能落空。这需要作家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创业史》中的蛤蟆滩、《平凡的世界》中的延川县，也可能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陆文夫的苏州小巷、苏童的香椿树街，这些具体文学空间的营造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主题性创作。正如写脱贫攻坚，写哪个地方、哪类帮扶对象、脱贫途径是什么，固然，全面把握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才能选择出具体的典型案例，而确定具体的表现空间，主题才能落地生根。

（图片来源：豆瓣）

　　当然，时代生活的复杂性给作家的主题性创作带来很大挑战，以大国重器为代表的工业建设成就，写起来就很费劲。比如写国产大飞机、中国天眼、载人航天的作品，需要作家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进行扎实细致的采访。为了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更需要用细节来软化主题的“硬”，用人物对话和修辞手段来软化科学表述的“硬”。

　　不重视“小”，难免“因小失大”。近来出现的一些抗疫诗歌概念化、空洞化、口号化的问题，正在于没有抓住核心意象，也就是具象的生动的感人的文学意象。《红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当代文学史中的名篇，其标题本身就是作品主题的核心意象，有了这些，作品才有灵魂。

　　其二是缓与急的关系。

　　主题性创作切忌跟风，看人家写了，自己也着急。同题创作本来就难写出新意，如果再有影响的焦虑或存在与同代作家攀比的心理就更难得从容。

　　阿尔卑斯山谷中路旁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年前，朱光潜在文章中举了这个例子，意在告诉人们欣赏美的秘密。慢一点有时并不是坏事，对作家来说可能还是好事。不仅审美需要放慢脚步、需要距离，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有时也需要一些距离。这不仅是说关照现实的视距，也是说创作情绪的冷热。

　　以近来大量出现的抗疫文学创作来说，作家们的热情和投入应该提倡，但离现实太近则难免浮皮潦草，流于情感的宣泄而疏于理性的观察分析。其实不妨从容些，毕竟文学不是新闻速写，不以时效性为第一考量。当然，文艺的功用也有匕首和投枪的作用，也有凝心聚力的使命，但这不妨碍对创作多一些耐心、精心、细心。采访抗击非典一线后，酝酿8年，毕淑敏写出《花冠病毒》；与非典暴发时隔10年，何建明出版《非典十年祭》，王宏甲推出《非典启示录》；与汶川地震相隔10年，阿来创作出《云中记》。观照现实，离得太近难免失焦，离得太远则模糊一片。

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来源：豆瓣）

　　这么说不是鼓励作家与时代脱节，而是强调文学要遵循内在的创作规律，所谓“十年磨一剑”，不是真的要作家10年后再创作，而是意在彰显创作的经典化追求。我们期待疫情过后，作家们能够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样的形式更全面深入地表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疫情面前人性复杂面向的挖掘、对社会治理与运转模式的反思以及全景展现战疫过程的力作。

　　其三是情与理的关系。

　　主题性创作既要以情动人，也要以理成文。没有情，容易写不生动，概念化；没有理，情感则会变成脱缰的野马，失去束缚，难以成篇。

　　文学必然诉诸情感，尽管文学史上历来有零度写作、智性写作，但这不妨碍打动人的作品必然蕴含着作者的激情与情思。以抗疫主题创作为例，突如其来的疫情、舍生忘死的千里驰援、感人肺腑的暖心场面，必然让许多作家无法克制创作的激情与冲动，我们丝毫不怀疑作家的诚意和创作的动机，但从文本层面而言，文学毕竟需要以语言的形式呈现。打动自己的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有时候，情绪过于饱满可能流于滥情，笔力过于浓重其效果未必是力透纸背，反而是戳破稿纸。奔腾四溢的创作热情如果不能被理性驾驭就有可能变成空喊口号，处理好创作激情与克制叙述之间的关系显然十分重要。

　　情感过强会过犹不及，情感不足则难以气盛言宜。

　　主题性创作中的作品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生活中熟悉的，唤醒自身情感，实现与现实和作品中人物的共情至关重要。也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对作品和对读者的忠诚。另一方面，从创作心理学上说，外部世界激发的原始情感需要转化为艺术情感，这个过程就是内觉体验。内觉体验将肤浅的、印象式的情感改造为具有丰富社会内涵和人性内涵的情感，作家才能乘上想象翅膀自由翱翔于笔下的世界。

　　文章在今天可能并非曹丕所言，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始终是作家的追求与职责。时代主题给作家无限广阔的驰骋空间，也留下关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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