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4月12日，“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主题研讨在郑举办。研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河南省文联主办，分两场进行，第一场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方向，第二场为具体艺术门类方向，徐粤春作学术总结，王廷信、席卫权分别担纲第一场和第二场主持人，傅道彬、彭锋、李心峰、钱念孙、邢建昌、叶培贵、沈勇、厉震林、萧放、何弘分别发言，现推出主题研讨成果摘编，以飨读者。

第一场：文艺理论、文学

主题研讨现场

文明体的集体经验和认知

王廷信，中国评协理事，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们应从物质标识和精神标识两大方面及其关系来考量中华文明的标识。物质可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自然物之所以能被作为文明的物质标识，是该文明群体意识所反映的结果，如黄河、长江。人造物是因直接凝结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又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并呈现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精神风貌，故才能被视为中华文明的物质标识，如长城、故宫。精神标识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群体超越物质层面对共同追求的精神所认知的结果，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体现在观念、人物、民俗等领域。中华文明标识既是稳定的，具有恒久的价值，又是发展的，具有面对现实和指向未来的精神能量。中国艺术对文明标识的呈现恰恰是文艺家们在参与建构文明标识的过程中以独特的情感投射和创造智慧而生成的。

文明标识的表现形态与连续性的文化传统

傅道彬，中国评协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文明标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和思想符号。文明标识可以是一个图腾、一个器物、一种制度，也可以是一种思想、一个观念，甚至一个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文明标识可以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有形器物，也可以是思想层面的无形精神。文明标识如同历史的里程碑和纪念碑，标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路和历史延续。

中华文明标识有图腾性标识、器物与文字标识、精神性标识和生活性民俗标识等表现形态，体现着丰富性与概括性、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文明的连续性往往是通过文明标识体现的，延续一种文化常常体现为对一个民族文明标识的捍卫和坚守，也体现于新的历史语境下对文明标识的新的思想阐释和艺术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和话语构建的重要思想来源。

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

彭锋，中国评协理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古今差异和地域不同在带来极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导致标识不容易确定，进而导致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名片不够集中。要确立中华文明的标识，首先需要选择与它相匹配的参照。从文明广度和深度上来看，能够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的只有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和遵守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框架和听任直觉的思维方式。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可以概括为“数本体”与“象本体”、“数思维”与“象思维”的区别。在全部文化形式中，最能体现“象本体”和“象思维”的是艺术；最能体现艺术性的是写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将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

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构成与艺术呈现

李心峰，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广大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

首先，艺术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独具自身特色的领域。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超巨系统，中华艺术必然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极具自身特色的分支系统。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现象，中华艺术与中华民族的其他文明领域、文明成果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价值体系等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系统整体。

其次，那些本身并非艺术的中华文明标识，也都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予以呈现。这是因为艺术具有“熏浸刺提”“感人也深”的独特优势。这在传统文化中有丰厚的实践经验，在当代也有如吴为山的雕塑《孔子》《老子》、舞剧《只此青绿》等大量成功的案例。

君子文化：中华文明标识及其艺术呈现

钱念孙，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安徽评协原主席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建构，既包括物质文化标识的筛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标识的挑选，更包括精神文化标识的遴选。如果说，在古往今来的物质文化成果中，万里长城堪称中国极为突出和醒目的物质文化形象；那么，在琳琅满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医、京剧、书法等似能够突出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而在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遗产中，近年学术界探讨较多的君子文化，可谓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起码是构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中心要点。

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内涵的君子人格，是中华文化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堪称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历朝历代多将值得推崇和效法的仁人志士称作“君子”，从“战国四君子”到“戊戌变法六君子”“抗战七君子”等，他们是中华文明前行旅程上一个个耀眼的标杆，给人以激励和力量。以这种人格为核心内涵而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君子文化，如中国画画得最多的梅、兰、竹、菊，被称作“四君子”，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视为“花之君子者也”等等，都是通过托物言志的方式，对君子文化的阐发与演绎，形成文艺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独特文化现象。

在体认与比较中生成中华文明标识

邢建昌，中国评协理事，河北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应体现历史主义精神与现代人眼光的张力平衡。首先，从本根处抵达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刻体认，防止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我们需要深入中华文明漫长历史的腹地，回到思想发生的现场，在对元典进行精研细读的基础上，找到中华文明标识由自的远古文脉讯息，在“守正”基础之上实现“创新”。其次，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彰显中华文明标识独特的世界性意义。体认和比较是“互为其宅”的，只有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智慧才会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智慧，否则就是自说自话。比较是富有启发性的互识互证，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比较不仅可以获得对本土文化根性的深刻了解，还可以产生新的世界性意义，使中华文明标识体现出鲜明的世界可见性与世界可理解性。

第二场：艺术门类

主题研讨现场

融情入理、艺术自觉

席卫权，中国评协理事，河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文明标识构建是个宏大主题，涵盖文化、精神、物质和非物质多个维度，至深至广；对其艺术呈现方式的探索又是一个历时性命题，需要我们努力塑造“真实、立体、全面”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意味隽永。“跟着感觉走”不能保证思想的深刻性和文化的普遍性。实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象”阐释，离不开内涵建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需要从文明演进、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人类文明互鉴的视野来明晰艺术实践指向；需要通过更为深入的调研、探究和思考来达成深切体认。对中华文明标识构建的艺术呈现方式探索，要做到有理有据，融入至诚至真的情怀和态度，这是强国复兴背景下应有的艺术自觉。

通乎天人乃成其事

叶培贵，中国评协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书法不仅是汉字书写的技艺，也不仅是艺术，而且发展出自己的学问，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文化门类，成为足以标识中华文化的独特艺术形式。书法标识中华文化，不应仅仅从产生的杰作以及杰出的书法家来看，而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基于‘字’而敷于‘用’的书面表达形迹美化”，书法所创造的汉字形象便是中华文化书面表达体系中最为显著的标识。第二是“发于‘性’而约于‘养’的人格化育”，关于书写的所有讲究，几乎最终都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演进为文化问题，是中华文化中关于人的德性要求落实到书法领域后的表现。第三是“达于‘道’而济于‘世’的价值追求”，书法之所以最终发展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门类，根本在于最终指向了这一目标。

从文明标识现代构建的三重属性看中国戏曲发展

沈勇，中国评协理事，浙江省评协副主席、秘书长

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在于通过具象化的形式传递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它既是文化传承的纽带，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戏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标识的现代构建是戏曲的时代使命。中华文明标识所具有的动态历史性、当下现代性与跨区域通用性三重属性，是中国戏曲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时代国潮”进而升华为文明标识的现代形态的重要指引。大量的戏曲实践证明：唯有以历史性保持文化根脉、以现代性激活创新动能、以通用性拓展价值辐射，戏曲才能完成从“非遗技艺”到“文明标识”的质变。这种“再编码”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让中华文明在守正创新中构建起贯通古今、对话世界的当代话语体系。

人民电影与文明标识

厉震林，中国评协理事，上海戏剧学院二级教授、电影学院院长

“人民电影”是20世纪中期中国电影的特有概念，但是，它具有一种原创性、感召力和中心价值秩序，代表中国电影的最高文化精神，它有资格成为一个电影通史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的文化特征，锻铸成为文明标识。其理由在于，“人民”是中国电影的神圣主题，“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是中国电影的根本遵循。“人民”一词具有广泛性和历史性， 其意义有它的丰富性和延展性。它贯穿于整个史域，一部中国电影史，可谓一部“人民电影”史。“人民电影”在革命和建设、文化产业和国际传播方面，在历史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电影，反映了中国电影的价值观和精神等级，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标识”代表之一，可以尝试构建成为中华文明的新兴“标识”。

中华文明核心理念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

萧放，中国评协理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特性的外部呈现，我们在讨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问题时，首先要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出发，充分关注它的文明理念与文明内涵。我们拥有传承数千年、系统而深刻的中华文明理念，具有巨大的文化涵盖力与文化影响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今天与未来。如果我们将中华经典文明与日常生活文明系统综合考虑，则具有以下文明核心理念：顺天应时、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民胞物与、和合共荣的情怀理念；守正开新、刚健坚韧的实践理念。在当代世界，要充分发掘提炼与充分运用中华文明内涵与文明理念，以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彰显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应该对中华文明“温柔敦厚，和合共生”的整体标识给予首要关注，以集中呈现中华民族的文明形象。

网络文学在文明标识构建中的创新实践与价值作用

何弘，中国评协理事，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

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学样式，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承呈现与创新拓展。网络文学将中华文明标识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并通过多元文化融合下的文明标识创新，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标识，更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网络文学重塑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范式，成为新大众文艺最充分、最有效的鲜活实践。网络文学是用户共创的新文学形态，读者深度参与文明符号的阐释过程，使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成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网络文学重塑了中华文明国际话语，为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的创新发展，为中华文明标识的构建和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必将让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发挥文艺在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中的突出作用

徐粤春，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各位专家的发言，既有从整体上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及其艺术呈现的理论模型构建，又有从理论渊源上对中华文明标识构建的深刻体认，还有从不同艺术门类出发，探讨以文艺的方式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实践路径，为理解“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刻内涵以及文艺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多重视角和有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作出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重要命题。应充分发挥文艺在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中的突出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华文明标识是文艺创新的富矿，应以大众化解码传承文明精髓，将文明的复杂思想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以时代化转化焕发传统新生，使传统故事契合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国际化传播展现中华魅力，通过跨文化表达展示中国形象。同时，应警惕文艺在中华文明构建中的实践偏差，避免符号化堆砌，警惕功利化短视，防范浅薄化滥用，确保文艺创作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标识时，既能体现深厚的文化内涵，又能激发观众的审美情感，真正发挥文明标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认同、塑造中华形象的重要作用。

签发：袁正领

审核：王庭戡

编辑：王筱淇、温天纵

摄影：王望 徐宗福 陈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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