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农村题材电视剧真情讲述中国传统乡村向现代化乡村转型的故事。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沿袭类似的叙事路径，试图呈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该剧的关注点并非农村题材电视剧常见的脱贫致富主题，而是在聚焦中国乡村法治化进程的同时，尝试揭示其背后隐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及其根源。

万家庄的法治化进程也是女主角何幸福的个人成长历程。她作为一个普通乡村女性，在有意无意间打破了万家庄长期遵循的人情社会秩序和处世规范，并推动了万家庄的法治之路。何幸福一开始追求的只是安稳的农家生活，所以她选择嫁给老实忠厚的王庆来。但她凡事都要讲个道理，因妹妹何幸运在她的婚礼上被书记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借“婚闹”风俗欺辱，她救妹心切砸破了万传家的脑袋并坚持要个说法，为此不惜得罪万书记。“闹婚”风波刚刚平息，她又因征地补偿问题与万家父子再次交恶，最后在村里无法立足被迫抛下襁褓中的孩子进城。

只有初中学历的何幸福在进城以后，不断地学习，获得了生存技能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和资源帮助农民兄弟维权。与何幸福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不同，习惯了农耕生活的王庆来对城市充满抵触，他固执地沿用乡村的处世法则应对城市问题，因此不断与妻子发生冲突，最后只能黯然返乡，并提出与何幸福离婚，何幸福则舍弃了前程大好的城市生活选择追随丈夫回乡。这样的情节设计引发了观众的争议：许多观众无法理解何幸福的选择，甚至认为何幸福“独立自主新女性”的人设由此崩塌，而王庆来进城前后的判若两人更是招致一片质疑。

何幸运身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在遭到万传家猥亵后只能终日以泪洗面，后来虽在关律师的劝说下报案，却又在韩主任抛出的利益诱惑面前迷失了初心。身为法律从业者，何幸运法律意识的淡漠同样让人心生不满。观众对剧中上述人物和关键情节点的争论，一方面表明剧中何幸福所代表的“法治”诉求未能充分满足观众期待，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出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此前诸多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中呈现的快马加鞭、水到渠成的乡村现代化转型相比，何幸福及其家人所经历的种种犹疑、挣扎和撕扯，无疑更符合中国乡村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现实。

《幸福到万家》揭示的首先是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基层民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宗族意识在中国乡村基层管理中的影响和传统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

剧中的万家庄作为中国乡村的代表，在故事开始的2009年已经是一个拥有现代企业的“明星村”，而非扶贫剧中常见的穷乡僻壤。万善堂作为引领全村发家致富的当家人，在村里有着极高的声望，村民对他的敬畏也让他形成了说一不二的行事作风。在传统宗族意识的影响下，万善堂以大家长自居，在处理村务时遵循的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人情伦理法则。而王家作为村里的小门小姓，日常需要依托万善堂的庇护才能生存。所以作品开篇在王庆来的婚礼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尽管吉时已到，婚礼还是要等到万善堂到场才能开始，新郎新娘拜谢父母之前要先拜谢万善堂。万传家被何幸福打伤之后，万家的嚣张跋扈和王家父母的卑躬屈膝更是让人愤怒。可以说，何幸福对抗的，除了“婚闹”的乡村陋习和万传家的仗势欺人，还有整个乡村的传统宗族势力。这也是后面何幸福为何幸运被猥亵一案调查取证而众多目击村民三缄其口、万善堂被拘留后何幸福一家被村民围攻并且无法在村里立足的根源。虽然作为乡村精英的万善堂并未被塑造成“村霸”形象，他强势和霸道的一面更多地体现在为万家庄富裕发展的公共事务上。但他作为乡村基层干部，习惯于以传统宗法和乡村伦理来治理乡村，其法律意识的匮乏和乡村现代治理规范的缺失也是不争的事实。颇有意味的是，在闹婚事件和征地风波中，何幸福与万善堂的数次对抗，并非受到现代法治观念的自觉驱动，而更多的是出于维护亲人和自身权益的下意识抗争。如同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她一开始并无意按照现代法律条文行事，只是单纯地想要“分个好坏对错”。但这样的想法和举动，在万家庄已属“大逆不道”。正是通过何幸福与万善堂的几次交锋，剧作呈现出万家庄所代表的中国乡村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环境，揭示了中国乡村基层治理背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和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面临的诸多困境，而这些矛盾和困境的解决，不能一蹴而就。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观众才能更好地理解女主人公何幸福的人生选择。乍看起来，何幸福颇像近年来流行的各类“爽剧”中的“大女主”形象：在农村时凭借一己之力对抗万家父子，进城后又有关律师一路保驾护航。依照这样的“大女主”设定，剧情的走向似乎应该是具备了现代人思维和生存技能的何幸福与一事无成的王庆来离婚，并与志同道合的关律师走到一起，收获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成功，继而走上人生巅峰。但出人意料的是，何幸福选择追随王庆来回归乡村，与丈夫重归于好并生了二胎。许多观众的争议也正是缘于人物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未能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但细思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何幸福作出的恰恰是最符合常理和现实的选择。何幸福本就不似何幸运那样排斥农村，更何况，她的身份不仅仅是王庆来的妻子，还是小豆子的母亲。在都市中打拼或许有更多的机会，却也会因此错过孩子的成长。所以，她最终选择放弃城市回到万家庄，但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现代独立女性”的自主意识，而是在各种现实羁绊下经过权衡作出的最符合人性和现实的选择。

与何幸福的主动回乡相比，王庆来回乡更多缘于他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困窘无力，他在城市中苦苦挣扎四处碰壁的境遇也映照了现实中诸多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艰辛。难能可贵的是，该剧在描绘王庆来的农民思维与都市法则冲突的同时，既不回避王庆来本身的性格和认知缺陷，又赋予了王庆来对土地的无限深情和依恋，他那在土地上的踏实和在乡村的自在状态与他对城市生活的生疏和拒斥迥然不同，这也是王庆来作为年轻一代农民的“独特”之处。毕竟，在主流的乡村现代化叙事中，农民似乎只有摆脱传统的农耕生活才意味着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成功。而创作者对王庆来身上与城市规范格格不入的农民特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他并未被简单粗暴地刻画为无能的失败者，而是呈现了农民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样化选择。

同样，创作者对何幸运、王庆志、王家父母、何家妈妈等的处世态度和生存哲学也采取了理解和宽容的姿态。何幸运在对金钱的欲望中逐渐迷失自我；在城市打拼的王庆志在原生家庭和女友父母之间小心周旋；王家父母活得小心翼翼，面对家人的遭遇选择忍气吞声；何家妈妈得知女儿受辱虽心有不甘，但也劝说女儿息事宁人……编剧既呈现了现代人在城乡生存的艰难，也借此凸显人情与法理的博弈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或许创作者深知，从乡村空间走出的何幸运、王庆志以及继续生活在这片乡村空间中的父母家人，他们身上背负了太多乡村历史和现实积淀的传统乡土文化重担，注定了他们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的转型不可能轻而易举，也预示了中国乡村法治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

作品结尾，剧中的所有矛盾都迎刃而解：何幸福的创业之举大获成功，并接替万善堂成为万家庄新一代的当家人。然而，何幸福曾为了“分个是非对错”而引发诸多难解难分的矛盾冲突，为了公平正义而与多方力量进行反复拉锯，与坎坷前情往事相比，这样的“完美”结局稍显俗套和仓促。当然，现实乡村的复杂和琐碎，远非40集的剧作篇幅所能涵盖和呈现，而作品由此引发的热议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观众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关注和期待。

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幸福到万家》正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历史问题和深层文化桎梏，理解农民的生存哲学和现实处境，尊重农民个体对人生命运的自主选择，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给同类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作者：张新英，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三批签约艺术评论家

签发：杨晓雪

审核：何美

责编：朱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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