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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篇重要文献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赵炎秋)

2024-04-11 阅读: 来源:《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作者:赵炎秋 收藏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的文献很多,但从文艺的角度考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五篇文献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从文艺的角度,围绕文化思想,对这五篇重要文献作一探讨,从文艺的角度勾勒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

1.《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文化一直是习近平关注的焦点与核心问题之一。2014年10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既是其文艺思想的第一个重要文献,也是其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讲话里,习近平从五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一思想。

其一,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这段论述从总体的角度阐述了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毫无疑问,文化属于意识与精神领域,因此它最终是由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文化的发展,造成文化的变化。另一方面,精神又要反作用于物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这个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一定的文化要通过人的中介影响到社会,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其次,文化具有传承性,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与稳定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主体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承继性,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民众的精神、思想与习俗;而且,这种作用也必然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和物质生产,影响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样,“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的这一论断也就包涵了双重意思:文化的历史性进步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又促进、保证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从辩证的角度看,二者实际上是在社会基础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二,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的支撑一方面丰富了民族的精神,一方面又为民族精神的更新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联诗典型地表达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近两百年来一直广为传播,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利益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不可能在“无数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走过来”。

其三,习近平认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这种感召力的两个重要方面是“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很少使用强力,而是通过自己“仁者爱人”的德行,通过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意,通过自己的优秀文化,感召、同化外人,实现与外族的和谐共处。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中华梦”的实现需要世界的安定和安宁。繁荣中华文化有利于促进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四,习近平认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段论述突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于中华文化在坚持自身的主体内核与根本属性的同时,又能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创新发展,不断地实现新的突破。正是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强大修复力。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乏曲折,但每次曲折之后,中华民族又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不能不有赖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比如清末民初时西风东渐,中国落后挨打,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一度发生动摇。中华文化虽然受到冲击,但仍屹立不倒,在新的情势下自我修复,再次走上新的发展之路。

其五,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段论述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文化的繁荣是互相支撑的。民族的复兴带动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支撑民族的复兴。从另一个方面看,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单纯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支撑民族的复兴。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都要成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繁荣、兴盛与先进,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

2.《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它与文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文艺既以创作的形式存在,也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狭义地说文艺理论属于人文科学,广义地看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文艺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引与启迪。哲学社会科学必然通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等对文艺产生影响,或者直接地对文艺产生影响。其三,文艺与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界限。许多文艺家本身也是社会科学家,而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又是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的。如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恶心》、剧本《禁闭》等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很多文艺作品表达了深刻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因此,从文艺的角度把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纳入文化的范围考察,作为其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二篇重要文献,是站得住脚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首先对哲学社会科学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则是科学的两翼,只有这两翼都能乘风而行,科学才会腾飞向前,整个社会也才能得到发展。

从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其一是指导思想。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也可运用到文化上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应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根本特性之一。不过中华文化是一个发展的连续体,20世纪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与发展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传统文化如何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习近平抓住关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可能,也从一定角度解决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与发展方向的问题。对于整个传统文化,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给定的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但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传统文化也必须应用到当代社会才是现实的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潜在的传统文化。从潜在转为现实的过程中,就可能也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与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不仅当下文化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传统文化的运用也需要而且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其二是特点问题。习近平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围绕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习近平进行了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的深入分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笔者以为,这些论述也可一定程度地运用到中国文化的建构上来。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的特点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作为民族精神结晶和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上来。但是按照这三个方面的特点进行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研究和建构,则是恰当和必需的。

其三是体系建构的问题。在论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习近平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段论述从总体思路、基本结构和中国化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一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一定程度上也可运用到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上来。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发展的,既是存量也是增量。在存量部分,可以参照这一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进行整理、研究、运用;在增量部分,可以依据这一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行建构、发展。至于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想,本身就属于广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范畴,自然可以按照这一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进行构建。

3.《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持有坚定的信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一直是习近平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予以强调与论述。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将文化自信放在重要位置,并从文艺的角度进行了新的系统阐述。这既是他对文化自信的系列思考与观点的自然发展与延伸,也是他指导文化和文艺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原则。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的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文化植根于民族历史,饱含着民族记忆,塑造了民族性格,反映了民族心理,承载着民族基因。文化是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缺乏文化自信,必然抛弃或者衰减民族的历史、记忆、性格、心理与基因,抛弃或衰减民族精神和民族的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民族,文化是更为内在、根本的东西,道路、理论与制度相对而言则是较为外在的东西。道路、理论、制度只有建基于民族文化之上,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与民族文化相适应,才能获得适宜的土壤,得到来自民族内在深层力量的持久支持和强劲动力。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可以从理想、文献、社会三个方面定义。笔者以为,习近平所说的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应该包含了雷蒙·威廉斯文化定义的三重涵义:首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努力向上的记录,是民族的标志和精神内核;其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成果、精神的结晶;再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文化自信,就是对这一切的肯定、认同和践行。有了文化自信,才可能有民族自信、历史自信。有了文化、民族和历史的自信,道路、制度、理论的自信才有底气,才有扎实的根基。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中华民族相互联系的纽带,民族认同、民族自信的基础,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也正因为此,习近平一再强调,文化自信是基础,是其他三个自信建立其上的基础。

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是联系在一起的。鉴古才能知今,坚定文化自信,首先应该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参透中国历史,能够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坚定的信心。中华文化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中华文明的积淀,中华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卓越优异,特色鲜明,值得我们珍惜、传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还应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走在了我们前面。对于西方文化的成就与长处,我们应该虚心学习、认真吸取。但是西方文化毕竟是西方经验与诉求的产物,建基在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之上,解决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原封不动地移入中国文化之中,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西方文化,一是要尊重、学习,二是要采取鲁迅的办法,实行“拿来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变化,以发展、完善中国自己的文化。

当然,坚持文化自信,并不是躺在已有文化的床上睡大觉。再优秀的文化,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的现实与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历史的、民族的要求传承,而当代的、世界的则更侧重发展。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同时吸纳世界优秀文化,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中华文化才能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永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就文化自信与文艺的关系来说,坚定文化自信是前提、保证,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是结果、目的。文艺工作者要践行文化自信,需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入认识与了解,只有这样,才能积极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根据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扬弃其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文艺工作者应善于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能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有这样,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才能说是真正地实践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

4.《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习近平一直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实践传统文化及其方法的问题。

习近平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突出特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特点。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特点的概括是十分深入而且准确的。文化是文明的表征与载体,中华文明的这些特点同时也可视为中华文化的特点。习近平的阐述雄辩地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明了继承的内容与发展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下根来,发挥其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中国历史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成功地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功,才能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有深入清醒的理解。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特别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些论述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主要内涵,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其他外来的思想是否也应该如此?那些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是否也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自己的血肉?显然,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些思想才可能是中国的,也才可能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促进了二者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更新,使其形成中华文明的新形态;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充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使其中国化与时代化。其他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必然会产生好的结果。自然,传统是动态的,前一阶段的文化积淀下来,成为后一阶段文化发展的基础,前一阶段的文化也就成为传统。但是不管如何定义传统文化,这种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5.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对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习近平作了重要指示。重要指示从政治任务、文化使命、基本原则和当前工作的着力点等各个方面,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指示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五个重要文献。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第1版) 这里的“体”指本体、本源、理论,“用”指实践、方法、部署。“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指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联系实际。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理论的建构着眼于实践,实践的经验促进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所有思想的一个总体特征。他曾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他自己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方面要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断创新,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觉的意识、特殊的地位与深重的职责使他能够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博大精深、体用结合的文化思想。正是对民族、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关注,使习近平的文化思想紧密联系现实,结合现实,既有理论的系统性、深刻性,又有现实的具体性、实践性,联系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形成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

可以说,系统深刻、体用结合、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这三个特点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重要指示”虽然简明扼要,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既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起点。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也相应地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然会辐射、影响到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文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看,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探讨:

其一,文化与文艺是紧密相连的,从层属关系说,文艺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平行角度看,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相通的地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在讨论、论述文艺问题时提出来的,与其文艺思想紧密相联,或者其本身就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断然割裂。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了其文艺思想,并且有力地影响到当前中国的文艺思想、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文化的强调,使文艺工作者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增强了文艺作品的文化内涵。形式主义文论、语言论文论不大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相应地对文艺作品的文化内涵也不大重视。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国内很多学者称之为文化诗学)在国内兴起,人们开始关注文艺作品的文化方面,但主要是从批评的角度挖掘文艺作品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在整个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加强文学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提倡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增加文化内涵,增加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而读者与批评家也比以前更加重视文艺作品的文化内涵,挖掘文艺作品中的文化意蕴,由此促进了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与中华文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肯定中国历史与社会,肯定中华文明;关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会关注中国历史与社会,关注中华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能够增进我们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认识,也能促进我们更加重视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华文明,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体味、研究它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与把握它们,从而对文艺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民族复兴需要文化的繁盛、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华文明的五个特点,等等,为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把握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成分,正确地表现、理解中华文化,表现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启示与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系统深刻,从不同角度学习,会有不同的收获。本文主要从文艺的角度探讨,抛砖引玉,希望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赵炎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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