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庞薰琹的传记里得知，他原来叫庞薰琴。1930年留法归国后，《申报》发表了他的绘画作品，顾名思义，想当然地把他当成了女画家，问题就出在这个“琴”字——想必日常生活中也会因字的调性、词的调性出现误解。于是他把“琴”改为异体字“琹”，以庞薰琹行于世。“琴”“琹”写法不同，但意思相同，以“琹”行，谁也不会往女性上猜想。

汉字对于人来说，有温度高下，硬度强弱，识别难易，调性雅俗，含意巨细，使人读之心有所动，略知一二。琴、琹二字，在人的感觉中就有不少差异，延至今日，“琹”为何字恐怕已给人在识别上生出难度，而“琴”则人人可知，也许自己的名字里就有了一个“琴”字，它通俗之至。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许多人的符号一模一样，因此后来人都会在符号上开拓新境，甚至走上生僻，以免和他人一致。作为书法家，会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名姓书写得艺术性一些，使人易识辨又美观。汉字千万，要寻找到能够赋予托寄精神、思想，并且在读音上没有障碍，书写上有抑扬互变的，并非易事，于是为一个名、一个斋号冥思苦想，翻遍辞书而难以定夺。有的文士学问长了，对原有的名字有了某些想法，便起更易之心，启用新的符号。符号的更易看起来是字表上的变动，却是人心早已有的思量。朱耷的名号不少，也未必中听，如“驴”“驴屋”“驴屋驴”等等，总是有缘由的，任人猜度，自适最好。弘一的法号据说有200个——为什么一个人不断地用不同的名号，这也只有自己知道。与之相反的是，有的人则永远不换名号，所用的名就是爹娘赠给他的那个，直到老死，再无新变。守之以一和不断更易却是人的本能，只是以差异的形式出现而已。

如果以规范字的形式书写，以简体行。一个字也就只有一种写法，笔画是固定的，多一笔或少一笔都是舛误，难言规范。书法家以别体字、异体字行，反规范却不失美感。敦煌经卷、北朝墓铭，何谈规范，若真以规范简化字行，笔下纵横又何来快意——除非应景，已是十分勉强。书写固然有社会性，是写给人看的，但由个人笔下所出，还是追求情性风发踔厉、任情恣意，而此时，那些别体字、异体字蜂拥而出，虽不规范却能助挥洒之兴致。如“庞薰琹”“钱松喦”这些名字，在公众视野下何言规范，却也在个人坚持下一直通行——如果一个人在落款时不觉得乏味，也正是这种写法使作者本人心绪畅快，方一直如此。

一帖在手，千百字，有一种学法是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写起。学《谷朗碑》由“府君讳朗字义先……”起，学《张寿碑》则由“君讳寿字仲吾……”起，按行文秩序展开。另一种则呈跳跃性，挑对眼的临写，忽前忽后，忽上忽下，更见出一个人对字形字义的敏感，从众多的字中发现其不寻常。那种心如止水，对每一个字如一看待无有轻重，如此态度只能是迟钝机械，可以写得扎实、有功夫，却难发调新奇超乎常也。对书写个体而言，同一个字有多个写法，个体所选择的那一种往往是以为美好者，易上手、精彩多、误差小。相反，也有一些字在个人笔下一直不出彩，可以写出来，却总是平平耳。一个书法家创作时都会遇上内容的选择，不仅仅是文学内容，还与文字内容有关。譬如其中文字便于发挥否，倘字过于简单，又多重复，发挥度就低。譬之《楚辞》，“之”“兮”何其多，譬之《老子》，字之重复如此，何以操纵开阖不为之困？那就放弃。有人将一副对联改动一二字，并不见精彩，而是改后更宜于发挥。这样，在一个擅长创作的人笔下，有些文字内容百写不厌，兴来也罢，应景也罢，都可不失水准。喜欢写的字如老友，腕下自如；不喜欢写的字如生客，权且应对。通过传授可得技能，但对于字的感觉，引导终究有限。

一个字在青年时代可能是这样写，在老年时代可能又是另一种写法。当一个人掌握了一个字的多种写法，他的笔下丰富起来，比常人对字的运用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以此满足他的精神寄托。

（作者：朱以撒，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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