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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成了词作家?

2017-11-14 阅读: 来源:音乐生活报 作者: 收藏

原题:粗暴拼接,空话连篇,歌词创作应付了事?

紧贴时代脉搏,汲取历史养分,让歌词创作融入血脉之中

  前段时间,网上一则有关于歌词创作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帖子中,作者从几百首歌曲里筛选出了一些较为常见的词语,将它们分成形容词、名词、动词三类,再各选取九个编上0到9的编号,制成了一张“歌词公式创作表”。使用者只需要随机写下一串数字,按顺序代入其中,再稍加润色,便能得到一首像模像样的歌词。表格制作者用圆周率3.1415926代入其中进行了示范:“坚强的孩子,依然前行在路上,张开翅膀飞向自由,让雨水埋葬他的迷惘。”别说,做出的歌词还真有一股“民谣”范儿。大呼神奇的网友们也通过这张表格各显神通,“不再迷惘的生命,被燃碎了千万次,也依然坚强”、“ 雾气笼罩的清晨,我迷茫的在桥上奔跑,追逐属于我的自由”、“ 我们站在桥上,望着不知流向何方的江水,追忆那些自由自在的时光”……一时间,仿佛大家都变成了词作家。

  玩闹之余,这张表格也不禁引人陷入了对于歌词创作的思考之中。在大众看来,词作家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群体,他们的作品也应该是集文学性和旋律感为一体的。但这些年,歌词“同质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当红歌手的新作都有着被批为陈词滥调的尴尬,更有著名音乐制作人被爆出“只要旋律好听,歌词随便写写就行了”的言论。歌词创作是否只是词语之间的粗暴拼接?当代的歌词创作又该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位音乐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拿来主义”不是浅薄的原因

  歌词创作“公式化”,这位网友并不是首例。多年以前,就曾有人对“中国风”歌词的套路进行过阐述,归结到底,可以用鲁迅先生曾说过的四个字概括——“拿来主义”。就拿当下市面上流行的大量“中国风”歌曲来说,如果我们花上一些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划分,大概可以分为这么两类:

  第一类是照搬型,也就是直接在歌词中嵌入一段古诗词。此类作品中多用诸如君不见、听闻、袅袅、梳妆、红颜、无情、多情等词组,时不时地套用两句冷门诗经里的句子,句式结构则参照宋词里苏幕遮、水调歌头、鹧鸪天等词牌的句式,仿佛这些元素齐了,“中国风”也就出来了。这一类歌词如果引用得当还好,起码也算“旁征博引”,只怕这些引用仅是韵脚之中的胡乱堆砌,看上去辞藻华丽,却没有中心内容,让人不知所云。

  第二类则是翻译型,此类歌词相对于照搬型难度更“高”一些,需要将现代汉语翻译成文言文,比如将“丈夫”翻译成“良人”、“妻子”唤作“伊人”、“房子”叫作“金屋”、“楼房”叫作“玉楼”、“被子”叫作“翡翠衾”……用这种方式,平日里的大白话也会变得文绉绉的,像“妻子在楼上睡觉”就可以写成“朱颜玉楼沉酣”。这种“中国风”虽然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儿,但却有名无实,有形无物,难以将古文中那种厚重感和文化底蕴体现出来。

  那么如此说来,是不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创作的歌词一定不具备艺术水准?似乎也不尽然。曾由邓丽君、王菲演唱的歌曲《但愿人长久》,歌词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歌曲曲调悠扬婉转,将原作中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表现得淋漓尽致,庄重又温柔,颇具唐宋风范;又如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创作的《涛声依旧》,则改编自唐代著名诗人张继的代表作品《枫桥夜泊》,歌中通过“月落乌啼”、“枫桥”、“渔火”“钟声”等经典的意向,使听者产生纵越千年的思索;再看以“中国风”见长的词作家方文山创作的《青花瓷》,其副歌部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中的“天青色”,特指汝窑瓷器的颜色,而汝窑则是又传承于柴窑。传说中的柴窑是五代世宗柴荣在位时所烧,故名柴窑。相传当时下人请示瓷器的外观样式,世宗大笔一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仅仅是副歌的第一句,方文山便用典故和细节的描写展开了对于意境的描绘,可谓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想到,无论是“照搬”还是“翻译”,只要灵活使用句式,将经典化为己用,就能创作出优秀的“中国风”歌词,这既是引用,也是借鉴,更是真正的再创作。

紧贴生活才能提高歌词境界

  《尚书·舜典》中讲到典乐时指出“诗言志,歌咏言”。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解释“言”字时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黄河大合唱

  境界,指思想的高度,优秀的歌词必然有着一定的思想高度。作曲家冼星海在谈及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时,就特别肯定了《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境界。

  1939年的春天,刚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冼星海,在一个小型朗诵会上,聆听了诗人光未然的朗诵,结束时他便马上要为歌词谱曲。

  当时冼星海称誉这歌词“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有光明的前途”,他兴奋地表示,自己有把握把它写好,“这首诗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从歌词本身便已足够描写出数千年来伟大的黄河历史了。”显然,冼星海在这里说的,就是一首关于黄河歌词的境界。

  这种境界,源于历史,来自大众,更是凝练于我们一点一滴的生活之中。

  《我的祖国》这首歌词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当时词作家乔羽风尘仆仆赶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问及电影导演关于创作歌词的要求时,导演说道:“我要一首等到多年以后,《上甘岭》一片早已被人遗忘,但仍然能流传不衰、不被遗忘的主题曲。”

  乔羽不愧为大师,经过反复地酝酿、琢磨,他创作出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杰作。谈起当时的心境,他如此说道:“当时时间紧、任务重,我把自己第一次见到长江的体验写进了歌曲。在北方住惯了的我第一眼见到长江,觉得世界的颜色都变了!那么大的河,那么绿的水,我兴奋极了,河岸边大片的水稻飘着香气,还有那通往大河的小河汊星罗棋布,河面上的船儿扬着白帆……”

  当乔羽把歌词拿给导演的时候,导演完全被其中传递出的情绪所震撼,仅仅提出,为什么歌词中不写“长江”而写“一条大河”。乔羽回答道:“热爱祖国的感情,首先从热爱家乡的亲切感唤起,正是这样的细节表现了祖国的风土人情。”这种以小见大反映的创作方式,体现的就是歌词的境界。

  歌词创作最怕假、大、空。假者,没有情感;大者,小题大做;空者,口号连篇。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生活。从乔羽创作《我的祖国》的事迹中,我们不难看出,想要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词作,必须紧贴时代的脉搏,深入到生活第一线,在那里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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