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越发重视对人的深度描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赋予人全新的精神面貌,共同描画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演进图景。
同时,重大主题电视剧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叙写,不仅表征在剧中人物角色的现代化,同时还指涉电视剧艺术家创作该角色时注入的现代化意识,双重叠加产生人的再现代化的转换过程,因而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关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面向,即人的现代化。众所周知,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涵盖重大历史、重大革命、重大现实题材等内容,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生动地展现人的现代化这一重要面向,反映在重大主题聚焦党和国家在发展历程当中的重要时期、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进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
具体来看,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当中人的现代化呈现在三个层面,即思想的现代化、伦理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
《县委大院》
思想的现代化:对中国道路的探寻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首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救国救亡道路的艰难探寻,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寻,抑或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寻,都说明中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
而在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中,无数先行者的思想探索构成人的现代化的鲜活底色,《觉醒年代》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
五四前后,以北大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中国思想界,对未来中国走向何方处于迷茫之中。当时的中国面临何种境况呢?皇权虽倾倒,但是保皇派犹存;欧美之路似好,巴黎和会却暴露了真相;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大行其道,但现实实验纷纷宣告破产。中国到底要走向哪里?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行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东方,投向苏联,找到布尔什维克,找到马克思主义,并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成就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
《觉醒年代》深刻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在追寻国家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完整历程。该剧不但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探索,而且生动刻画出不同群体知识分子各种思想观念间的相互交流、交锋与质询,成功塑造历史大变革关头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思想万花筒,细致地阐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寻之路。这种对道路追寻中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全景式铺展,给《觉醒年代》的艺术质量烙印了非常浓重的人文底色,形成它不同于以往所有电视剧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气质。
《功勋》同样延续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道路求索的创作取向。
八位来自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国家功勋人物,承载了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奋勇之路,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功勋人物卷帙浩繁的人生履历和功绩,恰恰证明人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其中这些功勋人物迸发出的思想力量与精神气韵,为中国式道路的追寻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觉醒年代》
伦理的现代化:对中国情感的体认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人是在动态性、状态性的社会关系当中生成,人的社会化属性体现在人与人发生各种物质或者精神上的互动连结,并构成不同层面的伦理关系。因此,人的现代化,也必定指涉伦理关系的现代化。
《人世间》通过围绕周家几代人的命运起落,展现了中国式社会不同类型的伦理关系,将伦理的现代化描写得尤为充分。
首先是家庭伦理。周家作为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故事以周秉昆为轴心,通过周秉昆和郑娟的夫妻伦理,周秉昆与父母、孩子的亲子伦理,以及周秉昆与周秉义、周蓉的手足伦理,从而编织出传统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的多重维度。《人世间》透过家庭伦理书写着“家本位”的和谐价值观念,在家庭段落的故事讲述中,不同时期家庭成员对“家”的羁绊与守护,既彰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点,同时也渗入具有先锋、带有创新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新元素。例如郑娟的自我奉献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的自我牺牲,但同时角色具备的独立自主、坚韧自强的当代女性气质,又使其成为聚合周家奔赴美好生活的积极因子,有关“人”的新旧道德观、价值观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尽情展现。
其次是工作伦理。工作场域的伦理表达落实在价值感的获得,这主要体现在周家父亲以及周秉昆及其工友身上。周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抛家舍业奔赴于西南大三线建设长达20年,但周父却在沉甸甸的“八级工”认定中找到工作赋予的归属感。同样,周秉昆与六小君子命运多舛的工作经历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走向,构筑出中国底层工作伦理的现实性与温情感。
再次是政治伦理,体现在周秉义、曲书记为代表的官员干部身上。周秉义从政之后面临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对他的双重诉求,在中国人情世故、官场文化的裹挟之下,他最终站向最广大人群利益的立场上,充分展现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另外,曲书记给予六小君子的多次帮助,打破既往电视剧对党员干部工作方式的刻板塑造,生动描绘出人有情、事有度的书记形象,最终建立起勤恳、坚韧、正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观念。
可以说,伦理的现代化蕴含着对民族情感和社会风貌的充分体认,同时承认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多种需求与复杂面向,从内部家庭伦理出发,连通外部工作伦理、政治伦理,进而勾勒出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共同遵循的家国伦理经纬。
《人世间》
观念的现代化:对中国模式的诠释
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最终会落脚在对中国模式的深度诠释上。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简单接受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全盘西化”,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模式,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内生性迸发,展现了多元、异质、丰富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即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
《山海情》对中国模式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阐发。该剧严格意义上是一部“去贫”剧,因为扶贫是通过外来力量的介入实现脱贫致富,而去贫却必须根植于农民主体性的内生动力。《山海情》中国家东西协作扶贫战略的推动落实与发挥作用,关键有赖于农民自身对未来生活向往的主动认知与积极追求。剧中得福、得宝、麦苗、水花等新一代农民的成功,源于他们在传统自强观念的基础上主动接受现代的市场观念、生态观念。《山海情》找到了一种合理讲述中国脱贫实践的方式来回应新时代问题,突破以往电视剧广泛存在的依靠外在力量推动农村发展的叙事模式,不仅彰显了中国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体现东西协作扶贫的共同富裕模式,同时也凸显中国农民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体,其主体性观念的现代化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主体性问题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目标,人的现代化应该优先于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又成为社会现代化的结果。于是无论是《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大山的女儿》的黄文秀,还是《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县委大院》的梅晓歌,这些主要角色虽然存在迥异的身份属性,同时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却拥有不同时代都需要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自觉,通过超越所在阶层局限的价值选择,实现对自我主体意识的不断建构,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还将以往“边缘化”的群众形象进行前置,通过赋予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彰显人民力量对于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不难发现,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越发重视对人的深度描写,而且不同重大主题内容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人物群落关系,这些电视剧重新书写原来以阶级划分人群的固定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赋予人全新的精神面貌,共同描画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演进图景。同时,重大主题电视剧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叙写,不仅表征在剧中人物角色的现代化,同时还指涉电视剧艺术家创作该角色时注入的现代化意识,双重叠加产生人的再现代化的转换过程,因而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关注。
(作者:张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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